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分析它，并能翻译成我们所知的任何语言。但我还要进一步推测。如果我们的新亚当和夏娃能生存并能生养后代——仍然与任何文化影响完全隔绝——那么实际上他们会造成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也会有关于财产的法律，关于**和婚姻的准则，禁忌和回避的习惯，以最少的杀戮处理争端的方法，对超自然现象的迷信以及与之有关的习俗，一套社会等级体系以及体现它的方法，青年人进入社会的仪式，包括妇女装饰的求爱实践，一般身体装饰品的表征体系，男人们把妇女排除在外的某些活动和协作，某些投机事业，工具和武器制造业，神话与传奇，舞蹈，通奸，各种杀人，自杀，同性恋，精神分裂症，精神变态，神经病，各种医生治疗上述病症所取得的利益，取决于人们如何评价他们。”

    文化，包括更加灿烂的仪式和宗教形式，可以解释为一种环境追踪设施的等级系统、各种生物反应（从千分之一秒快的生化反应到需要数代之久的基因替换）就是这种系统。在缓慢的时间尺度终端，把文化放在了系统之内。现在可以扩大这个概念。在文化的特殊细节是不遗传的这个范围内，生物系统可以吸收它的力量，并把它当作一种辅助系统。纯粹的文化追踪系统的速度与生物追踪系统较慢的片段大部分是平行的，从日常生活中到世代相传之中都有这种平行。在工业文明中，文化反应最决的是衣着和讲话的时兴。较缓慢的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和对其他国家的态度，所有最慢的反应都包括**禁忌和相信或不相信一种特殊的高天上帝。有用的是假定，在进化的意义上讲，文化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适应性的，即使某些是通过加强群体的生存而间接地起作用的。第二个值得考虑的主张是（以便使生物同功完善化）。一套特殊的文化行为的变化率反映了环境特征中的变化率，这些行为与这些特征是连锁的。

    在仪式中，倾向于压缩文化的缓慢变化形式。有些社会科学家在人类的典礼和动物交流中的夸耀行为之间作了类比。这是不正确的。大多数动物的夸耀行为都表达有限含义的具体信号。它们相当于人类辅助语言的姿势、面部表情和基本声音。有少数动物的夸耀行为，例如鸟类中最复杂的性炫耀形式和巢窝的变化，是非常精致的，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以致动物学家偶尔也称之为仪式。但即使在这里进行比较也是令人误解的。大多数人类的仪式具有多于只有一个直接信号的价值。正如迪尔凯姆（Durkheim）所强调的那样，它们不仅标定了，而且重新肯定了并加强了仪式的道德价值。

    神圣的仪式最具有人类的特色。它们的最基本形式与巫术有关，是一种操纵自然和上帝的积极企图。从西欧山洞里发现的旧石器时代艺术表明了仪式专心于狩猎动物。有不少图景表示矛和箭插入动物体内。其他一些图画描绘人装成动物跳舞，或低头站在动物面前。也许这些图画的功能就是一种同情心的巫术，基于一种彻底的逻辑观念，以为对图象所作的事就会成为真事。这种提前发生的行动可与动物的意向活动相比较，在进化历程中动物的意向活动经常仪式化为典礼信号。它使人们想起了蜜蜂的摇摆舞是从蜂巢到食物的一种小型化飞行演习。原始人可能易于理解这类复杂的动物行为。过去，那些被称作巫师、男巫和巫医的人才行施巫术，现在某些社会中还是这样。人们相信只有他们有处理神奇东西的秘密知识和能力，因此，有时候他们的影响超过了部落头人。

    正规的宗教有许多巫术成分，但却更深刻、更适于部落的信仰。它的典礼歌颂创世神话，谋求上帝的好感，使部落的道德法典不断神圣化。代替控制身体力量的巫师的是牧师，他和众神亲密交谈，并通过礼拜、祭祀品以及部落良好行为所提供的证据求宠于众神。在更加复杂的社会中，政治和宗教总是自然地混在一起的。天赐权力给国王，但是由于众神更高的美德，高级牧师又经常管治国王。

    合理的假说是，巫术和图腾崇拜对环境构成了直接的适应，在社会进化中先于正规的宗教。神圣的传统几乎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发生。还有解释人的起源的神话，或者至少是解释部落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的神话也是这样。但是对上帝的信仰并不普遍。惠廷（Whiting）1968年所观察的81个狩猎-采集人社会中，只有28％或35％在他们的神圣传统中包括上帝。一个创造世界的积极的、有道德的上帝这样一种概念，传播的范围就更不广泛了。况且，这种概念最普遍地是随着畜牧生活方式出现的。牧业愈加独立，就愈加信仰犹太基督式的牧羊上帝。（见表9-3）

    表9-3.

