战役开始

    作为宪章运动机构的工人协会一经组成，为实现宪章而进行的比较公开的鼓动工作现在也就开始了。伦敦协会以有几个才能相当卓越的人物而自豪：其中有些是实际事务家，另一些是作家，第三类是讲坛上的演说家。最有能力的作家和实干家无疑的是威廉·洛维特。这位先生原籍康沃尔，出身于极其贫贱的阶层。青年时代，他离乡背井，徒步来到首都，几乎是身无分文。到达伦敦后的一段时期，他与贫困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全靠各种朝不保夕的工作来维持生计，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他设法学会了细木工人手艺，并在这个行业中造就了高度熟练的技术。作为一个劳动人民，他的地位不久就大大地改善了。洛维特是协会的秘书，可以毫不夸张说，他是这个团体的命脉与灵魂。他有清晰、高超的智力和卓越的办事能力，不论进行什么尝试，必定会圆满地实现；虽然不算演说家，但在实际事务方面，为运动所作的贡献却超过了那些比他更有口才的人。

    但是，比协会所有领导人更能在各郡产生影响的，首推亨利·文森特。这个青年出生于伦敦；但自幼就迁到赫尔河上的金斯敦，在那个使戈登堡的名字永垂不朽的行业中充当学徒。童年时代，文森特对政治已经特别感兴趣。十三岁时，他在赫尔河上的金斯敦的公众集会上初次登上了政治舞台，无疑地使许多比较成熟的政治家感到惊讶，从那时起，他不断致力于政治问题的研究，遇有机会，便就这些问题发表演说。后来他迁回伦敦，当时加拿大的起义给他以发挥演说天才的机会。然而，不久以后他就注定要在更大的舞台上崭露头角了。当宪章成为一个公开宣传鼓动的问题时，他被协会派为代表，到各郡去参加一系列的示威运动。那时他才二十五岁，正在精力旺盛的青年时代。就身材而言，他同他的助手洛维特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洛维特魁梧奇伟，而他却比中等身材还差一大截。但他风度翩翩，在台上更显得潇洒自如。凭他柔美圆润的嗓音、红润的脸色以及除偶尔露出怒容外的十分动人的表情，只要他当众露面，就会博得所有听众的倾心。在当代受人欢迎的演说家中，他的姿态也许是最潇洒、最优美的了。至于口才的流畅，他比得上所有的同辈演说家，没有什么人愿意在讲坛上和他媲美。他的罕见的模仿才能引得最严肃的听众也不禁哈哈大笑。他多才多艺，表情时而严肃，时而欢乐，变化交替，几乎能在十几分钟内扮演十几个不同的角色，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之一。对妇女们来说，他那清秀的体型、喜悦的眼光、无与伦比的模仿才能、炽热奔放的热情、音乐般的圆润声调，尤其重要的，为提高妇女地位所作的呼吁，使他成为一个人人喜爱的人物。民主派人士，不论男女，都把他看作英国民主政治的年轻的迪莫斯提尼①。

    ①迪莫斯提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322），古希腊的雄辩家、爱国志士。——译者

    这是对他的描写最诱人的一面；但为了逼真地写实起见，我们不应当掩盖另一面。文森特有激发群众的一切才能；但要使群众奋发的情绪坚定下来，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而这种能力，这位风度优美的演说家却不具备。以他的禀性，要想激起群众的热情，使他们积极地投入行动，并不困难；但要作出周密的论断，却非他力所能及，因此，我们应当坦率地表明不要求他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而进行任何尝试。他有自知之明——这是一位社会活动家难能可贵的天赋才能——因此能够机智而谨慎地支配自己的行动。他从不贸然踏入危险的论理领域；如果他这样做，他无疑地会同一切论理法则大相径庭。而且，他的雄辩术其实也不见得多么高明。当人们倾听他在讲坛上演讲时，他仿佛已经登峰造极；构成他的才能的要素，是他的态度、声调、姿势和激昂情绪，而不是他的议论。当然，为了表示对他公道，我们应当承认他偶尔也会说出一两句妙语，但这也只是偶尔而已。他能使听众深信他的演说自始至终是雄辩术的杰作；但是当他的演说一旦形诸笔墨，美妙的幻影立即消失，魅力顿时化为乌有，而神秘的吸引力也随之无影无踪。他好象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演说家。

