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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失业”与“就业不足”(1/2)

    据一般的理解,劳动力的极端利用不足构成了南亚国家的特征。劳动力的平均产量非常低。产量低的部分原因是许多劳动力闲置,不是完全闲置,就是每日、每周、每月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闲置。但是,即使在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候,其生产率通常也是低的。这是许多条件的结果,其中有低劳动效率。

    劳动力的这种浪费通常从“失业”或“就业不足”的角度来讨论。南亚的“失业”或“就业不足”一起被假定为构成了未开发的生产潜力库。按常规,这一般用缺乏对工资雇员的需求来解释,或者在自雇(the

    selfemployed)和农民的情况下,用缺乏生产性工作机会来解释。据假定,一旦给予这些人以工作机会,他们就将抓住这些机会。“失业”和“就业不足”都被认为是非自愿的,而对低劳动效率未予以注意。

    在经济理论主流中,巨大规模的“失业”和“就业不足”被视为南亚各国贫困的基本原因。同时,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大量未使用或使用不足的劳动力被认为具有生产潜力,能够创造资本和增加生产,因而使提高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成为可能——简言之,是一种能够用以消除贫困的潜力。因此,计划的重要任务是,通过把“失业”和“就业不足”输入生产性工作来抽干这个劳动力库(labor

    reservoir)。

    将兴趣集中于“失业”与“就业不足”,集中于工作和工作机会的创造,基本上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关于南亚的早期文献中,最关心的问题通常是殖民政府和私人企业家遇到的劳动力持久短缺。或许只有在这个方面,南亚经济问题的现代讨论已更剧烈地走向殖民时代所讨论的问题的反面。劳动力使用的基本问题现在被视为向“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民众提供需求和工作机会的问题,而在不久前则被视为吸引足够数量的工资劳动者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问题。

    这种戏剧性的逆转发生在南亚国家获得独立、开始为发展计划而努力的时候。计划者自然把闲置的或非生产性的劳动力一方面看做是贫困与低生活水平的祸根和原因,另一方面又看做是发展的潜在资源。实际问题就是要想出能够更充分地使用劳动力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们曾受到西方国家思想趋势的有力支持,在这些西方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充分就业也被宣布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和政府的责任。西方经济学家及其南亚的同行——由于他们对西方概念有透彻的了解——把最新的失业观点不折不扣地应用到南亚。

    **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也不能解决失业问题,这里面并不包含着劳动力的使用或使用不足的另一种观点。他们的影响只意味着,战后的方法在南亚加强了。因此,对于仔细考察支撑西方“失业”和“就业不足”概念的主要假定在南亚的适用性没有给予鼓励:超过固定工作标准的劳动力闲置,是非自愿的,因而,存在一个劳动力库,可以通过增加需求和扩大工作机会予以开发。对劳动效率不加考虑。

    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关于殖民时代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思想从起源上看是重商主义类型的。根据16和17世纪从雇主角度来看的劳动观点,廉价、驯服和有纪律的劳动力供给充足被假定为符合公共利益。重商主义者并不是**的道德败坏的犬儒主义者,而是像殖民时代在南亚掌握权力的殖民主义者和商业人士那样,是作出论证和行动以促进他们视之为公益的事业的人。总的来说,现有证据表明,殖民时代成长起来的企业——无论是种植园、采矿,还是城镇工业——都经常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困扰。无论如何,新工业一般没有遇到大量的、要求就业的劳动力过剩。因为从这个角度看,农村本身也没有产生大量现成的、等待开发的劳动力供给。

    补充劳动力方面所经历的困难——以及雇主和政府所持的看法:新企业为落后经济提供了进步——使我们描绘为重商主义分支的政策得到力量和认可。政府和雇主的思想有“事实”背景;对他们来说,这大概看来与实际情况相符,并且建立在经验基础上。各种思想对那些持有这些思想的人来说,看来总是从明显事实中推导出来的、简单的无可争议的结论。

    在殖民时代的农业部门,停滞的传统经济中当然有很多闲置劳动力,特别是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营者和乡村工匠中间。人民凭传统爱好办事,受贫困本身的制约,从西方观点看,往往在正常工作日的大部分时间内空闲无事。即使工作时,他们也工作得没有效率。虽然人民大众很穷,但他们显然并不迫切希望通过增加农业中的劳动投入,且更不用说向工资就业提供劳动来改善自己的命运。同时,在新的动态经济部门中,曾有过严重感觉到的劳动力短缺。

    曾有一种殖民理论为这种现象作解释,其主题是,本地人倾向于空闲无事和无效率,他们不愿意寻找工资职业,是他们没有**、经济视野十分有限、关心活命、自给自足、无忧无虑的性情和偏好闲暇生活的表现。据认为他们对提高其生活水平不感兴趣。在这些各个方面,他们被假定在气质上不同于欧洲人。这往往牵涉到土著与欧洲白人之间的种族差别。