    66个耕地社会的宗教信仰，

    根据来自牧业生活比率划分的结果。

    以牧业为主的生活方式百分比

    相信积极创造性道德上帝的社会百分比

    社会数目

    33-

    45

    92

    13

    26-

    35

    82

    28

    16-

    25

    40

    20

    6-15

    20

    5

    在另外的社会中，这种信仰发生少于10％。同样，一神教的上帝总是男性的。这一强烈的最高主教倾向具有几种文化来源。畜牧社会是高度易变的，组织紧密的，并经常是军事性的，所有这些特征部使平衡趋向于男性权威。同样有意义的是，作为主要经济基础的牧业基本上是男人们的任务，由于希伯来族人起源于放牧，所以圣经把上帝描述为牧羊人，把绵羊选作他的人民。伊斯兰教是所有的一神信仰中最严格的一种，在阿拉伯半岛的渔牧民中成为一种早期的力量。牧人与其羊群的密切关系显然是一个微观宇宙，它刺激了有关人类与其控制力量的关系的更深探寻。

    日益成熟的人类学并没有提出怀疑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由，韦伯的结论是：更基本的宗教是为了尘世间的长寿、田地和食物的丰富、避免生理灾害、击败敌人而寻求超自然的力量。在教派之间的竞争中，群体选择的形式也起作用。那些得到追随者的教派就能生存下去；那些得不到追随者的就会失败。其结果是，宗教也象其他的人类设施一样，为了其参与者的进一步幸福而演化着。由于人口统计学的结果可用于整个群体，因此可以通过利他主义和以他人的一定利益为代价的剥削而部分地得到这种结果。二者择一，它可以作为一般地增长着的个体适应而出现。从社会的角度看，其结果在更暴虐的宗教和更仁慈的宗教之间。所有的宗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暴虐的，特别是由酋长和国家支持的宗教。当社会竞争的时候，这种倾向就更强烈，因为宗教可以有效地用于战争和经济剥削的目的。

    宗教持久的荒谬在于，它有如此之多可以证明是虚假的要旨，然而却能在所有的社会中保持着活力。人们宁愿相信而不愿了解，正如尼采所说，宁愿把虚空作为目的，也不愿没有目的。世纪之初，迪尔凯姆拒绝了那种观点，即认为这种力量真能从“一套虚幻”中得到解脱。从那时以来，社会科学家们就寻找信仰的心理学罗塞达碑，它可能澄清宗教推论的更深的真理。在这个课题深刻的分析中，拉帕波尔特（Rappaport）1971年提出，实质上所有的宗教神圣典礼形式都服务于交流的目的。除了把社团的道德价值制度化外，典礼还可以提供有关部落和家族的力量与财产的信息，在新几内亚的马林人中，在战争中没有充当头领而指挥联盟的人，一群人举行一个舞蹈仪式，男人以他们是否参加舞蹈来表明他们支持军事的意愿。根据人头数量就能精确确定联合的力量。在更先进的社会军事检阅中，由国教的设施或仪式来修饰，其实也服务于同样的目的。宗教仪式也调整一些关系以避免模糊不清。这种交流模式的最好范例是转变仪式。一个男孩在成熟的时候，他从孩子到男人的转变过程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意义上讲是非常缓慢的。会有这样的时候：他的反应和声音似乎是成年人的，可是行为象孩子。社会难以给他身份鉴定。转变仪式就用武断的变化分类来去除这种模糊不清。同样这种仪式还可以巩固青年人与接收他的成年团体的关系。

    把一个程序或一个陈述神圣化，就是证明它是没有问题的，并且暗示任何敢于与之相抵触的人都要受到惩罚。这种从日常生活的世俗中转来的东西就成了神圣的，而在错误的环境中简单地重复它就是犯罪。这种极端的证明形式，是一切宗教的中心，它所承认的实践和教义为群体最为生命攸关的利益服务。个人被考验词、特殊习俗、神圣的舞蹈和音乐所镇服，这种音乐如此精确地与他的情绪中心所契合，以致他产生了“宗教的经验”。他准备重新维护他的部落与家族的联盟、行施博爱、贡献他的生命、出发去打猎、参加战斗、为上帝和国家而死。“上帝与我们同在”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集结呼叫。上帝需要它，但是部落总的达尔文主义适应是最根本的受益者。