    这就是协会派去激发群众潜在力量的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受欢迎的演说家在同等条件下所作的努力能比他取得更辉煌的成就。不论他在哪里出现，他都会引起十分热烈的反应。这段时期，文森特过着欢乐、兴奋而又十分忙乱的生活。他的活动主要局限在英格兰中部、西部和威尔士南部。有时他冒险到北方去，在那里，这位风度优美的演说家并不显得十分出众。中部地区的北安普敦、莱斯特、诺丁汉、班伯里、考文垂和伯明翰；西部地区的切尔特南、巴思、特罗布里奇、布雷德福、布里斯托尔、埃奇河下游的伍顿、斯特劳德等地——这些都是他发挥雄辩演说才能的主要场所；而在其中某些地方所发生的影响，甚至一位王侯也会啧啧称羡。在威尔士人民中间，他慷慨激昂的演说唤起了每个人的由衷同情。当他描述劳动阶级水深火热的苦难时，他的动人心魄的语调把那个敏感的民族的热情煽成一股烈火，事后任何深思熟虑也无法使它缓和下来。作为一个鼓动家，他获得了如此出色的成就，以至在富有的阶层中，也有很多人完全出于好奇心，常来参加他的集会；他们一方面承认他的才能，另一方面却在诅咒他的原则，乞灵于迫害的手段来缩短他的政治生命。正当伦敦协会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威尔士进行活动时，其他党派的组织工作也同样积极展开。政治性联盟成为一时风尚。在兰开夏、约克郡和柴郡的广大工业区，几乎没有一个城镇或村庄不能提出一份热心于民主政治人士的名册。就基础而言，这些区域的联盟和工人协会略有不同。如前所述，工人协会是不让所有非劳动人民对它的事务享有发言权的。姑且不论这项规则的用意何在，它所依据的是一个有害的原则——阶级排他主义，这种原则，任何一个阶级施加于另一阶级，都是不公道的。民主政治消除一切阶级差别，承认人就是人，而不问他的身外条件。然而，令人相当怀疑的是，确定上述规则的动机与其说为了提防上层阶级，不如说为了想把某些受其厌恶的人物排斥在会议以外，因为这些人物的声势是提倡上述规则的人们十分畏惧的。事实果若如此，那么再没有比他们所采择的途径更不明智的了。一个人属于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愿为贫民的事业进行鼓吹，却在他的道路上设下障碍，而又不能提出正当的理由，这就会被群众看作是一种变相的迫害，他们必将聚集在不公道行为的受害者的周围。各协会也许认为某些人的鼓吹会损害民主事业，但正当的途径是指出这些人的错误所在，而不应当违反平等原则，企图箝制他们的言论，因为这种平等原则正是他们自己用口用笔大事提倡的。

