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宇宙冷冰冰的无限空间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规定出人类的命运和义务。王国在上，地狱在下，人类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

    ——雅克·莫诺

    现在，让我们以自然历史的自由精神来考查人类，好象我们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动物学家，正在编制一份地球上社会性物种的目录表。在这一宏观图景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缩小成特化了的生物学分支：历史、传记和小说则是人类文化学的研究备忘录，而人类学和社会学一起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灵长类物种的社会生物学。

    人种从生态学上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物种。它占据着最广阔的地理领域，而在所有的灵长类中它又保持着最高的地区群体密度。来自别的星球的一位精明的生态学家将不会因为发现人种只存在着一个物种而奇怪。现代人已经占有了一切可以想象的人类小生态环境。过去，在南方古类人猿（也许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早期人类）的时代，两种或者更多人类祖先的物种在一起共同生活着。但是只有一个演化系生存到了晚更新世时代，参与了最先进的人类社会的出现过程。

    现代人在解剖学上是独特的。他的直立姿态和完全的双足运动是其他偶而用后肢行走的灵长类所不能比拟的。骨架已得到深刻修饰以适应变化，身上大部分的毛发都已脱落。为什么现代人变成了“裸猿”，仍然是个谜。一种似有道理的解释是，在非洲平原的炎热气候中，在紧张的动物捕食追捕中，**可以散热。这可以与人类独特地依赖出汗降低体温联系起来；人身上有二百万到五百万个汗腺，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一种灵长类动物。

    现代人的生殖生理与生殖行为也经历了非同寻常的演化，特别是雌性发情期以两种影响性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月经已经得到了加强。其他一些灵长类的雌性只有轻微的流血现象，只有妇女的“令人丧气的子宫”存在着严重的周期性宫壁脱落现象，还伴随着大量流血。发情期，多叫雌性“热”周期，实际上已被连续的性活动所代替。支配并不是由传统的灵长类发情期信号反应，例如雌性器官周围皮肤颜色的变化所引起的，而是靠扩大了的**前准备活动，这是由伙伴的相互刺激来完成的。平稳的性周期和连续的雌性吸引力加固了密切的婚姻纽带，后者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

    在一段距离之外的一位有洞察力的外星生物学家会把球型的脑袋看作人类生物学的一个最主要的线索。在相对不长的一段进化时间里，人的大脑极大地增大了。三百万年以前，南方古猿成年的脑容量为400-500立方厘米，跟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脑容量差不多。二百万年之后，它的据推定的后代直立人的脑容量为

    1，000立方厘米左右。下一个百万年之中，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达到1，400-1，700立方厘米，而现代人的脑容量则为900-2，000立方厘米。在这个大脑扩展的过程中智力的增长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能测量它。通过少数几种智力和创造力的基本内容比较，人类可以自行比较。但是客观地把人类与黑猩猩及其他灵长类动物进行比较的标准还没有发明出来。

    我们已经用一种继续否定自我分析的方式跃入了精神进化阶段。精神能力的过度增大已经摧毁了最基本的原始社会性质，而近于一种不可认识的形式。东半球猴子和猿的个别种类有着惊人的可塑性社会组织，而人类则把这种趋向发展为一种变化万千的形式。猴子和猿用行为等级排列去调节侵犯和两性的相互反应；在人类中，这种等级尺度已变为多方面的、文化调节的几乎是无比微妙的东西了。在其他灵长类那里，互惠的利他主义关系和实践是基本的东西；而人类则把它们发展成一种巨大的网络，其中个体每小时都有意识地改变着角色，就象变色面具一样。

    尽可能切近地回溯时间的长河以追寻人类的各种性质，是比较社会生物学的任务。除了增加一些见解之外，或许还能提供某些哲学含义，同时这种工作还有助于鉴别行为和规则，人类的个体正是通过这些行为和规则在社会控制中提高它们的进化适应能力的。一句话，我们正在探求人类的生物学特征，一个关键的问题（决不会远离那些追求真正理论的人类文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思想）是，在现代文化生活中，生物学基础在什么范围内代表着适应？在什么范围内是一种系统发育的残迹？我们的文明是围绕着生物学特征而粗略地建成的。文明是如何受生物学特征影响的？反过来说，生物学特征中有多少灵活性，以及其中的特殊参数有多少？其他动物的经验表明，当器官过分膨大时，系统发育就难得重演了。这是人类行为进化分析的一个难题。下面，人类的性质将在该物种的普遍特征的范围内加以讨论。然后评价生物学特征进化的当前知识，最后还要考虑将来的社会规划的某些意义。