    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首次定义了第二种导致道德和宗教形式化的力量。人类社会行为的极端可塑性既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也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假如每个家庭制定出自己的行为规则，结果将是无法忍受的大量传统变化和日益增长的混乱。为了抵制自私行为和高等智力的“分解能力”，每个社会必须为自己制定法律。在广泛的限制之内，实质上任何习俗都能比根本没有限制发挥更好的作用。因为任意的法典著作和组织，倾向于没有效力并易于被不必要的偏私所损坏。正如拉帕波尔特所简明地表述的那样：“神圣化把武断变为必要，那些武断的规章手法多半是被神圣化了的。”这个过程引起了批评，在更加文明和更有自我意识的社会中，空想家和革命家打算改变这种体制。改革会受到镇压，因为大多人都认为那些被神圣化的东西和神圣化的规则是没有问题的，不同意这些规则就是渎神行为。

    这把我们带到可灌输性进化的生物学问题本质。人类荒诞地易于受灌输——他们寻求灌输。如果我们为此论点假定可灌输性在进化，那么自然选择在什么水平发生？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就是，群体是选择的单位。当一致性太弱的时候，群体就灭绝了。在这种情况下，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成员以他人利益为代价而获取较好的处境并成倍发展自己。但是他的崛起和盛行加速了社会的脆弱性，促进了社会的灭绝。保留着较一致基因的较高频率的社会取代那些灭绝了的社会，这样，在社会的多重群体中提高总的基因频率。如果多重群体（例如部落复合体）正在扩大它的范围，基因的传播就会更加迅速。这个过程的规范模型表明，如果社会灭绝率高到足以与压制个体选择的强度有关，利他主义基因可以提高到适当高的水平上。这种基因可能有利于灌输性，即使以服从的个体为代价。例如，在战斗中冒死亡风险的意愿能以那些允许致命的军事原理的基因为代价而有利于群体的生存。群体选择的假说足以解释可灌输性。

    解释竞争，个体水平的假说同样是足够的。它表述了使自己一致地以最小的花费和危险来享受群体成员的利益这样一种个体能力。尽管他们的自私对手可能获得短暂的利益，但是从长远观点看通过排斥和压抑得来的利益会丧失。一致主义者行施利他主义行为，也会在冒着生命危险的范围之内，这并不是因为群体水平被选择出来的自我否定基因，而是因为群体偶然能得到可灌输性的利益，而在另外的场合，这又有利于个体。

    两种假说不是相互排斥的。群体选择和个体选择可以相互加强。如果战争需要斯巴达式的优点，并死去某些勇士，那么胜利则能更加充分地补偿生存者的生殖能力和机会。一般个体将赢得范围广泛的适应策略，使得冒险有利，因为参与者的全部努力给一般成员以更多的补偿性优越条件。

    9-7

    伦理学

    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应该共同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即暂时把伦理学从哲学家手中解放出来并使之生物学化的时间已经来到了。目前，这个课题由几种古怪的连续的概念所组成。首先是伦理直觉主义，它相信精神对真正的正确和错误具有一种直接的意识，这种意识可以通过逻辑形式化，还可以表现为社会活动的规则。西方世俗思想的最纯的指导戒律是社会契约理论，如同洛克、卢梭和康德所系统阐述的那样。在我们的时代，约翰.罗尔斯（J0hn

    Rawls）把这种戒律重新编织成一种社会哲学体制。他的规则是，正义不仅应当是政府体制的总体，而且应当是初始契约的目标。那些自由和理智的人会选择罗尔斯称作“公平的正义”的原则，如果他们是利益相同的联盟，并想定义这个联盟的根本准则的话。评价后来的规律和行为的恰当性，有必要检查他们无可争议的起始位置的一致性。社会机构形式的弱点是它依赖于大脑的情绪判断，然而那个器管象只黑箱。几乎没有人不同意对于脱离**的精神来说，公平的正义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这个概念对于人类绝不是解释性和预测性的。因而，它不考虑其结论严格实行的最终生态和遗传后果。也许对于一千年来说解释和预测是不必要的。但这是靠不住的——人类的基因型及其在其中演化的生态系统来自极端的不公正。无论哪种情形，伦理判断的神经机构的充分探索都是合乎需要的，并且已经在进展之中了。这种努力之一构成了概念化的第二个模式，可以称之为伦理行为主义。它基于如下的命题，即道德上所承担的义务完全是学习得来的，有效条件作用是主要的机制。换言之，孩子们只是使社会的行为模式内在化而已。与此理论相对立的是伦理行为的发育遗传概念。6-8节提到，

    1969年，卡尔伯格（Kohlberg ）对此观点作了说明。他的观点是结构主义的。皮亚杰（Piaget）曾用“发生认识论”来表述，而科尔伯格用“认识——发育”来标鉴一般概念。然而，结果将与广义发育生物学和遗传学相结合。。分析尚未涉及基本规则中的可塑性问题，尚未测量内在文化的差异，因此遗传性也就无从评价。伦理行为主义和发育遗传分析的流行观点之间的差别是，前看没有证据假定了一种机制（作用条件），后者提供了证据但没有推测机制。在这一差异背后并没有重大的概念困难。道德发育的研究只是遗传差异问题更为复杂，更难处理的问题。随着资料的增加，可以期望两种倾向合并起来在遗传学中形成一种可认识的课题。