    人们断定，排斥别人的这一条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那个名望卓著、行为怪僻的费格斯·奥康纳。他在爱尔兰境内久已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同时在英格兰劳动阶级中间也正开始发生影响。他能夸耀自己是一个爱尔兰王族的后裔。这种自夸怎么会有助于使他受人尊敬，始终是一个谜，因为，毫无疑问，要是有人配称为胆小怕事的懦夫而被人们耻笑的话，所有读过爱尔兰历史的读者必然会坦率地承认，爱尔兰的历代国王都有那个特性，而奥康纳的祖先尤其如此。1831年，费格斯·奥康纳在爱尔兰人民的面前初露头角。他的主要任务是使自由主义分子当选为下院议员。在联合王国境内，任何地方的竞选活动都不象爱尔兰那样以十分激烈的党派精神展开斗争。因此，每一方必须有极大的劲头，才能保证成功。奥康纳正好是一个适合于爱尔兰竞选斗争的人。拳击场上，谁也比不上这位竞选拳击家能够那么奋不顾身地使尽最大的气力，从人丛中打开一条出路；而且，他对盟友们的贡献还不仅限于他的拳脚。他以律师为业，又是一个具有中上辩才的爱尔兰人，他能在竞选坛上以相当大的说服力，为一位候选人的主张进行辩护。他就是以此为奥康内尔提供了必要的效劳，在一段时期内，赢得了奥康内尔的欢心和赏识。然而，倘若要这两个不同类型的人长期处于互相取长补短的和睦状态，这是不可能的。奥康纳在爱尔兰享有很高的声望，1833年被选为在科克郡的议员，就足以证明这点。奥康内尔，作为爱尔兰人民的领袖，势难容忍一个预料将会分割他的一部分势力的人，而奥康纳又不肯俯首贴耳地顺从一位上级。米尔顿借叛逆天使的口所说的话十分切合他的情况：“宁在地狱称霸，不在天堂称臣。”奥康纳在议会任议员期间，始终同他的领袖发生龃龉。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争端的症结所在大抵是由于奥康纳的言行比较一致。奥康内尔为了使他的党派取得地位和政权，时常不惜牺牲原则，迁就辉格党员。在这种策略方面，奥康纳从不附和那位大鼓动家，却一贯地设法破坏他的计划。这种行动终于使二人分道扬镳，永远不再携手合作。

    奥康内尔这样抛弃了他以前的盟友，不啻把他当作一个礼品赠给了英格兰的激进分子。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激进派中一部分人虽然不对奥康纳表示十分欢迎；但另一部分人却欣然接受了他的效劳。他曾在下院占有席位，但在上届选举后，他的席位已被议会委员会借口资格不合而加以撤销。这件事有助于他博得激进派团体的好感。工业区是奥康纳所选定的阵地，希望在那里为自己争取一个优越的地位。对他那样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来说，这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于是，他走遍那些地区，足迹所至之处，通过他的努力，一个个新的政治联合会便建立起来了。一旦时机成熟，所有这些政治联合会便拥护宪章。

    由于舆论日益赞同根本性的改革，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经过了一次改组。这个团体的名称是伯明翰政治联合会。它的执行委员会包括几名在社会上有权有势的成员，其首要人物是伯明翰自治市选区的议员托马斯·阿特伍德先生。另外两位是芒茨兄弟，其中之一现已递补了阿特伍德先生为了安享悠闲岁月而退隐所遗留下来的职位。《伯明翰日报》的编辑道格拉斯先生也是一个积极分子。后来调任市参议会秘书的埃德蒙兹先生也予以赞助；但是该团体的主要代言人也许是约翰·柯林斯先生，一个工人。在宪章运动开创以前，该联合会已经同意有关提倡普选权、无记名投票和议会每年改选等方案；但当它看到舆论的浪潮开始趋向于更加彻底的改革时，它就轻易地顺势投入那股滚滚的洪流，正式表示拥护宪章。

    在巨大的改革运动中，诺森伯兰和达勒姆郡并不落后于南部的同胞。民众的思想多少已由奥古斯塔斯·博蒙特做好了准备。博蒙特是所有曾经登上公共讲坛的最勇敢、最坚定的激进分子之一。他时常对纽卡斯尔及其邻近地区的很多听众就当代一切主要问题发表演说。由于他所宣扬的十分激烈的主张符合正义，宪章是不可能不受欢迎的。人民倾向民主改革的热情无日不在高涨。这两个郡的激进分子组成了一个团体，命名为北方政治联合会，拥有几千名会员。其中大部分人属于生产阶级，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是社会的中层人士，他们在运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在卡莱尔，民主派分子也开始团结起来。当地的居民是全国最穷的人民的一部分，他们以十分热烈的情绪，接受一项旨在提高劳动人民地位的运动。这个阶级拥有一些具有才干的领袖人物，他们愿意给当地人民指出努力的方向。

    苏格兰开始显出十分活跃的局面。伯明翰政治联合会指派柯林斯前去探测激进派的意见，为此目的，他旅行了广泛的地区。在这次视察旅行中，他至少在二十所教堂内宣扬了政治主张，发现一切情况都合乎他的心愿。主要的政治家们仿佛已经做好实行改革的一切准备。细节方面的分歧意见已不再加以考虑了。和伯明翰的同胞们一样，他们将一切次要问题丢在一边，愿意集中力量，结成一个整体。但是经过了一个短暂的时期以后，宪章联合会才以惊人的速度兴起；现在，大不列颠各方面的激进分子好象已结成一支强大的队伍，大家同心协力，决心实现他们寄予希望的伟大目标。