    9-1

    社会组织的可塑性

    社会组织的第一个也是最容易验证的特征在本质上是统计学性质的。人类群体中社会组织的参数远比在任何其他灵长类群体中的参数的变化大，这些参数包括团体的大小、等级性质、以及基因交换的比率。这种变异甚至超过了现有灵长类物种之间存在的差异。在可塑性方面还可能有更多的发现，它代表着已经出现于狒狒、黑猩猩和其他一些有尾灵长类动物中的可变性倾向的延伸。然而，真正令人惊异的是可塑性达到了极端的程度。

    为什么人类社会这么容易变化？部分原因就是它自身的成员在行为和成就上差异极大。即使在最简单的社会里，个体也有极大的差别。在一个南部非洲的布须曼昆人部落里，可以发现一些被承认为“最好的人”的个体——猎人和医生中的“杰出专家。甚至在强调共享财物的情况下，有些特别有才能的创业者，也能不加掩饰地得到一定数量的财富。昆人和先进工业社会中的人一样，通常也得“三十而立”，否则就得接受一种较低的生活地位。也有些人永远甘居末流，住在颓败的草屋里，他自身及其工作昏昏然没有半点光彩。陷入这种境地，形成了一个人的适应个性，也可能这种个性自身是适应性的。人类社会是以高级智力组成的，其中每个成员都会面临着各种社会挑战，这些挑战需要他的全部机智来应付。这种基线变化在群体水平上被其他一些人类社会性质所加强了：长久、紧密的社会化阶段；松散而无连结的通讯网，约束的多重性：跨越遥远距离和历史阶段的交流能力（特别是在有文字文化之后），以及从所有这些特点中，还加上掩饰的能力，操纵的能力和剥削的能力。每种参数都能被轻易地改变，但是在最后的社会结构上每种参数都有显著的效应。其结果可能是各种可观察的社会变化。

    下面考虑的假说是，在社会行为中由基因促进约易变性在个体水平受到强烈的选择。但是应该看到，社会组织方面的变化仅仅是这一选择过程的可能后果，而不是其必然后果。为了产生实际上所遵从的变异量，适应峰有必要是多重的。换句话说，同一个物种中不同形式的社会在生存能力方面必须近于相同，以使大多数社会能长久稳固。最后的结果会是各种社会的统计学总和，其中如果不是平衡的话，至少正在从一个特殊模式向另一个特殊模式迅速漂变着。

    在某些社会性昆虫中发现，替代选择是个体行为和等级发展中的一种灵活住，当一个群落的所有个体被放在一起的时候，在个体种类的统计学分布的统一性倾向中就会出现这种灵活往。在蜜蜂和某些蚂蚁中，“个性”差异甚至在单个的等级中都是十分显著的。有些昆虫个体非同寻常地活跃，它们行施了比它们生活周期所分担的更多的功能，并通过促进作用刺激其他个体也活跃起来。其他群落成员则是一贯懒散。尽管表面上看它也是健康的，生活得长久，但它们每个个体的排泄量只有那些活跃个体的排泄量的一小部分。特化也发生了。某些个体留在家里当保姆的时间要比其他个体长得多，而同时其他的个体则集中精力筑巢或觅食。然而，总的行为模式又不超过物种行为的平均值。当一个具有成千上万成员的群落与同一种物种的另一群落比较时，活动的统计学模式是相同的。我们知道某些这类一致性是由于负反馈造成的。当幼虫照料或巢穴修理这类需要加强时，工虫就改变它们的活动方式以补充这些需要，等到满足了这些需要之后再回来，实验已经表明，反馈环的扰乱，也就是说群落从统计学模式的偏离是灾难性的：因而发现反馈环既是精确的，又是强有力的。

    人类社会的控制并没有这么强，因此偏离的影响也没这么危险。人类学文献中富含这样一些社会范例：它们具有明显的无效性，甚至有病理缺陷，但是仍然维持着。用文明生活的道德准则来衡量，牙买加的奴隶社会无疑是病态的。“使它显得独特的是，正常人类生活的基本先决条件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得到今人吃惊的忽视和毁坏。它是这样一种社会，其中牧师是大地上‘最为放荡的纵欲者’；在这个社会里，不管是主人之间的婚姻制度还是奴隶之间的婚姻制度都受到官方的谴责；对于绝大多数的人群来说，家庭是不可想象的，而男女乱交则是家常便饭：教育被认为完全是浪费时间，视教师如瘟疫，躲之犹恐不及，它的法律系统完全是一种精细的滑稽模仿（任何事情都无公正可言），一切文雅、艺术和社会习俗的形式都荡然无存，或者处于全然崩溃的状态。只有少数白人——他们几乎垄断了岛上所有肥沃土地——才能从中得益，而这些人为了在本国的安逸，一旦他们的财富得到担保，就丢弃了这片由于他们自己的财富聚集而使之无法生存下去的土地。”然而这个霍布斯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残酷如狼）却维持了近两个世纪。当经济繁荣之时，它也人口倍增。