    然而，即使问题明天就得到了解决，也还会忽略重要的方面，这就是“伦理学的遗传进化。”伦理哲学家们在直觉判断道德的道义规则时要请教他们自己的下丘脑-

    边缘复合系统的情绪中心。这一点对发育学家也是真实的，即使他们处于最客观的状态也是如此。只有把情绪中心的活动理解为一种生物学上的适应，才能解释这些规则的意义。有些活动看来过时了，这是对最原始的部落组织形式的一种调整遗迹。有些则还是初生态，是对农业和城市生活新的快速变化的适应，其他因素还将增加混乱。在单方面的范因内，群体中群体选择所确立的利他主义基因将遭到个体选择所青睐的等位基因的对抗。在它们控制之下的冲突倾向于在群体中广泛传播，因为当前的理论预测认为，基因会在一种平衡的多态现象中得到最佳维持。道德矛盾心理将被环境所加强，比起把单一的道德法典无差别地用于所有性别-年龄群组来，一个以性别和年龄为转移的伦理学一览表能显示更高的遗传适应性。例如，对于小孩子来说，自我中心更具有选择利益，因而相对他讲不愿作利他主义的事。相似地，青少年在其同性别的同辈人中的团结更为紧密，因此对同辈人认可通常更加敏感。遗传所决定的性别、亲-子冲突（特里弗斯模型所预言的那种）也倾向于加强道德义务的种类和程度方面的年龄差异。最后，群体生长早期阶段的个体道德标准会在许多细节上与重叠群体期间的个体道德标准不同。超密群体在遗传上的伦理行为将与其他的群体不同。

    如果这种遗传的道德多样性理论中有任何真理成份的话，那么，对伦理学来说，需要一种进化方面的研究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还有一点也应该是清楚的，那就是没有单独一套道德标准可以应用于所有的人类群体，更不必说应用于群体之内的所有性别-年龄阶层了。因此强求统一的法典无异于制造复杂的、无法处理的道德困境——当然，这些是目前的人类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9-8

    美学

    艺术的冲动决不限于人类。有些非人类灵长动物也具有绘图作画的能力。1962年，德斯蒙德·莫里斯研究“艺术的生物学”这个课题时，有32个灵长类动物都能绘画，其中有23只黑猩猩，2只大猩猩，

    3只猩猩，4只南美卷尾猴。它们利用绘图设备的干劲极大，根本用不着人去督促。年轻和年老的动物都对这项活动十分着迷，以至它们宁可不要吃东西，有时因为停下来而大发雷霆。其中有两只黑猩猩特别高产，“阿尔法”了200多张画，而著名的“康果”简直堪称猿类的毕加索，它画了近400张画。尽管大多数的画都是乱涂的，但是整个模式远不是随机的。其中有线条、污迹、扇形，甚至完整的圆形。它们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没得到任何多于必要设备的东西。事实上，诱导模仿而试图指导动物的努力往往是不成功的。

    黑猩猩的艺术才能可能是它们利用工具行为的一种很好的特殊证明。许多物种都表现出十几种技术，这些技术需要身体技巧。通过实践所有这一切都能得到提高，至少有一些作为传统一代代沿习了下来。

    这可以看作是人类艺术的起源。正如沃什伯思（Washburn）1970年指出的那样，人类历史99％以上都是在狩猎-采集社会形态中渡过的，在这段时间内，每个人都制造他自己的工具。评价制作的形式和技巧对于生存是必要的，可能评价本身也带来了社会认可。形式和技巧的成功都能带来更大的遗传适应。如果黑猩猩能达到基本的图解阶段，那就不难想象原始人能进展到表达性图画的程度。一旦达到这个阶段，就会迅速过渡到在同情性的巫术和仪式中运用艺术。此后艺术在文化和精神能力的发展中可能起了一种相互促进的作用。最后，书写语言的独特表达形式出现了。

    音乐也是由某些动物产生的。人类认为鸟类精妙的求偶与领土歌声是美好的，可能最后也就跟鸟学起来了。歌唱和舞蹈把人们聚集成群，指引人们的情绪，为他们从事活动作好精神准备。黑猩猩的狂欢表演非常象人类的庆典活动。它们在轰闹的运动中奔突、跳跃，扯下树枝，来来回回高声呼叫。这些活动至少有助于在共同的感情基础上把群体聚集在一起。这些活动可能近似于最早的人类庆典活动。然而，在此后的人类进化中出现了根本的差异。人类的音乐已从偶像代表中解放出来。音乐包含了无限的、任意的信号。它运用了表达法规则和秩序，这种秩序的基本功能和语法差不多。