    各种政治联合会的组织仅是实现一个伟大的民众运动所必需的机构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份机关报来强调他们的要求，或记载他们的活动，那么即使把人民集合起来，也没有什么用处。因此，激进派当前的急务是创办报刊，向公众提供有关共同事业各项问题的报道。

    伦敦的工人协会已经有它的刊物。在规定对报纸征收四便士印花税的法律废止后，赫瑟林顿的《二便士快讯》改名为《伦敦快讯》，这个名称一直保持到停刊时止。它的编辑名叫博蒙特——大概是奥古斯塔斯·博蒙特的本家——他经营这份报纸，表现出相当的才干。这份报纸的各栏篇幅几乎全部报道政治改革，虽然有时也涉及一些社会疾苦问题。它的伟大目标是要把宪章制成法律，从而把其他一切问题置于次要地位。它的政策是所谓道义派的政策，否定用暴力来实行改革的一切概念。它经常竭力使读者们牢记，只有通过和平途径才能实现人民的政治解放。它的文章多半含有温和的劝导语气，销路并不太广。这份报纸就是协会的机关报。另一份报纸在利兹自治市发行，名为《北极星报》。报馆老板是深得人望的费格斯·奥康纳，他已成为工业区职工们崇拜的偶像。从来没有一份报刊创办得比它更及时的了。他领会并反映了时代精神。但是，奥康纳所以能够顺利地创办《北极星报》，不仅依靠他本人的资财。他的朋友们认购的股份不少于八百镑，要是没有他们的及时援助，当时他是否敢于冒险一试，就难说了。这些朋友对该报的成功具有信心，而结果也证实了他们预测的合理，因为《北极星报》已迅速地跃居一切民主报刊的首位。它的编辑是威廉·希尔牧师，其人文笔犀利机敏，只是人缘不算很好。该报如此受人重视的原因并不在于编辑部。两种情况有助于它在群众中博得好评。一是奥康纳的声望，这种声望主要归功于他拥有一份报刊，从而能把他的一切活动记载下来，并在报上十分显著的地位报道他的言论和实际行动。一是人们认为《北极星报》对运动作出了最完整的报道。国内任何地区举行集会，哪怕是在穷乡僻壤，也不会不在该报各栏中有所报道，并用华丽的词藻，来激起读者心中的兴趣，并使演讲者由于自己的名字在报上受到称赞而扬扬得意。即使他们以前从未登上讲坛，他们的演说也被说成是口若悬河，大逞雄辩，等等；并且受到有意吹捧，仿佛它们是适合在每日报刊专栏中发表的议会高谈阔论。这样，在远方的人看来，平凡庸碌之辈都成了富有政治智慧的预言家。读者不要误认为这些话是有意诽谤劳动阶级在这个伟大运动中所显示的真实才能；因为，不论那种才能如何言过其实，我们决不容许它遭到鄙视。

    我们必须记住，大概在此以前，除了“统一工会”时期之外，工人阶级中即使文化较高的人也不大习惯于当众发表演说。讲坛一向几乎完全被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所霸占，很难想象，大半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劳动人民会在旦夕之间成为熟练的演说家。但是宪章运动初期确是显示工人阶级演说天才的时代。它使最微贱的人们获得了在公众集会上发言的机会，于是，他们便如饥似渴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也许没有必要说明，这些演说以及发表演说的集会常被《北极星报》夸大得过了头，但是这种夸张恰恰就是它所以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以前从不习惯于看见自己的名字在报上出现的人们因此殊荣而受宠若惊；虽然有时他们很难辨认出本人的肖像，然而，艺术家的过度着色不能说不是深得吾心。在我们中间，谁不是多少有些虚荣心的人呢？受到这样尊重的人们在为《北极星报》推广销路方面，和专职推销员同样得力，因此，它的销路一度几乎达到每星期五万份之多。使它凌驾于其他各报的另一原因，就是洋溢在它字里行间的那种精神。因此，与《伦敦快讯》提出的道义力量的观点不同，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学说。奥康纳在他的演说中已把公众的心理激发到如此程度，以致几乎无法使他们满足，于是，《北极星报》便竭力弥补群众意犹未足之处。每一个星期，人们以惊人的饥渴情绪阅读它的各个版面，每读一次，热情便高涨一次。为了满足自己的渴望，读者越读越想读，直到陷入了如痴如醉的状态；凡是不带有暴力味道的文章，决无被广大群众贪婪地阅读的任何可能。

