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的重要性可用这个事实说明：在政权崩溃的任何地方——例如，在缅甸、巴基斯坦和中国（指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译者注）——主要的、常常是决定性的原因是政治家和行政官员中间普遍存在行为不端，结果商人和一般公众中间非法行为盛行。这个问题是南亚各自政府最关心的，因为贿赂和不诚实的通常做法为独裁政权铺平了道路，独裁政权由于揭露**和对冒犯者采取惩罚行为而证明了自己的合法性。清除**经常作为军事接管的主要理由而被提出来。如果新政权没有消除**，它的失败就为另一次某种起义准备了理由。**程度显然对该地区政府的稳定有直接影响。

    **还几乎是研究课题的禁区。这个问题在政府和计划的学术讨论中几乎没有提及甚至西方专家也很少提到，这表明了我们在研究中描述为外交特征的一般倾向。忽视态度和制度问题就避免了一些麻烦问题。南亚的社会科学家，无论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都特别想走这条便道。当这种偏向受到挑战时，它被一些笼统的说法理性化了——这就是，所有国家都有**；由于殖民时代和前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态度和制度，南亚各国有**是自然的；南亚需要**给复杂的商业与政治机器添加润滑油，或许它并不真正是一个不利条件。这些辩解是不恰当的，并且显然站不住脚，它们大多都是错误的。这些说法更经常地在谈话中表述出来而较少见诸文字。

    **问题虽然还不是研究的主题，但也是有发言权的南亚人考虑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在保留了议会民主和公共讨论自由的国家，报纸将很多版面，政治集会拿很多时间用于这一问题。在所有国家中，当谈话自由轻松的时候，经常转到政治丑闻上去。反**运动定期地开展，通过法律，建立监督机构，指令保安机关调查有关行为不端的报告。有时，官员，多半是较低级的官员，受到起诉和惩罚，偶尔也有部长被迫辞职。所有这些国家有发言权的人还相信，**是猖獗的，并且有增无减，特别是在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中间，包括立法者和部长们。大张旗鼓地努力防止**和断言正在对付应该处理的**看来只是传播了犬儒主义，尤其是在所有这些触及较高级人物的程度方面。

    从前述可见，有两个因素显然是清楚的：所谓“**的民俗学”，即人民对**的信念和这些信念附有的感情；和可以任意贴上“反**运动”标签的公共政策措施，即所建立的旨在加强各级政府官员廉正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这两者清晰可见，应该容易记录和分析。

    **的民俗学本身包含了一些重要的社会事实，值得深入研究。这种民俗学对于人民怎样处理私生活，他们怎样看待政府旨在巩固国家和指导及促进发展所作的努力有决定性影响。它容易使人民认为，掌握权力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家庭的利益或他觉得应忠于的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来利用权力。与这有关的、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是，**的民俗学在什么程度上有助于产生对有组织的社会的微弱忠实感。如果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对其不满实际上等于嫉妒那些有机会通过不正当交易谋取私利的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关于**的信念，特别是众所周知的犯科者能够继续**而几乎没有受到惩罚风险的信念，易于加强这种看法：这类犬儒主义的自私行为是正常的。因此，**的民俗学本身就是有害的，因为它能使人们对**的盛行，特别是在高级官员中间盛行有一种夸大的印象。

    由于正如印度、锡兰和菲律宾的大众辩论十分公开一样，所有南亚国家街谈巷议盛行，所以各种犯罪案件的真相，不难弄个水落石出。主要研究任务当然是确定一国**的一般性质和程度，它对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和各个部门的侵蚀及可以识别的任何趋势。接下来是对研究的问题进行初步的筛选分类。所说的看法既立足于个人观察，也立足于广泛地阅读原始记录、委员会报告、报纸和其他出版物，更多的是立足于同该地区有识之士的谈话，包括同西方商人的谈话。在美国，对**问题已有几代人深入地、富有成果地进行了研究，这一事实应该驳斥所谓从这一现象的研究中不能学到什么的看法。

    首先关于**的一般程度，毫无疑问，南亚国家比西方发达国家或**国家高得多。如果要同殖民时代的情况作一比较，南亚和西方观察家的一般看法是，**现在比殖民时代更普遍。尤其有人相信，它已在较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中间建立了基础。因为对南亚不同政府管理部门来说，一般假定，政府工作部门和政府采购机构特别**，这些部门和机构的官员控制了进出口许可证、征收关税和税收，管理铁路使其正点运行。显然，官员什么时候被授予相机处理的权力，就往往什么时候有**。**甚至有时候蔓延到法庭和大学。

    在关于**的初步正式研究中，特别是印度的**研究中，一般对争夺南亚市场的西方商业界所起的作用保持沉默。西方商人自然从未公开讨论这一点。但在同我们的私下谈话中，许多人坦率地承认，他们不得不贿赂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以缔结商业交易。他们经常必须贿赂高级和低级官员，以使他们的企业运转而没有太多的障碍。他们说，这些贿赂构成了他们在南亚的总营业费用的很大一部分。

    在试图确定行贿受赂事实，特别是较高级官员和政治家方面索贿受赂事实时，研究者面临一个特殊困难。贿赂很少是直接交付的，通常通过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可能是一个本地商人，或者是一个低级官员。许多西方企业发现使用专门行贿者或中介人作为代理人更方便——且较少令人反感——他们然后向这些人支付报酬，这些人的合作是生产和商业顺利进行所必需的。更一般的是，当一笔生意要做成时，掌握最终权力的某一官员经常要通知西方商人，一位部长或一位高级官员希望得到一笔一定数量的钱。即使本地商人也经常处于这种与索贿者有关的间接关系。由于整个事情是秘密的，经常没有办法知道中间人是否将这笔钱据为己有。他甚至可以使用一个清白人的名字的分量来使交易有吸引力，并增加他的利益。这当然是**民俗学可能夸大较高层**程度的方式之一。

    **民俗学，反**运动中这些信念和感情的政治、行政和司法反映，几个国家不同时期的**盛行，以及现在的趋势——所有这些社会事实都必须同南亚其他情况联系起来，从因果关系方面弄清其来龙去脉，并给予解释。

    当我们说南亚的**比西方发达国家更普遍时，我们暗示了社会传统的一个基本差别——在什么地方、怎样和什么时候谋取个人利益的差别。在南亚对与西方现存的同样意义上的追求利润和市场竞争的愿望进行刺激是极端困难的。但是，在南亚，要消除从那些在西方已经基本上受到抑制的一些来源——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