    9-9

    领土性与部落主义

    人类学家经常忽视了作为一般人类属性的领土行为。当从动物学那里借来这一现象的最狭义概念时，就发生了上述情况。动物对其邻居的反应态度很不相同。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特殊行为尺度。有时动物具有公开的敌意，尤其是在育子季节或群体密度高的时候，有时不明确，或者干脆没有领土性反应。有理由认为，领土性是狩猎-

    采集社会的一般特点。1973年，埃德温·威尔姆森（Edw1n

    Wil一msen）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在这些相对原始的社会中，土地占有权的策略与许多哺乳动物没有多少差别。

    部落文化在现代意义上讲造成了不幸的结果，甘内特·哈丁（Ganett

    Hardin）1972年写道：“任何自己感到是明确的一群的人群，外部世界亦同样这样认识他们，这群人可以被称为一个部落。象一般定义那样，这个群体可以是一个族，但并非必然如此，它可以只是一个宗教派别，一个政治群体，或一个职业群体。一个部落的基本特点是有双重的道德标准——一种是为群内行为所需的标准，另一种是群外的标准。部落文化的一个不幸的并且是无法逃脱的特征，就是最终引起相互冲突的部落文化”。他们害怕周围怀有敌意的群体，这种“部落”拒绝承认共同的利益。它不愿限制自己群体的扩大。竞争者可能会在远系繁殖方面相互比赛。资源被分隔。正义和自由败落。真实的和想象的措施凝结了群体的一致性，动员了群体的成员。对外部事物与人的仇恨成了政治美德。在群体内对不守准则的人的惩罚日益严厉。历史充满了这一过程的逐步升级，直到社会崩溃或走向战争。没有哪个民族能完全免受部落主义之害。

    9-10

    早期社会进化

    可以说，现代人类经历了两个精神进化的加速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加速是从较大的树栖灵长类向猿人的过渡，这个阶段大约要一千万年的时间。第二个更加迅速的加速阶段约在一万年前开始，基本上是文化的进化，在本质上必定是最为表现型的，其基础是大脑中的遗传潜力，而大脑则是先前千百万年积累的结果。大脑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开端，随之而来的是全新的，更为迅速的精神进化形式。这第二个阶段是超乎寻常的，它的潜在能力只是目前才被揭示出来。

    人类起源的研究与精神进化的这两个阶段有关而引起的两个问题是：一什么样的环境特征使得类人猿与其他的灵长类在适应上分化，并沿着自己独特的进化道路前进？——一旦开始之后，为什么类人猿的进化如此之快？

    首先是森林和草原相间的生态环境，使得它们的前后肢得以分工，其次是它们对于动物性食物的依赖程度。它们明显地比现在的猴子与类人猿更多地食用肉类，而且食谱广泛，大到巨象，小到昆虫，什么东西都吃，以致于到直立人开始使用石斧的时候，有些较大的非洲哺乳动物就开始灭绝了。

    从这些关于早期人类生活状况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推演出什么呢？在作出所有的尝试性答案之前，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几乎没有什么能涉及到与现有灵长类的比较。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是植食性的，肉食对它们是很偶然的现象。另外，它们在社会组织方面相互之间的差别也太大，没法提供一条比较的基线。黑猩猩是最有智力，在社会组织方面最为高级的灵长类。但它们是森林居民，植食为主。认为黑猩猩的生活揭示了许多人类起源的问题，并不一定是正确的。黑猩猩的人类特怔可能是进化趋同现象造成的。

    也许最好的程序是从现存的狩猎-采集社会进行反推。表9-4把这项技术显示得清晰可见。表中列出了狩猎-采集人群的最一般特征。然后，也估价了每种行为范畴的可变性，伺时注意到这些范畴的变异在非人类灵长类物种中发生的数量。范畴的变化越少，则狩猎人与早期人所显示出的特征就越加相象。

    表9-4

    现有狩猎-采集群体的社会特征及

    早期人类同样具有这些特征的可能性

    普遍发生在现存狩猎-采集社会中的特征

    非人类灵长类中特征范畴的变化性

    断定早期人具有同源特征的可靠性

    地区群体大小：多为100或少点

    高度可变，但在3-

    100之间

    非常可能100或少一点，但并不可靠

    家庭是核心单位

    高度可变

    不可靠

    性分工：女采集、男守猎

    在灵长类只限于人

    不可靠

    雄性统治雌性

    尽管不普遍，但很广泛

    可靠

    长期的性结合（婚姻）近于普遍；多配偶广泛

    高度可变

    不可靠

    异族通婚普遍，由婚姻规则维持。

    只限于人类

    不可靠

    亚群体的组成经常变化（分裂合成原则）

    高度可变

    不可靠

    领土性广泛，特别在富采集区

    广为发生，但多变模式

    可能发生；模式：不知

    游戏玩耍，特别是那些需要生理技巧而不要谋略的游戏。

    一般地发生、至少以基本的形式出现

    非常可靠

    延长的母亲关怀；被断言的青年社会化；扩大了的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母亲和女儿的关系。