    其他一些事实也构成了这种解释。人们普遍看到,炎热而常常潮湿的气候使持久的艰苦劳动令人厌恶,并引起惰性,工作态度也常常与社会制度中各种值得注意的因素有关。对社会和宗教习惯与禁忌强加给体力劳动的许多限制,在殖民时代就曾有过许多评论。人们也常常观察到,营养不足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一般降低了紧张工作的耐力和能力。

    尽管除了以十分委婉的方式流露之外,一般总是秘而不宣,但是,这种态度,特别是种族劣等论仍广泛地为那些在南亚各国工作的欧洲人所持有,许多本地血统的上层人物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尤其是那些后来在政治部门里升居高位或成功地当上了现代大规模企业家的极少数本地人也往往持有这种态度和理论。这提出了一个供系统研究的重要问题,因为关于土著与欧洲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差别的常规理论现在已得到国内外强大的政治与外交利益的承认,而在这种常规理论的下面还残存着反映了我们称之为“殖民理论”

    的一整套畸形态度。这种理论与美国数年以前对待妇女和对待新近的移民或黑人的流行观点何其相似乃尔。

    在殖民时代,这种理论为殖民权力结构提供了合理保护。它帮助证明“白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的流行思想,以支配那些理论上不能支配自己的人。它还支持了这种思想:对提高土著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没有多少办法可想,因为他们的境况是气候和不可改变的社会与生物学上的事实的结果。这个结论由于殖民理论的另一个要素而可以更问心无愧地接受:土著人懒惰,无所求而乐在其中,或许比其雄心勃勃驱使自己进行往往以失败而告终的不遗余力的拚搏的欧洲人更快乐。众所周知,散布被剥削者特别快乐的观点是特权集团为了将不平等合理化而惯用的手法;快乐而无忧无虑的黑人、幸福而心甘情愿的妇女以及心满意足的奴仆等等的幻想,无不历历展现在我们面前。

    所有的知识,像所有的无知一样,往往恰逢其时,并提出了特殊利益的原因。我们的观察经常向无知大开方便之门。承认这一事实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的观察和推理都是错误的,但这的确意味着:我们在考察它们的时候应该慎之又慎。

    我们已经概括、并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的劳动力使用问题的战后方法,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殖民时期理论的抗议。实际上,战后方法打下了很多抗议的烙印这个事实使理解早期的主要观点对研究当今的南亚很重要。

    殖民理论不分青红皂白地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南亚的情况,并用西方标准衡量那里的态度和行为,因而它就得出了南亚人谦卑、屈辱和无礼的特征。但是,从所运用的观点和标准看,没有什么东西从根本上把旧方法和现代法区别开来。不仅那些拥护西方世界的南亚知识分子,而且那些积极反对西方的更有进取心的民族主义者,在从“失业”与“就业不足”

    角度来讨论劳动力的使用时,都必须应用西方标准。殖民理论之提出旨在既解释南亚缺乏进步,又解释那里的贫困。那些现在希望推动进步的南亚知识分子因而藐视强调进步的障碍的殖民理论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的偶然,失业问题在与南亚国家获得独立,并开始自己发展计划的大致同一时间成为西方经济理论和计划的中心。在对该地区不发达、发展和发展计划问题的兴趣爆发中,西方作家几乎机械地倾向于用他们熟悉的词汇来思考问题。南亚的经济学家也受到非常相同的影响,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是用西方词汇进行思考的教育。而且,西方国家的战后方法所具有的感情负担,通过它与激进主义在社会政策问题上的密切联系,无疑增加了它对南亚知识分子的吸引力。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新的西方方法驳斥了殖民理论中所有有异议的成分。当然,它对种族问题不置一词。或许,模糊的怀疑确实存在,这对种族和生物学的低劣论的殖民假设可能有些意义,但是,这种态度不再是理论的一部分,无论是在科学层次上还是在普及层次上,这种态度旨在解释南亚人民的才能和能力。各类人之间遗传的精神特质上的平等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现代方法中从未受到挑战。这无疑是走向更大合理性的一个进步。

    但是在同时,已被强调为不同于西方的环境上的论据也被摈弃了。例如,气候的差别在温带从未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今天,在考虑不发达与发展时,几乎完全忽视了气候。虽然气候在殖民理论中具有很突出的作用。实际上,无论在南亚还是在西方,对劳动力的使用中气候的影响或控制这种影响的可能性没作过任何研究。战后方法在其增长模型中对营养、收入和生活水平及其与劳动投入和效率的关系也没有给予很多注意。甚至当这些因素在南亚的背景中被考虑时,它们也只是从人民福利的观点来考虑的,而没有从其工作的能力与准备或工作时的努力与效率来考虑。