    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运动中出现了另一期刊，刊名十分响亮，叫做《北方解放者》。经营者既有魄力又有才干；它最初的议题比《北极星报》或《伦敦快讯》的议题优越；它特别地代表诺森伯兰和达勒姆的民主主义者，它的销路几乎局限于这两个郡，虽然并不完全如此。

    爱丁堡是一个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它在报刊这样一项重大事务方面决不甘落后。当时在苏格兰还没有一份民主的报纸，于是它就弥补了这个缺陷。一份以文笔出众、编排美观著称的期刊，在当地居民约翰·弗雷泽先生负责编辑工作之下创刊了；刊名为《真正苏格兰人》。它专门比较详细地记载苏格兰民主派的活动。在道义力量与暴力的问题方面，它与《伦敦快讯》如出一辙。

    伯明翰的激进分子并不缺少机关报：他们不需要一份新的报刊。道格拉斯先生是《伯明翰日报》的编辑。既然发表有关民主主义的议论和文章已经成为一时的风尚，而且进行这种投机又有利可图，于是《伯明翰日报》经过轻而易举的改头换面，便从提倡温和改革的立场转变为公开承认拥护极端民主主义，并在伯明翰及其邻近地区产生了不少影响。

    未隔多久，运动中又出现了另外三份激进的报刊。其中最先出版的也是最重要报刊名为《职工报》。它的编辑詹姆斯·布朗特尔·奥布赖恩，是一个才气横溢、出类拔萃的人。多年以来，他以作家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通常署名为“布朗特尔”，在影响英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方面所作的贡献胜过任何其他知名的作家。

    第二份报刊以《宪章》的名称问世，由威廉·卡彭特主编。他是一个有相当文学造诣的人，编有一本政治教科书，内容包含在论述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方面最受欢迎的一些作家的文选。

    第三份报刊代表科贝特政治学派，取名为《战士》。科贝特的几个儿子和其他的人主持该报的编辑部。该报在各版上对费格斯·奥康纳及其一派的所有首脑人物表示深刻的仇视，公开指责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

    不难想象，由于大部分公众的心里倾向于这一新兴的运动，才吸引了这几份报刊的所有人冒险把资金投入这项带有风险的事业。除了工人阶级以外，他们很难指望获得任何其他方面的支持，而民主主义的敌人必然会用尽一切方法，来缩小它们的销路，摧毁它们的势力；但是当时的运动确实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从“统一工会”时期以来，从来没有如此广大的群众为了任何一项事业而团结在一起。民主主义的精神发展到如此高度，毫无疑问，人民的领袖们不久必将引起统治阶级的注意，并招惹他们的干涉，不然的话，就必须从重要的地位向后退却；站着不动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格言必须是，不退则进，而他们选择的是进。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结果。

    现在，宪章的鼓动工作正在十分认真地进行着。当时决定，为了发扬民气和促进共同事业，准备在所有重大中心地点，举行一系列的示威游行。各协会开始呈现出不可忽视的声势；每星期，大批人士参加了激进派的行列。工人协会、伯明翰政治联合会和其他团体忙于派遣最有才干的宣传员，到远处去煽起正在复燃的民主火焰。