    一般发生在较高等有尾类中

    非常可靠

    可以作出的结论是，原始人生活在较小的领土群体内，其中雄性统治着雌性。侵犯行为的强度与等级的本质尚不为人们所知。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推测没有得到任何资料的支持，因而更加脆弱。原始人可能成群结队地搜寻食物，这是为了抵御较大的捕食动物。但是并没有十分可信的理由认为男人出外打猎，而女人留在家里。现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的确如此，但与其他灵长类的比较研究并未提供这种特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线索。当然，动物中的例子并不意味着雄性群体狩猎不是人类早期的特征，只是没有十分有力的可靠证据支持这种假说罢了。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人类社会起源的盛行理论之中。这种理论由一系列连锁的模型组成，这些模式是从化石证据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对狩猎-采集社会进行了回溯，并参照了与现存灵长类物种的比较。该理论的核心可以称之为“自动催化模型”，它认为当最早的类人猿适应了陆地生活而进行双足运动时，手就自由了。这样就更利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智力是这种利用工具习惯的改进部分。随着精神能力和倾向通过与人工产品利用方面的相互加强日益增长，整个物质文化基础发展了起来。在狩猎过程中，协作完善化了，并且提供了智力进化的新动力，智力进化转而使工具的利用更加精深，于是通过这种因果循环不断发展。这种自催化使得早期的人类具有猎取巨大动物的能力。自催化模型通常包括这样的命题，即向大规模狩猎活动的变化加速了精神进化的过程。另一个命题是，男人专事狩猎，女人照料孩子并从事大部植物性食物的收集工作。人类性行为与家务生活的许多细节很容易从这种分工中得到说明。

    尽管自催化模型是内在一致的，但它有一个奇特的疏忽——那就是触发因素。是什么东西引起加速过程的？这方面尚无较有说明力的解释。

    9-11

    晚期社会进化

    生物系统中的自催化反应决不会无限地发展。但是，几乎象奇迹一样，在人类的进化中却并不如此。大脑的增大和石器的增多表明在更新世期间精神能力的逐渐进步。七万五千年前。尼安德特人的莫斯特工具文化出现，汇集起来的冲力为欧洲四万年前晚期智人的旧石器文化开辟了道路。一万年前开始的农业及其传播，人口密度巨大增长，原始的狩猎群体让位于部落，王国和国家的迅速成长。最后，公元一千四百年后以欧洲人为基础的文明又改换了工具，知识和技术的发展不仅获得了指数速度，而且以超指数速度发展着。

    相信在最后的冲刺阶段人类的精神能力进化或特殊社会行为趋向的进化曾经有过停止是毫无道理的。尽管我们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多少精神进化，但是假定现代文明完全建立在更新世的资本积累之上就错了。

    由于遗传系统与文化系统的轨迹是平行的，所以我们可以暂时避开它们的差别，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回溯后期的社会进化原动力。吃种子是解释类人猿到草原上去的一种合理的说法，猎取大动物对于向直立人进展可能有所阐明。但是群体捕猎的适应足以在各方面使之进化到人类的程度，更进一步发展到农业与文明吗？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不相信这种动力是足够有效的。他们提倡下列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单独起作用，也可以共同起作用。

    A. 性选择

    钱斯（Chance）和福克斯（Fox）认为，性选择是驱动人类向全面进化的辅助动力。推理过程如下：多配偶是狩猎群体的一种普遍特征，或许在早期的原始人社会中也是这样。假若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性选择必然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包括雄性对雌性的引诱性炫耀与雄性之间的性竞争。性选择必定由于不断的交配刺激而加强，这是由于雌性的性接受能力近乎连续的原因。在群体中存在着高度的合作，性选择这种原始人适应的遗产易于和狩猎勇猛、领袖才干、制造工具的技巧和其他可见的品质联系在一起，这些品质能有助于家庭的成功和雄性联盟的顺利。侵犯行为受到抑制，公开的灵长类动物统治的其他形式都被复杂的社会技巧所取而代之。青年雄性发现参加群体是有利的，而适应群体生活则要控制往活动和侵犯行为，等待着地位的提高。其结果是，类人猿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雄性很可能具有多种必要的性质：“有控制能力的、狡诈的、协作的、对异性有吸引力的、对孩子善良的、松懈的、粗暴的、富于表情的、有技巧的、有见识的并且在自卫和打猎中是精练的。”因为在这些更加老练的社会特征之间发生正反馈，并带来成就，所以社会进化可以在没有环境附加选择压力的情况下无限地发展。