    乌干达的伊克人是一个同样有教益的案例。他们以前是些猎人，灾难性地转而靠耕种生活。他们总是濒临饥饿的边缘，眼看着自己的文化退化成一种遗迹。他们唯一认识的价值是食物；他们基本的善行观念是个体在肚子里的占有物，他们对一个好人的定义是，“有一个填饱了的肚子的人”。村庄仍在建立，但是核心家庭已经失去了传统的功能。孩子勉强带着，到了大约三岁的时候就得自谋生路了。只是当有一种特殊的合作需要时才会出现婚姻。由于能量的缺乏，性活动也极少，而性活动的快乐被认为跟排大便差不多。死亡被当作一种解脱或者享乐，因为死亡意味着给活着的人留下了更多的食物。由于不幸的伊克人处于最低的可维持生活水平，就有人企图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难逃灭绝之灾。但是，他们的社会已经完整地、并且或多或少是稳定地保持了至少30年了，而且它同样还将维持下去。

    在社会结构中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变化呢？解释可能会是：缺乏来自其他物种的竞争。这种观点来自生物学家称之为生态放松的现象。在过去一万年或更长的时间，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控制环境方面已经如此成功，以致于几乎任何一种文化都能持续一段时间，只要它具有一种适度的内在一致，而且总的说来不停止生殖就行。没有一种蚂蚁或白蚁能享受这种自由。由于来自其他社会性昆虫的捕食和竞争，在筑巢、建立味迹或者执行婚飞中最轻微的无效性，都能导致该物种的迅速灭绝。简而言之，动物物种倾向于被禁固于生态系统之中，其活动范围很小，人类则暂时地逃脱了种间竞争的压力。尽管文化一个取代另一个，但在产生变化方面比起种间竞争来，这种过程的效应要小得多了。

    传统智慧的一部分认为，实质上所有的文化变异在起源上都是表现型的，而不是基因型的。这种观点已从下列情况中得到证实：文化的某些方面可以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发生变化，从本质上讲这对于进化的变化来说快得无法相称。在马铃薯枯萎病的最初两年中爱尔兰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就是一个中肯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占领期间在日本发生的权威结构的变化。这些范例数不胜数——它乃是历史的实质。同样真实的是，从遗传上讲，人类群体的相互差异不大，1972年柳沃廷在分析9种血型系统的现有资料时，他发现差异的85％是由群体内的多样性造成的，只有15％应归于群体间的不同。没有过硬的理由支持下述推断：这个基因样品具有和其他这种样品很不相同的分布。

    极端正统的环境主义观点走得更远，坚持认为从效应上讲在文化的传递中没有遗传的变化。换言之，文化能力只是通过人类表现型传递的。1963年，社布赞斯基在《进化中的人类》这部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中把这种假说陈述如下：“文化不是通过基因遗传的，它是通过从其他人那里学习而获得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人类进化中人类的基因已经放弃了它们的首席地位而让位于一种全新的、非生物学的或曰超机体的力量，这就是文化。然而不应该忘记，这种力量完全取决于人类的基因型”。尽管基因已经放弃了它们的大多数统治权，但是至少在潜在于文化差异之间的行为品质方面还保留一定的影响，适当高的遗传力已在下述案例中有文献证明：内倾-外倾人格测量，个性脾气、心理动机和运动能力、神经病患者、优势度、抑郁症、首次性活动的年龄、主要认知发育的时间表和趋于某种形式的精神疾病的倾向，例如精神分裂症。在群体差异的调查中发现，甚至这一变化的很小部分都可能使社会先倾向于文化的差异。至少，我们应该去测量这个数量。指出在人类的一个或少数社会中缺乏的行为特征，并把这一点作为是由环境造成的、没有遗传因素的结论性证据是不充分的。很可能倒是恰好相反。

    事实上，弗里德曼（Freedman）在1974和1979年已经证明，新生儿的运动力、心境、肌肉弹性、情绪反应的显著种族差异，无法合理地解释为训练或子宫内条件反射的结果。例如，高加索和美国人混血新生儿，就不如中国和美国人混血新生儿来得稳定，后者不轻易受噪音和运动的干扰，能更好地适应新的刺激和不适环境，并更快地自我安静下来。更确切他说，随机取样调查表明，有中国血统的新生儿和欧洲祖先的新生儿在行为特征上是不同的。