    格拉斯哥是第一个比较著名的城市，它以一种壮观而引人注目的场面，来表示它的市民对新兴运动的热爱，而当时出现的情景，对目击者来说，是永远难忘的。工人们预先作了安排，在格林草坪上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格林草坪是格拉斯哥供人们呼吸新鲜空气的一片宽广的场地，在它的尽头，壮丽的克莱德河的汹涌波涛奔腾而去。1838年5月28日，工人们自己举行了这次声势壮大的示威行动，几乎完全不依靠任何其他阶级的协助。只有一两名中产阶级人士对这次行动给予支持；但是，这次示威做得比任何事情都周密，或也比任何事情博得有关各方的更大赞扬。整个安排证明了格拉斯哥的工人阶级处理自己事务的才能。伯明翰联合会决定给予一切可能的赞助，使这次示威行动受人重视并具有声势，因此指派阿特伍德、道格拉斯、埃德蒙兹、芒茨和柯林斯先生去协助格拉斯哥的民主主义者。

    在11点钟以前，从各路来的几万名群众在格林草坪上集合，一到11点钟，游行队伍整队出发，前往城市东区去迎接事先约定在那里等候的阿特伍德先生及其同事们。浩浩荡荡的人群，排成六列纵队，大踏步地前进，而在整个路线的各条街道上，又挤满了稠密的人群，他们都渴望参加这项旨在实现政治改革的伟大行动。据估计，不少于二十万名健壮的劳动人民在这次盛大的集会上显露了他们疲劳的脸容。即便从前为实现修正法案进行鼓动的时期，也没有这么庞大数目的人们走出工场和家庭来响应这个全国性的号召团结的呼声。天空中回荡着轻快的乐曲和群众热烈的呐喊。沿着整个游行路线，共有四个乐队，各自隔开相当的距离，二百多面大小不一、式样各异的旗帜，颜色十分美观，在微风中轻盈地招展，给那一天增添了一份欢乐气氛。一面来自斯特拉撒文的旗帜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好奇心和兴趣，因为当苏格兰人为了争取宗教自由而展开激烈而伟大的斗争时，这面旗帜曾在德拉姆克洛格战役中飘扬在刚强英勇的盟约军头上。游行队伍通过一个指定地点，需要一小时半的时间，而当阿特伍德先生及其同事们出现时，人民群众的热情再也高涨不过了。队伍回到草坪后，市议会议员特纳被选为主席，几名工人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支持各项决议和提交议会的请愿书。接着，参加集会的广大群众向阿特伍德先生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表示感谢。后来，当热烈的欢呼、帽子的挥舞以及击鼓声停了下来，阿特伍德便对大会发言了。他首先非常有力而又富于感情地描述了工人阶级的疾苦，认为1832年的修正法案企图增进国家的利益，到头来却是彻底的失败。然后他阐明了由伯明翰政治联合会达成协议的行动计划。请愿书将由全国所有的民主主义者签名，据他估计，签名者将有二、三百万人。如果议会最初对人民群众的要求无意让步的话，这种请愿的做法将会不断地重复使用；如果他们对议会进行了一次公正的考验以后，仍遭拒绝，工人们则联合乐于赞同他们的意见的中产阶级人士，宣布一次庄严神圣的总罢工，停止一切劳动。任何人都不会动手做工，但是每一个人都将把他的勇气、才智和力量集中于促进人民的事业方面，直到胜利之神含笑赞赏他们所作的努力。埃德蒙兹、芒茨和道格拉斯先生以类似的口吻相继发言，给集会群众莫大的鼓舞。看来他们四人谁也不愿意轻易忽视他们所见到的阻碍在人民道路上一切障碍。“反对我们的是，”阿特伍德大声疾呼地说，“所有的贵族、十分之九的绅士、庞大的牧师队伍和一切养老金的领取者、无功受禄的冗员、以民脂民膏为生的吸血鬼。”但他似乎从未考虑到最大的障碍却是最近享有选举权的中产阶级。

    墨菲先生和韦德医生以伦敦工人协会代表团的名义参加集会；后者在这次盛大的集会上以十分乐观的论调发表讲话。“我们有足够的武力，”他在结束演说时大声说，“但那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道义力量来实现我们的一切要求。”