    B.文化发明和网络发展中的多重效应

    不管原始动力是什么，文化能力方面的进化是由日益增长的学习能力和学习速度完成的。个体和群体之间相互接触的网络也发展起来了，在网络的大小和文化能力之间也存在着正反馈。和性选择一样，这种机制也不需社会行为本身限度之外的附加输入。但是与性选择不同，在人类前史的最后阶段，这种机制可能达到了自催化的初始水平。

    C. 增长的人口密度与农业

    有关文明发展的传统观点曾经认为，是农业的发明造成了人口增长，带来了闲暇时间和闲暇阶层，然后文明才得以发展起来。这种假说并不十分可靠，因为已发现许多狩猎-

    采集人比农民干得更少，享受着更多的闲暇时间，除非有政治和宗教权威的逼迫，原始农民并不生产过剩的物资。有人甚至提出了因果关系相反的建议：是人口的增加使得社会发展了农业。然而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到群体的最初增长原因。

    狩猎-采集社会在人口统计学上几十万年都保持着平衡。他们当中有很少的一部分成为最初的农民。很可能是因为获得了一定的智慧以及幸而有广泛生长的植物食品，农业经济一旦产生，就促成了更高的人口密度，而人口的增加则加强了社会接触的更广泛网络，以及对农业的进一步依赖。象灌溉和车轮这类少数的发明，强化了这一过程，使之不可逆转。

    D. 战争

    通观有记载的历史，在部落、酋长国和国家之间，战争行为是普遍的。索罗金（Sorokin）在分析从275年-1025年这时期内欧洲十一个国家的历史时，发现它们在那段时期中平均47％的时间参加了军事行动，或者说每年有两次军事行动。“德国每年用28％的时间，而西班牙每年有67％的时间参加战争。早期欧洲和中东的酋长国与公国迅速瓦解倾覆，许多征服者在本质上都是种族灭绝式的。在这个过程中，基因的传播总是最为重要的。征服者杀戮所有的男人和与男人**过的女人，而宽恕那些和自己**的女人。结果战争成了遗传上的取代。地区性战争与遗传取代在群体选择中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的可能性，达尔文已清楚地认识到了。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他假设了一个非凡的模型，为现代群体选择理论预言了许多要素。达尔文看到了群体选择不仅能加强个体选择，而且可以对抗个体选择——有的时候群体选择占优势、特别是在繁殖群体小而亲族关系密切的时候。

    同样的理论后来得到了发展。有些人想到人类“最高贵”的品质，其中包括协作、利他主义、爱国主义、领土战斗中的英勇等，都是战争的遗传成果。通过临界效应的推测，能解释为什么这个过程只在人类进化中起作用。原始的文化能力可能是由一定的基因所允许的。反过来，文化能力又推动了基因的传播。这种相互强化一旦开始就是不逆转的。

    E.多因素系统

    前面的每种机制都可以独立作为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但更可能的是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和复杂的相互作用共同起作用。最有现实性的模型可能完全是控制论式的（图9一1），其中的原因与结果通过于循环而相互易位，子循环又具有高度的互相连结性。

    在社会进化的单因素模型和多因素模型中，都假定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内在化控制。这种变迁被认为是前面提到的两个加速阶段的基础。在类人猿进化之初，初始动力来启外部的环境压力，这与其他动物的社会进化没有什么差别。目前看来，假定类人猿历经了两个连续的适应转变是合理的。第一，走出森林，生活在开阔的原野上，以植物种子为食；第二，在吃植物种子的同时，在解剖特征和精神变化上适应了捕获大哺乳动物。大动物的捕猎进一步引导了精神能力与社会组织的发展，后者使类人猿穿越了自催化的门槛，跨入进化的更为内在化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大部分人类的独有特征出现了。然而，在强调这种区别的时候，并不是暗示社会进化是独立于环境的。只不过在精神和社会的变化方面逐渐地更依赖于内在的重组而更少地依赖于对环境的直接反应。简而言之，社会进化获得了自己的动力马达。

    9-12

    未来

    或许到二十一世纪末，当人类获得一种生态学上的稳定状态时，社会进化的内在化将会臻于完善。大约在这种时代，随着社会科学的迅速成长，生物学会到达它的鼎盛期。某些科学家会对此估计持有异议，认为在这些领域中日益增长的发现速度表征着更为迅速的发展。但是，以前历史的先例曾使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题目至少要比物理学与化学困难两个数量级。