    显而易见，需要人类学的遗传学这门学科。在我们建立这门学科之前这段时间里，它应当通过两种间接方法能对人类的生物学特征作出描述。第一，这种方法能够从人类行为的大多数规则中得到建立。在试验可测的范围内，这些规则将描述生物学特征，所用的方法跟动物学家在对“典型的”动物行为进行分类时描绘个性特征的方法很相似。这些规则可以合法地与其他灵长类物种的个体特征相比较，然而，在人类文化之间规则的变化是轻微的，或许能为潜在的遗传差异提供线索，特别是当它与已知可遗传的行为特征有关系的时候。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已经开始进行这第一种研究了，尽管与这里所说的内容不相同。A·马斯洛（AbrahamMaslow）推断，人类对一系列的需求作出反应，在较高水平的需求得以注意之前，必须先满足较低水平的需求。最基本的需求是饥饿和睡眠，当这些得到满足之后，最基本的需求是安全感，然后是属于一个群体和被爱，再下而是自我尊重，最后是自我实现和创造性的需要。在马斯洛的梦想中，理想的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促进人类潜力最充分的发展，促进人性最大限度的发展”。当生物特征被自由地表达出来的时候，社会的重心将逐渐转向较高的水平。另一位社会科学家乔治·C，霍曼斯（George

    C·Homans）于1961年在试图把人类行为还原为一种联合学习的过程中采纳了斯金纳方式。他所推测的规则如下：

    1．如果以前出现的一种刺激情况曾经是一个人的活动受到奖赏的机会，那现在的刺激情况越是跟以前的相似，则这个人现在越是喜欢作这种活动，或者作与之相似的活动。

    2．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一个人的活动越是经常地奖励另一个人的行为,

    另一个人就越会经常从事这种行为。

    3．对一个人来说，另一个人给他的活动单位越是有价值，他就越是以另一个人的活动所奖励的方式去行动。

    4．一个人在最近的过去越是经常从另外一个人那里接受奖赏性活动，则任何进一步的那种活动就会对他变得价值越小。

    个体生态学家马斯洛的梦幻世界似乎与行为主义者和还原论者霍曼斯的不相伺。然而他们的方法却是可调和的。可以认为霍曼斯的规则包含着某些能够实现的方案，人类生物学特征通过这些方案得以表达。他的用语是奖励，事实上，奖励正是我们大脑的情绪中心认为称心的一切相互作用的方向。按照进化理论，称心合意的东西是由遗传适应单位来衡量的，因而大脑的情绪中心也是照此相应被设计出来的。在这种规则指向的那些目标之中，马斯洛的需求等级表只是优先性的顺序。

    对于人类遗传学来说，另外一种间接的研究方式是系统发育分析。通过比较人类和其他灵长类物种，或许能识别那些基本的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的灵长类特点，并且有助于确定人类高级社会行为的构成。在一套普及丛书中，许多作者已经以巨大的规模和魄力采取了这种方式，他们是康拉德·洛伦茨（《论侵犯行为》），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社会契约》），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裸猿》），以及L.泰格（Lionel

    Tiger）和R·福克斯（Robin

    Fox）合著的《特等动物》。在引起人们注意下述情况方面，他们的努力是有益的，即人类的地位是一种适应于特殊环境的生物学物种。他们所引起的广泛注意打破了极端行为主义者的沉闷观点，极端行为主义者把人类的精神看作在潜能上均等的反应机器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毫无启发性。但上述作者也有局限性。

    运用比较个体生态学的正确方式，应该建立在严格的系统发育史之上，这种发育吏属于在许多生物学特征上密切相关的那些物种。因而社会行为应当看作是独立的变量，而它的进化是从中演绎出来的。如果不能有信心地作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人类中）的时候，下一个最好的程序就是：确立最低的分类学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每种特征都表明有意义的相互问分类单位变异。从一个种到一个种或从一个属到一个属变化的特征是最不稳定的。我们无法安全地从猴子、猿到人的连续中推断出它们来。在灵长类中，这些变量包括群体大小、群体内聚性、一个群体向其他群体的开放程度、在亲代关怀中雄性的卷入程度、注意结构和紧张度、领土的保卫形式。如果在分类上的科或者整个灵长目的水平上保持不变，那么这样的特征就被认为是保守的，保守特征最容易以相对稳定的形式持续到人类进化水平。这些保守特征包括侵犯性的统治体系，其中雄性一般都统治雌性；反应强度的规模，特别是侵犯性相互反应；强烈的、延长的母系关照，往往带有一种显著的年幼者社会化现象：还有母系的社会组织。这二行为特征的分类为假说形式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基础。它允许对现代人中保持的不同行为特征的概率作一种质的估价。当然可以说，在人和黑猩猩之间保留的某些可变特征是同源的。相反，某些其他灵长类全部保留的特征可能在人类起源的过程中变化了。况且，评价并不意味着暗示保守特征更有遗传性——即比起可变特征来具有较高的遗传力。在物种之间，或者在一个物种中的群体之间，可变性可以完全基于遗传差异。最后说到文化进化，我们可以富有启发地假设，那些被证明是可变的特征也是最容易从一种人类社会到另一种人类社会发生变化的基于遗传差异的特征。表9一1的证据与这个基本概念并不矛盾。最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比较个体生态学的研究并不以任何方式预测人类的独特特征，进化研究的一个普遍规则就是：量子跃迁的方向是很难从系统发育史中推断出来的。

