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

    社会上每一阶级都有它独特的主义和偏见，而且对它们珍护甚于一切。贵族以自己出身高贵而自豪，在这种高贵思想的基础上，他们建立起独有的特权，小心翼翼地尽力维护这种特权。除了社会上为他们提供必需品和享乐条件时以外，他们一向爱好的做法是，对一般社会采取远离的态度。在这种出身高贵的幻觉下，他们尽力防护自己不被“下层社会”玷污，直到由于挥霍无度不得不联合平民家族，这些家族由于积极从事工商贸易，已变得比他们更富有了。工商贸易的范围愈是扩大，英国贵族的没落趋势也就愈加明显；在我们几乎完全不依靠贸易而只仰给于土地物产的时代，正因为贵族拥有土地，他们的权力几乎是绝对的，即使在工商贸易大大发展的时期，也要在很久以后，这种权力才开始显著地下降。

    但是近代的文明已经使各个阶级的相对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财富就是权力，这已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事实，而且这种权力，在它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个威胁，要把贵族阶层幻想中所存在的一切尊荣吞并过来。到十八世纪末叶，这种权力已经开始占有很大的地位。它一天天地扩大，而且每年都大大地增加了它的分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享有爵位的阶级惊惶失措，他们好象一只正在沉没的船上的水手一样，想用一切办法使自己免于被那个威胁要吞噬欧洲各国贵族的波涛汹涌的大海所淹没。在他们看来，对法国共和党人发动一次歼灭战，才是挽救他们自己的唯一出路，否则他们无法摆脱一个不可避免的厄运。于是，他们不惜用鲜血或资财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主动投入了有产阶级的怀抱。凡是拥有军事财力的人们都被他们劝说来提供一臂之助，以期压倒民主革新的潮流；拿破仑煊赫一时、但是遍地腥膻、野心勃勃的政治历程一旦告终，人们就发现我们国家背上了大约八、九亿镑的债务，这副重担就是那一代和后几代人为了恢复正统和世袭特权所偿付的代价。这样，贵族不惜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来支撑他们摇摇欲坠的权力，而有产阶级便成为他们希望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不难想象，中产阶级在支持没落的贵族统治方面既然是必不可少，他们决不会甘心长期处于政治特权之外；因此时隔不久，便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意愿，要从他们在危难时期曾经那么大力效劳的人们那里分得一部分权力。在这以前，立法权几乎完全由贵族独揽，他们紧紧抓在手里，毫不放松。贵族院完全是他们自己的私有物，在它和下院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着多大的区别，因为下院是在贵族的恩赐下选出来的；在大多数的问题上，两院间保持着深挚的同情，它们恰当地认为彼此都是同一棵树上的分枝。可是，由于工商业发展的结果，中产阶级的重要地位正日益上升，到了最后，那阵和风——它吹到上层阶级耳中就成了可怕的名称“改革”——一变而为喧嚣扰攘的怒吼，仿佛要从根本上动摇贵族权力似的。

    中产阶级自知单靠自己的力量还嫌不足，曾乞援于千百万劳动人民，这两个阶级结合在一起，使一切可以利用的场所都对当时流行的要求改革的声音彼呼此应。报刊上开始连篇累牍地登载演说词和论文，竭力主张实行更广泛的代表权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为了支持这项大声疾呼的要求，斯温上尉①曾在几个重大城镇大显身手；这场毁灭性的斗争虽然使一部分参加者因违法行为而受到惩处，但这些行动毕竟加速了中产阶级统治的来临，到了最后，军队中的不满迹象使他们如愿以偿。在举国殷切期望与群情激昂的气氛中，选举法修正法案经过几次否决以后，终于在两院获得了通过，并经国王批准。这样，中产阶级的宪章就制定了。贵族利用中产阶级的支持来粉碎民主主义，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正在对一种终久将把他们压得粉碎的力量承担着义务。这样，享有特权的**政权往往在刚跨过了一个墓穴后，却发现就在眼前咫尺之处还有一个墓穴。