    在西方国家,失业被理解成这样一种状况:一个人没有工作,但正在寻找工作。有劳动市场存在,当就业机会出现时,工人完全知道。从计划的角度看,失业和伪装失业代表了“劳动力储备”。这种劳动力储备可视为只等待工作机会的“容易获得的供给”。它能够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总需求来动员。如果我们能把那里的闲置劳动力视为构成容易获得劳动力供给的失业储备,基本上能够通过扩大工作机会的范围予以开发,那末,南亚的计划上的问题就可以大幅度地简化。

    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地忽视劳动效率,这个问题将进一步简化。在西方,劳动力根据技能划分成几个部分。工作日的长度、一周和一年的工作日数量由集体协议或立法来决定。除了例外的、自私的情形外,在这些标准化的条件下,可能假定那些失业者想找工作。

    南亚的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显然不同。这个问题被以下事实弄得更复杂:南亚大量闲置的劳动力的存在本身已逐渐养成了一种抵制那些可以提高劳动效率的措施的态度。在一些地区,效率被视为对就业有害。忽视劳动效率,把劳动力浪费的责任归咎于缺乏劳动力需求和工作机会的趋势——它暗含在战后方法中,曲解了制定计划的各个方面——为许多棘手的问题提供了逃路。

    关于就业问题思想中的进一步混淆源自殖民时代以后人口加速增长的意识。正如我们后面将表明的,它的就业的含意并不是人口增长的最重要方面。至少在最近几十年的视野内——这正是一切计划的视野——劳动力的规模并不取决于为了降低出生率所能采取的措施。不过,人口部门一般主要被视为能够预示为迅速增长的劳动力提供就业的需要。

    战后研究劳动力使用问题的方法包括大量关于经济和社会事实的假设,它们在西方世界可能十分现实,但在南亚并不现实。下面三个一望而知:

    (l)劳动投入主要可作为量予以讨论,而不必特别注意其质,即劳动效率;

    (2)总体的劳动投入低,即空闲,可视为“非自愿的”;

    (3)因此由“失业”和“就业不足”所表示的空闲的劳动力在下列意义上构成了“容易获得的劳动供给”:提供工作机会是消除空闲所必需的主要条件。

    战后方法中暗含的这些假设擅自从南亚国家大多数特有的、并密切相联的环境条件中抽象出来——无论是物质的、技术的、制度的、还是广泛的态度的条件——特别是从下面抽象出来:

    (a)气候因素;

    (b)低营养水平和健康水平;

    (c)制度条件;

    (d)由制度造成的、反而又会加强制度的态度;

    (e)从上述(a)到(d),尤其是从(c)和(d)产生的劳动相对不流动性,和所有市场,特别是劳动市场的巨大不完全性。

    在影响理论经济讨论,并反映在模型和计划中的一般思想模式中,进一步假定:

    (4)在经济讨论中,政治、行政和组织问题大多能够绕过;

    (5)闲置的劳动力未能被工作机会吸收的一般原因在于互补性生产要素的供给不足。

    由于不但投资和流动资金,而且土地和其他互补性生产要素诸如经理、技术员和熟练工人数量有限,增加它们供给则需要投资,所以,大规模非自愿闲置——根据战后方法就是“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原因可归结为:

    (6)内部储蓄和国外流入的资本不足。

    暗含的补救办法是经济中投入更大量的资本。因此,同各种经济模型建立起了联系,这些模型把资本投入与总产出的增长联系起来。

    有了上述诸项假定,现代方法的各大要素就可以组合成一个连贯的思想体系。在南亚,简单地根据就业和“失业”建立的西方模型加上一个附属物——经济的就业成员理论——据认为使这一理论与该地区无论在农业或在其他地方的条件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个学说和所作的其他假设的一个含意是:

    (7)“失业”和“就业不足”一起都可视为不仅构成了劳动储备,而且同时也构成了储蓄储备。在他们能够开始工作而没有增加总消费的情况下,就业产生的成本——诸如工具和其他资本设备成本——能够减少。总投资量能够增加而不需要有组织的资本市场。

    这里十分简单生动地概述了战后方法,这种方法并没有适当地考察南亚的现实,在大量文献中,这种现实是作为偶然的限制条件和保留意见而出现的。不过,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存在这些限制条件,这种明白易懂的方法还是指导了经济讨论、术语的定义、统计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以及发展计划的建立。

    短时间的反映表明,这些基本假设不适合于南亚的环境。南亚社会并没有经历过经济进步、一体化、标准化和合理化过程,上述过程使这些假设在西方可用作总体经济分析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