    9-2

    物品交换和互惠的利他主义

    有福共享在非人类的灵长类之间是罕见的。它的初级形式只出现在黑猩猩、或许还有东半球的一些猴子和猿类中。但是在人类，这是强烈的社会特征之一，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白蚁和蚂蚁认真的食物交换相匹敌的程度。其结果是，只有人类才有经济问题，他的高度的智慧和表征能力使得真正的物品交换成为可能。智力也允许交换在时间上延长，并且把物品交换转化为互惠的利他主义行为。这种行为模式的习俗在日常生活中表达了出来：

    “现在给我一些，回头我还给你。”

    “这次你帮了我，当你需要的时候我会是你的朋友。”

    “我确实不认为援救别人是英雄主义；我只是期望别人在同样的情况下对我或我的家庭也这样做。”

    正如T·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指出的一样，钱本身并没有价值。它不过是由小金属碎片和纸片造成的，靠它们作抵押。人们交出各种数量的财富，并为需求服务；换句话说人钱是一种用数量来表示的互惠利他主义。

    在早期人类社会中，或许最易行的物品交换方式是用男人捕获的肉食品来换女人收集的植物性食物。如果现在生活着的猎人社会反映了原始状态的话，那么这种交换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性别结合中的重要因素。

    有人据人种起源学的证据争论说，在人类进化中，早期的关键一步是用妇女来进行物品交换的。当雄性通过控制雌性获得地位时，他们就把她们当作交换的物品以巩固联盟、支撑亲族关系网。文化前社会的特征就是复杂的婚姻规则，这种婚姻规则经常可以直接当作权力经济来解释，特别是在消极婚姻规则（禁止某种类型的婚姻）由积极婚姻规则（指导哪种婚姻必须成）补充的地方。在一个澳大利亚土著社会中，存在着两个分支，婚姻在这两个分支间成立。每个分支的男人们都交换侄女，特别是他们姐妹的女儿。权力随着年龄而积累，因为一个男人能控制象他姐妹的女儿的女儿这么遥远的侄系后代。与一夫多妻制相结合，这种制度从政治上和遗传上两个方面为部落中的老男人提供了利益。

    就其错综复杂性而言，部落间的婚姻交换形式，与雄性猴子从一群到另一群任意流动或黑猩猩群体之间成年的年轻雌性的交换具有大概相同的遗传效应。在欧化之前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所缔结的婚约，大概有7．5％是部落之间的，在巴西的印第安人和其他前文化社会中也有相似比率。每一代基因流为10％就足以抵消使群体变化的非常强的自然压力了。因此，在群体之间创造高度可见的遗传相似性这方面，部落间的婚姻交换是一种主要的因素。外族通婚的最终适应基础并不是基因流本身，勿宁说是避免近亲繁殖。同样，为此目的10％的基因流就足够了。

    人类社会组织微观结构的基础，是非常有经验的相互评价，这一点导致了制定契约。正如E·戈夫曼（Erving

    Goffman）正确地观察的那样，一个陌生人被迅速地但又是有礼貌地加以探究，以便确定他的社会经济地位、智力和教育程度、自我洞察力、社会态度、能力、可信赖程度、以及情绪的稳定性。这类信息（多数是下意识地给出并吸收的）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探究必须是深刻的，因为个人的品质造成印象，而印象将会给他带来最大的利益。不论怎样，他要设法避免泄露那些会危害他的地位的信息。可以预料自我描述中包含着不可靠的成分：

    “许多实质**实都在相互作用的时间和地点之外，或者隐藏于其中。例如，只有通过一个人的公开承认或者是似乎不自愿的表达行为才能间接地确定他‘真实的’或‘实在的’态度、信仰和情绪。同样地，如果个人为其他人提供了一种产品或贡献，他们会经常发现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并没有马上可以得到回报时间和地点。他们被迫接受某些事件作为传统的或自然的信号：有些东西不是可以直接得到的。”

    欺骗和虚伪既不是有德之上要把它压到最低限度的绝对邪恶，也不是有待进一步社会进化删除掉的残留动物特征。它们正是人类处理复杂的社会生活日常事物的谋略。至于在每个特殊社会中的反应水平可能代表着一种妥协方案，它是该社会尺度和复杂性的反映。如果水平太低，其他人就会攫取你的利益并且取胜。如果水平太高，结果是遭到排斥。在一切方面都绝对诚实并不是好办法。古老灵长类的诚实可能会毁坏社会生活的精细结构，这种结构已使得人类群体超出了直接的部族限度。如同L.J．霍尔（Louis．J.