    ①一个虚拟人物的名字。1830—33年间，英国农民为了保障自己就业，反对使用脱粒机，往往以斯温上尉的名义写信给使用脱粒机的人进行恫吓。——译者

    然而，中产阶级之所以能顺利地赢得人民群众的合作，是由于曾向他们许诺过一些重大利益；而群众本身也在指望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但他们极易被人诱离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中产阶级劝他们暂时放弃比较广泛的要求，以便最后能更有效地获得它们。中产阶级说，“支援我们来实现修正法案吧，我们一旦有了选举权，就会利用我们的权力来协助你们取得你们的权利。”每当工人阶级敢于对人民主权这个更广泛的问题提出意见时，这就是对他们所作的千篇一律的诺言。这个诺言比较容易令人相信，因为当时他们心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想法，认为两个阶级的利害关系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们推想，一个阶级是不会有意欺骗另一个阶级的；他们决没有料到会背信弃义，因为他们断难设想这种可能出现的事件的目的何在。两个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极大悬殊完全被忽视了；他们思想上存在着一种混乱的概念，认为中产阶级议会可能有把握通过的有关调整税率和一些其他法案就是他们奋斗的主要目标。因此，有人只要自称为改革家或自由主义者，在一些琐碎的问题上任意说几句含糊笼统的话，就会博得大多数人的同情，其效力竟象他就要把他们引入人间天堂似的。政治改革、厉行节约、保持和平、教会改革、市政改革、对爱尔兰人民主持公道，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的口号；这一切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贫民阶级很少加以研究，但他们对盟友的诚意始终是深信不疑的；他们以迷惘的眼光憧憬着未来生活的改善，至于改善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他们从不费心去调查，因此也不理解。

    新兴的中产阶级选民使改革家们在下院中赢得了巨大的多数，在这个多数党的身上，全国人民倾注着他们的希望。但是，为时不久，所有原来建筑在空中的那些宏伟壮丽的楼阁都无影无踪了。对爱尔兰人民主持公道的法案可以用国王的一篇演讲词作为例证，他竟建议通过一项严峻的高压法案来解救那个遭受苦难和创伤的国家。甚至奥康内尔那样一个辉格党的盟友，对女王演说中的一段也不得不用“血腥”一词来痛加抨击，并以同样率直的语气，谴责他的盟友们为“卑鄙、残酷、血腥的辉格党员”。然而，尽管这位伟大的鼓动家及其爱尔兰支持者们给予有力的抨击，法案仍然提到议会，并以压倒的多数获得通过。此事正是发生在制定选举法修正法案的后一年。

    辉格党关于厉行节约的主张，不久便在提出修正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项法案中有关济贫部分时得到了证实。法案起草人并不隐讳他们的意图。马尔萨斯的这些信徒明确表示，法案的目的是要使贫民靠更粗粝的食物过活；为了证明这是他们的目的，布鲁厄姆勋爵竭力主张，凡是工资不多的各个劳动人民阶层应当及早积聚充足的资财，以便在晚年自维生计。对这种标新立异的主张抨击得最有力的，是那位不朽的威廉·科贝特，他用言语和文字给予猛烈的批判，对法案的每一条款，在原则上都投票反对。议会中另有一些人大力支持贫民事业，但在下院中的一切反对并未奏效，法案终于制定了。议会假借改革和自由的美名，废除了教区组织，使贫民救济事业听从三人小组的旨意，而该小组却完全不受纳税人的丝毫节制。

    时隔不久，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对于对爱尔兰教会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不名誉做法进行了改革。他们在尝试失败以后，引咎辞职，继任者是罗伯特·皮尔爵士及其政党。这位尊敬的男爵享受尊荣不到几个月，辉格党重新上台，这时他们已抛弃了先前引以辞职的那个原则。由于害怕激起民众的公愤，政府和议会采取了一些权宜措施；事实很明显，改组后的下院只在不断地维护罪恶方面才是有力量的。这就是上当受骗的人民曾寄予满腔希望的议会啊。

    不过，在那个**下院的议员中，也有几个人比绝大多数议员更多地表白了自己的民主主义倾向。在这个小派别中居首要地位的是约翰·阿瑟·罗巴克，与他携手合作的有约翰·坦普尔·利德、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汤普森上校、托马斯·韦克利、沙曼·克劳福德、约瑟夫·休姆、鲍林博士和丹尼尔·奥康内尔。这些人和另外几个议员形成了下院的极端派；在群众的问题上，他们确实往往敢于大胆发言，与辉格党人及其赞助者平淡无味的演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把代表选举制修正案列为经常讨论的议题，虽然从来没人提出任何体现他们宗旨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法案。他们中间有人在下院倡议选举权问题，有人倡议无记名投票法，有人倡议议会任期，而有人又倡议财产资格限制。

    激进派最勇敢的行动是在现任女王登基后召开的第一届议会会议开幕时采取的，但到这时，罗巴克等人已在普选中被剥夺了席位。当将那份致女王演说的答词提出来讨论时，韦克利先生提出一个修正案，即在答词中增加一节，内容是向女王表明，该院一有机会，即开始考虑通过法案，使人民享有更大的代表权，例如扩大选举权，采取无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