    演说结束后，集会的群众各自散去，秩序井然。市警察局长米勒上尉在这次反映公众舆论的集会上担任总指挥，他说他从未参加过比这次集会秩序更良好的集会了。这次大示威结束后，晚上举行了宴会，参加者约六百人。茶商莫依尔主持宴会；协助他的有阿特伍德、道格拉斯、芒茨、柯林斯、埃德蒙兹、韦德医生、墨菲、特纳和爱德华兹牧师等。宴会上洋溢着同样的热烈情绪。每一位演说者看来都对未来充满着希望，表示要以坚定不移的决心把这项伟大的事业进行到底。他们好象预期，在不久的将来，这项事业将能使人民群众摆脱政治上的不平等和社会上的苦难。格林草坪上的示威集会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鼓舞力量，他们表示决心，要为人民争取自由的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1838年6月27日，泰恩河和韦尔河两岸的居民决心用全国群众从未显示过的在道义力量和庞大人数方面的最壮大的阵容，来表明他们对新兴运动的赞助。集会经宣布将在纽卡斯尔的广场上举行，这是该市镇偏北的一片宽阔的公地。当天一清早，群众在各交通要道上排列成行，对即将举行的示威游行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上午9时，在全欧洲最美观的礼拜堂前的一片空地——圣尼古拉斯广场上，开始挤满激奋的广大群众。各行各业的队伍从该市镇的各区向上述地点进发，然后，主要队伍从这个中心点开始游行，这些有组织的队伍排成六路纵队，在整个一长列游行队伍的左右两侧，围有无数群众。长长的行列延伸出去，当前队到达会场时，后队还在街道上缓步徐行，离讲坛尚有一英里半之遥。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至少有十四个乐队，而在整个路线大约每隔三十码处，十分雅致美观的旗帜迎风招展。许多旗帜上面，写着引自拜伦作品的表现爱国精神的诗句，例如下列一些：

    自由

    自由之神再一次召集大军，

    发抖吧，你们这些暴君！

    难道你们还讪笑这是虚张声势？

    到头来，你们会流血而不仅流泪。

    希望

    我仿佛听见一只小鸟在歌唱：

    人民将来会有更强大的力量。

    我们的天赋权利

    上帝将自由恩赐给人类，

    对芸芸众生都一视同仁。

    过去和现在

    我们应当为了过去幸福的日子而流泪，

    我们应当为了祖先所流的血而羞愧。

    辉格党

    一度令人敬慕的假仁假义的朋友，

    原来比最狠毒的敌人还要狠毒，

    他们以往宣扬全人类应有的自由，

    而今连人们的思想也用镣铐锁住。

    革命

    我曾见到一些民族，

    犹如负荷过重的牲畜，

    一脚踢开上层阶级，

    立刻卸掉了背上重负。

    另一面旗帜上，引用了彭斯著名的诗句：

    人世间的残酷无情，

    使无数苍生痛心。

    还有一面旗帜也引用了这位诗人的诗句：

    等级只是财富的印记，

    而最高贵的却是人民。

    此外，还引用了考珀、戈德史密斯等人的名句，但大部分题词是自己创作的。

    游行队伍尚未全部到达讲坛周围场地以前，格雷先生提请推选一位曾经积极参加历次民众集会的老练的民主主义战士道布尔德先生为大会主席。当时广场上呈现出进步事业的敌人称之为“真是可怕的景象”。参加集会的人数估计有八万，当他们到达场地时，表现出十分热烈的情绪。在再一次的欢呼声中，主席开始进行大会议程。他脸上喜悦的表情必然会在群众大会上博得好感，也许当天发表的一切演说都不象他的演说给人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为了表示公道起见，我们不妨摘录其中一段。