    Hall）所正确地观察到的那样，善良的态度已经变成了爱的代替物。

    9-3

    结合、性与分工

    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的建筑砖块都是核心式家庭。一座美国工业城市的公众与澳大利亚沙漠中的一伙猎人比起来，在围绕家庭这个单位的组织程度上并无多大差别。在这两种情况下家庭在地区团体之间运动，通过访问（或电话和书信）以及交换礼物来维持系于初始亲缘关系的复杂网络。白天，妇女和孩子们留在住宅区，而男人们则去搜寻追求的东西，或者为了符号等价货物和金钱奔波。男人们团结协作去狩猎或处理相邻群体的关系。如果不是确切的血缘关系，他们至少倾向于作为“兄弟团体”。性结合小心地遵从部落的习惯，并且试图永久化。多配偶（既不是偷偷摸摸的也不是由习惯明确赞许的）主要由男性实践着。性行为几乎是通过月经周期连续不断的，并且以扩大的**前爱抚活动为标志。莫里斯在1967年引用马斯特斯（Masters

    ）和约翰逊（Johnson）1966年的资料以及其他人的资料，列举了人类性活动的特殊特征，他认为人类的性活动特点与体毛的丧失有关系：年轻女子圆圆的隆起**，**期间局部皮肤的红晕，嘴唇、鼻子的柔软部分，耳朵、**、乳晕、外阴部等的血管膨胀和增强的性感受性，男性**大小的尺寸（特别是在勃起的时候）。象达尔文本人1871年注意到的那样，甚至妇女裸露的皮肤也是一种性的释放机制。这一切交替用来巩固持久的结合，这种结合在时间上与排卵期是没有关系的。发情期已经降低为一种痕迹，这使得那些想通过节律法进行计划生育的人感到愕然。性行为已基本上与授精作用分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禁止除生育目的之外的性活动的宗教主义者，也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在比较行为生物学中，宗教主义者的观点是一种误入歧途的作用力，它基于一种错误的假定，即在生殖方面人类基本上与其他动物差不多。

    几乎在所有人类社会中流行的亲族关系范围和形式，也是我们人类生物学的独特特征。亲族关系系统至少提供了三个明显的优点。首先，它们加强了部落和亚部落单位之间的联盟，并且提供了一条通道以利于年轻成员的自由迁移。第二，它们是贸易系统的重要部分，借此某些男性获得了优势和领导权。最后，它们是保护群体渡过艰难时光的内稳启调设施。在其他灵长类中，当食物缺乏的时候，部落单位为了寻求利他主义的帮助以一种尚不了解的方式能够号召它们的同盟者。阿塔帕斯坎多格里布印第安入，是加拿大西北北极区的一种猎人，他们提供了一个范例。阿塔帕斯坎人是通过双边基本联结原则松散地组织起来的。地区集团在共同的领土上漫游，制定周期性的契约，并通过相互婚娶交换成员。当饥荒袭来时，受到危害的团体可以和那些暂时处境较好的团体携手联合以渡过难关。第二个范例是南美的雅诺马苗人，当他的庄稼遭到敌人的毁坏时，就依靠亲族。

    随着社会由群体经过部落到酋长王国和国家的进化，某些结合规则就超出了亲族关系网络,把其他各种联盟和经济协议规则也包括了进去。因为网络越大、通讯线路越长、相互作用越是多样化，总的系统就越是复杂。但是潜在于这些安排之下的道德规则似乎没有很大的变化。平常的个体仍然在一种形成的法典下行事，这种法典并不比控制狩猎-采集社会成员的法典更精细。

    9-4

    角色表演与多元文化论

    超等人，与超等蚂蚁和超等狼一样，永远不会是个体，它是个社会，它的成员从事多种经营，协作组成一个远远超出任何可想象的生物的能力的混合物。人类社会已经繁荣到一种极为复杂的水平，因为它的成员具有智力，具有扮演实质上任何特化程度的角色的易变性，并且随着时机需要变换这些角色。现代人是一个多面演员，他的环境的不断变化的要求可以很快把这种表演扩展到极端。如同戈夫曼1961年所观察的那样，“或许有这样的时候，一个人象个木偶士兵那样前进又后退，被紧紧地限制在一种特殊的角色中。真的，我们到处都能抓住一个片刻，其中一个人正襟危坐，目不邪视，但是下一个片刻这幅景象就会分散成许多条幅，那个人也就会分成许多不同的人，这些人用手、牙齿和怪相抓着联结着不同领域的带子。当更切近地观察时，这个人把他生活中具有的各种联系聚在一起，变成了模糊的一片。”毫不奇怪，现代人最尖锐的内部问题就是身份鉴别。