    考虑一下社会学的前景。目前这门科学正处在它自身发展的自然史阶段。曾经有过一些系统建设的尝试，但是和心理学一样，它们都过旱地成熟并且成果有限。在今天的社会学中对于理论已经过时的许多东西实际是现象和概念的标签，这正是自然史的方式。过程难以分析，因为基本单元捉摸不定，或许根本就不存在。

    随着描述和实验的日益丰富，社会学日益趋近于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并在不久的将来与这些科学汇合在一起。这些学科对于社会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很可能为它产生初始的现象学规律。事实上，也许已有了某种有价值的数量规律。它们包括有关下列关系的验证过的陈述：敌意效应和强调民族优越感以及对外国人和物的畏惧僧恨（外恐症）；在战争艺术与对抗性运动之间、之内的正相关，对抗运动使得侵犯的冲动得以正常的发泄；职业行当中升级和机会的精确而特化的模型；最通用的经济学模型，远不止这些。

    从纯粹的现象学描述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转变，必须等待充分理解人类大脑和神经细胞方面的充分解释。只有能对情绪和伦理判断的机制在细胞水平上加以拆装，才能搞清楚它们的性质。可以用模仿来估计整个行为反应的范围以及体内自控调节的精确性。测量神经生理学的波动与放松次数，可以估计紧张程度。认识将被表现为网络。学习和创造将会被定义为认识机制特殊部分的转变，认识机制则是由情绪中心的输入所调节的。得益于心理学，新的神经生理学将为社会学产生一套持久的第一原理。

    在这一事业中，进化社会生物学的作用将倍加重要。它将尝试重建进化机制的历史，并鉴定这种机制每种功能的适应意义。由于受更新世危机（例如狩猎、采集、部落战争）的指导，有些功能几乎过时了。其他一些功能目前在个体和家族的水平上可能是适应的，而在群体水平上可能是不适应的——或者正好相反。如果决策用来形成文化以适应生态稳定状态的话，有些行为则可在没有情绪损害或丧失创造性的情况下，经验地加以改变，这里面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斯金纳为幸福预先设计一种文化的理想注定要等待新的神经生理学。遗传上的精确性，以及伦理学法典的绝对公正也要等待新的神经生理学的进展。

    进化社会生物学的第二种贡献是监测社会行为的遗传基础，最优化社会经济体制永远不可能完美无缺，这是由于阿罗（Arrow）的不可能定理，也可能由于伦理标准是天然多元性的。况且，任何这类规范体系建于其上的遗传基础都在不断地变化。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进化，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群体正在漂变。经过几代的影响就能改变社会经济最优化的统一性。特别是，世界上基因流的比率已上升到剧烈的水平，并且还在加速上升。地区村社之内的平均关系系数正在显著地降低，其后果可能是通过坏的适应和群体选择基因的丧失最终减少利他主义行为。早些时候已经表明：当行为特征受到禁止或者它们的原始功能在适应价值上变为中性时，就趋向于被代谢保存的原则所选择淘汰掉，在十代人之内这些特征就能基本上从群体中消失，这对人类来说只不过需要两三个世纪而已。我们目前对人类的大脑所知甚少，因而不知道有多少最有价值的品质在遗传上与过时的、毁灭性的品质连锁在一起。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对陌生人的侵犯性、创造性与获取个人统治的愿望、体育热情与暴力反应倾向，如此等等都可能是连锁特征。在特殊的情况下，这种成对的特征可能是基因多效性的结果，也就是说同一套基因控制着不只一种表现型特征。如果有计划的社会——它在下个世纪的出现似乎是不可避兔的——将指导它的成员小心地超越那些曾给过毁坏性表现型进化优势的压力和冲突的话，那么其他表现型可能会随着它们而衰退下去。这样，从最终的遗传意义上讲，社会控制可能会剥夺人类的人性。

    似乎我们自动修化的社会进化已经使我们固定在这样一条特殊的进化路线上了，那就是我们当中仍然保留的早期猿人特征可能是不受欢迎的。为了永久地维持我们的物种，我们被迫走向总体的知识，直到神经元和基因。但是当我们的进化足以用机械的术语来解释我们自身的时候、当社会科学逐渐充分繁荣的时候，结果也许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因此，正如开始一样，用阿伯特.卡缪的预见来结束本书似乎是合适的：

    即使是一个能用糟糕的理由来解释的世界，人们也感到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在一个剥去了假象和处世标准的世界中，人类感到的是一个不和谐和更陌生的世界。他的流放感是无可补救的，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故乡的记忆、丧失了对希望之乡的向往。”不幸，这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