    “直到亨利六世统治中期，普选一向是我国的习惯做法。那么，怎样丧失的呢？是在内战的混乱中把它丧失了的。人民不知道它的可贵，而在花言巧语的掩饰下，法律就被修改了。从那时直到现在，英国人一直身受那种奸诈行为造成的后果。祸患就逐渐地生出来了。那时候，国家富裕，老百姓丰衣足食，富足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几乎无捐无税；也有可能做到无捐无税，因为民选的议会关心人民的收益。但是一旦丧失了民选的议会，一切就变样了。贵族逐渐发觉人民过于富裕了，因此，他们便制定法律来纠正这个弊病。真的，他们确实制定了法规，把工资降低到一定的水平，生怕人民变得过分奢侈，但法定工资却表明了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况。即使根据这一类的法规，劳动人民每星期的收入依然多到够他买一头很好的肥羊，或买一堆上等的牛肉。那种日子好得很哪，可不是吗？现在劳动人民还能过那样的日子吗？那些家伙的心肠真是好啊，他们不但关心人民不该吃得过饱，而且不该穿得过于华丽，于是他们制定法律，规定劳动人民或手艺工人所穿的外套、长统袜、衬衣不准采用超过今天每码价值二十四先令的布料。现在这项法规已没有多大的用处了。事态就是这样变化的。贵族的权势和专横越发加强，人民的贫困便越发加深，最后，到了1770年前后，他们把英国榨得相当枯竭以后，就想方设法向美洲殖民地征收税款，可是，英勇的美国人民受不了这些；他们起来反抗，战事爆发了，爱国主义者一举成功，北美联邦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共和国，人们所称的英国国债现在已猛增到二亿五千万镑巨额；而这个庞大的数字全是为了填满贵族强盗的欲壑的啊。十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贪得无厌的贵族吓得手足无措了。他们对法国人民宣战，阻止他们建立一个贤明的政府。不义的战斗持续了二十年，结果使英国人民负担着八亿镑巨额债款和世界上无可比拟的重税。”

    主席的演说非常适合集会群众的口味，他好不容易才把它结束；然后，他介绍一位工人詹姆斯·艾尔先生发言，后者在演说中发表了下列言论：①

    ①作者在本书中引用有关演说的内容时，往往将间接引语改为直接引语，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以下一段就是这样。——译者

    “今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一起，在自由之神的祭坛前顶礼膜拜，这使他感到骄傲。在他们头上，高悬着压迫者的利剑，但是倘若必要的话，他们也会拔出正义的利剑，而且，除非受尽屈辱的英国人民能使正义伸张，否则就永远不将剑收进鞘中。他向周围殷切地张望，想找到一位贵族的脸孔，以便向这位贵族说明他心中的想法，但可惜他却认不出这位勋爵或那位公爵。认不出！认不出！他们不敢面对纽卡斯尔人民的义愤。他接下去提到手里拿着的那份决议书中的一段；决议书宣称，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注意！不是一切合法的手段——而是足以得到普选权的一切手段。他不禁又间接提到了君主制度；这种制度直到如今只为它本身的利益来统治国家，但他在全体集会群众面前，并以会议的名义声明，如果这种制度不为千百万广大群众的利益来进行统治，它就决不应当再统治下去。饥寒交迫、孤苦伶仃的人们、孤儿寡妇们，以及后世子孙，要争取自由就得依靠一切手段——我们的后世子孙会找不到这样的手段吗？普天之下，劳动人民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而压迫者将会发觉不论在任何地方，劳动人民都快要团结起来了。知识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他从人民的知识普及，以及人民现已团结起来等等方面，预见到全世界贵族的崩溃，而且为期不远了。他们有**君主尼古拉斯①的代表、花言巧语的暴君路易·菲利普②的代表和兄弟暴君们的代表，来一同扶助一个小女孩登极，使她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君主，其实，让她做点针线活，会更有用，也更合适；但是，人民不再会受他们炫丽的服饰欺骗了；他们将照顾自己，照顾家庭，因为如果说他们看到了王族的华饰的话，那么他们也会看到那个该死的巴士底监狱的。”

    ①俄国皇帝（1825—1855年在位）。——译者

    ②法国国王（1830—1848年在位）。——译者

    上面一段摘录也许是表明那个时期工人阶级演说天才的最佳的范例之一，可以断言，其中措词用语决不会使任何集会黯然失色。但是，我们看到人们在比较琐细的问题上枉费唇舌，这实在是可悲得很哪。今天，还有什么明智的人，会把君主制度看作是民间疾苦的根源呢？倘若明天废除了君主政体，而让劳资间的基本关系仍保持在现有的基础上，那么，你实际上就是毫无所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