    人类社会中的角色与社会烽昆虫的等级是根本不相同的。人类社会的成员有时以昆虫的形式密切协作，但他们更多的是为分配给他们的角色部分的有限资源”。竞争。最好的和最大型的角色演员通常得到不相称的奖赏，而最不成功的演员则被他人所取代，地位；盯理想，除此之外个体企图通过改变角色，而向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运动，阶级之间也会发生竞争，并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阶级之伺的竞争提供了社会变化的决定因素。

    人类生物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是否存在着一种进入一定阶级和扮演一定角色的遗传预先安排。很容易想象环境中会发生这类遗传差异。至少某些智力和情绪特征的可遗传性足以对中等程度的破坏性选择作出反应。达尔伯格（Dahlberg）

    1947年表明，如果出现一种基因对成功有反应，并向较高的地位流动，它会很快地集中在最高的社会经济阶级之中。例如，假设有两个阶级，每个阶级的向上流动基因的纯合子频率只有1％。进一步假设每一次中有50％的较低阶级纯合子传递上来。那么，只要十代人工夫，根据群体的相对大小，较高的阶级将由20％或更多的纯合子组成，较低的阶级将只有0．5％或更少的纯合子组成。赫恩斯但（Herrn-stein）1971年假设，由于在社会中环境机会变得愈加近乎均等，社会经济集团愈发需要通过基于遗传的智力差异来定义。

    当一个人类群体征服了另一个群体的时候，就产生了趋向于这类分层的强烈趋向，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然而，精神特怔方面的遗传差异虽然是轻微的差异，倾向于能通过阶级障碍、种族和文化歧视及生理小区而得以保存。1969年，遗传学家达林顿（C.O.Darlington）和其他一些人认为这个过程是人类社会中遗传多样性的一个根本来源。

    尽管一般的争论貌似有理，但是社会地位的遗传可靠性是没什么证据的。印度社会的等级制度已存在了两千多年，这已多于发生进化歧化的足够时间了，但是在血型和其他可测量的解剖和生理学特点方面，他们只有轻微的差异。反对等级差异遗传固定化的一些强有力的力量可以鉴别出来。首先，文化进化的流动性太强。过几年时间，或者最多几个世纪的时间，文化小区就会被取代，受奴役的种族和人民得到解放，征服者变成了被征服者。即使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中，向上运动的路径也是很多的。一个阶级地位低的人的女儿倾向于借婚姻上攀。在一代之中，商业或政治生活中的成绩能把一个家庭从任何社会经济集团推到统治阶级的地位。况且，对于争论来说，在最简单的模型中也有许多达尔伯格所说的基因，而不象所假定那样只有一种。人类的成就基因是强烈的多基因型，为数众多，其中只有极少数被测量过。智商仅构成了智力成分的一个子集。较不确定但是同等重要的品质是创造性，企业家的能力、魄力、和精神持久力。让我们假定对这些品质有贡献的基因分散在许多染色体上，进一步假定这些品质是不相关的，甚至是负相关的。在这些环境条件下只有最剧烈的破坏性选择形式才能产生出这些基因的稳定集合形式。在社会中保持着大量的遗传多样性以及某些遗传决定的品质与成功的松散相关性，这种更为相似的环境显然是普遍的。单个家庭的命运从一代到下一代的不断变化使得这种混杂过程加速了。

    即使如此，一定的广泛角色的假设中遗传因素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考虑一下男性同性恋。金西（Kinsey）的观察表明），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约有10％性成熟的男性基本上或完全是同性恋者，至少在被询问前三年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文化中，男性群体也较多地显示出了同性恋。卡尔曼（Kallmann）的双胞胎资料表明，对于这种条件可能存在着一种遗传上的预先安排。哈钦森（Hutchinson）1959年认为在杂合条件下同性恋基因可能具有优势适应性。7-10节讨论过这个问题。还有待补充的是，如果的确存在着这种基因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它们的外显性是不完善的，表达性是可变的。就是说这种基因的负载者要发展同住恋行为以及发育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修饰基因和环境的影响。

    其他的基本类型可能存在，或许线索就在眼前。B.琼斯（Blurton

    Jones）1969年在研究英国幼儿园儿童的时候，区别了两种显明的行为类型。“檀长言辞者”是很少的一部分，经常单独在一起，很少动，几乎从不参加乱作一团的游戏。其他的孩子是“行为者”。他们参加群体，大量活动，花大量时间去涂抹和制作物体而不是讲话。B．琼斯推测，歧化产生干旱期行为发育中的分歧，并持续到成年。应该说这证明它一般对文化中的多样性有基本的助益。但是尚没有办法知道分歧在起源上是否有遗传性，或者是在幼年时期由经验事件引发的。

    9-5

    通讯交流

    人类所有的独特社会行为都以他应用语言为转移，语言本身是独特的。在任何语言中，都给单词以任意的定义，并安排一种语法进行排列，语法传达了高于或超越定义的新意义。单词的纯粹信号性质和语法的复杂精深，允许创造无限多的信息。甚至有关系统本身的交流也是可能的。这就是人类语言的本质。人类语言的丰富程度是无与伦比的。人类语言的发展在进化中代表一种量子跃迁。

    即使没有单词，人类的交流也是最为丰富的。无语交流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兴旺的分支。由于许多信号在人类的语言交流中起补助作用，因此很难进行编纂。对这些信号范畴的定义经常也不一致，分类也罕有统一。表9一2提供了一个组合排列，它既无内在矛盾，也与当前的用法一致。无音信号，包括所有的面部表情，身体姿势和运动、接触，可能总数超过了100。布兰尼根（Brannigan）和汉弗莱斯（Humphries）1972年开了一张136个信号的单于，他们相信已近竭穷。这个数目与布赖德惠斯特（Bridwhistle）1970年的单独估计是近似的，尽管人类面部能表达25万个表情，但是组成清楚的，有意义的信号不多于100个。格兰特（Grant）1969年认出了6种不同的声音。总之，所有的辅助语言信号加在一起几乎肯定超过150个，可能接近200个。这大于其他大多数哺乳动物和鸟类用三个或更多的因素组成的数量，并超过了恒河猴和黑猩猩加在一起的总数。

    表9-2

    人类交流的模型

    I语词交流（语言）：单词和句子的表达。

    II

    非语饲交流

    A.韵律：音调、速度、节奏、音量、流畅和其他声音

    特征，这些特征修饰词语表达的意义。

    1．声音辅助语言：哼哼、咯咯、笑、呜咽、叫喊和其

    他一些无词声音。

    2．无语词辅助语言：身体的姿态动作和接触（运动交

    流）；很可能还有化学交流。

    在人类辅助语言的分析中，还可以在前语言信号（被定义为服务干真语言进化起源之前的信号）和后语言信号之间作出有益的区别。后语言信号极象是纯粹为辅助讲话而产生的；研究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是灵长类交流的相关性质系统发育分析。例如，胡佛（Hooff）1972年已经在有尾猴和猿类的面部表情中确立了同源微笑和同源大笑，因而能在我们中间最初始和最普追的信号中对这些人类行为进行分类。

    马勒（Marler）1965年指出，人类的语言可能产生于被分为大量等级的声音信号，这些信号与猴子和黑猩猩所用的不一样，与那些更具体的声音形成对比，这些声音使较低等的灵长类的某些性质具有特征。人类的幼年能发出范围广泛的元音。但在它们的发展早期变为一种特殊的人类语言声音。多重爆破音、摩擦音、鼻音和其他声音结合成40个左右的音素。人类的嘴和上部呼吸系统历经强烈的修饰，以便具有这种发音的能力。剧烈的变化伴随着人类的直立姿势，这种姿势可能提供了趋向现在修饰的初始动力。当面部直接朝前的时候，嘴和咽部空间成90度角。这种结构有助于舌头后面前推，使之形成上咽腔前墙的一部分。同时咽腔和会厌也显著地延长了。

    改变舌头的位置和延长咽部系统，这两种原则性变化对声音生产的多样性非常有用。新语言学可能永远回答不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人类语言的起源时间。是两百万年前，随着南方古猿人使用石头工具和建造隐蔽所而开始讲话的呢？还是直到完全的现代人出现才有了语言，或许是过去十万年中随着宗教典礼发展起来的呢？这些问题尚无定见。

    9-6

    文化、仪式和宗教

    文化的雏形在较高等的灵长类中比在人类中还要多，这些动物包括日本猴和黑猩猩，但是只有人类才实际上把文化渗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种史的细节受到遗传的潜在指令导致了社会中的大量多样性。潜在指令并不意味着文化已经脱离了基因。所进化了的东西是一种有利于文化的能力，的确是一种发展各式文化的压倒一切的倾向。罗宾·福克斯（Robin

    Fox）1971年以下列形式提出了这个论据。如果赛米梯考斯（Psammetichos）法老和苏格兰詹姆斯四世王的臭名昭著的实验曾有作用，则在隔绝中抚养的孩子也可以健康生长，他写道：

    “我不怀疑他们能够讲话，从理论上讲，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就会发明和发展一种语言，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学过这种语言。而且，纵然这种语言与我们所知的任何语言都完全不同，但语言学家在与其他语言相同的基础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