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带作用，即批准进口许可证的张张文件纸成了值钱的个人礼物。除了这一点外，不愿意使用非相机抉择的消极控制也使得通过复杂的相机抉择控制体系抵消显然不合理的保护效应成为必需。

    在印度，公司发行新证券受政府控制。工业方面的所有重要的新企业，或选址的变化或制造产品的变化，都需要政府许可。政府也有权调查任何工业企业的经营情况，并且，如果政府的指令没有得到遵守，政府可代行管理。依照必需品法令（The

    Essential Commodities Act），印度政府能够调节所有食品和原材料的生产与管理。印度关税委员会决定所有受保护行业的产品价格；如果作出选择，可以把利润限制在投资资本的8％～12％。国家贸易公司被给予垄断进口和重要产品分配的地位，目的是保证“按合理的价格公平分配”。

    结果是，除了有行政当局的事先许可或者冒着事后被政府否决的风险以外，不能进行任何重大的、甚至少数微不足道的企业决策。所有这些授权的消极相机抉择控制当然从未充分运用。如果它们得到充分运用，有组织的部门的每一部分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都不能称为“私人的”。政府或行政当局的决策一次又一次改变了实际运用的这些控制的范围。但是，只要存在外汇稀缺，并且不愿意使用非相机抉择控制来控制这种局势，那末在这一方面所能做的事是十分有限的。

    在巴基斯坦，尽管计划和政府发言人不断宣称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应该放松，应该更多地依赖价格机制的作用，但是，情况大体上与印度差不多。锡兰一直朝同一方向运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甚至向相机抉择行政控制推进得更远，这种推进的动力是构成其近期历史特征的政治发展的激进倾向、起义和内战、马来亚和泰国实行相对少量的消极相机抉择控制，不过，他们的积极控制——例如，准许一些新企业免税——在不寻常的程度上是政治和行政相机抉择的一件大事。应该注意到，所有东南亚国家像锡兰一样，已采用了相机抉择的管制，部分原因是歧视少数民族和外国人，以有利于大多数人。不能通过非相机抉择控制去追求这一目标。

    在印度式的管理控制体系中，一套控制的应用使另一些控制的应用成为必需，它们一般也必须是相机抉择的。要使固定价格有效。就需要实行分配和配给，往往需要对供给方面的更深远的干预。这样，在每一个相机抉择控制体系中就有一个自我持久和扩大的趋势，尤其是当经济正经受国内供给短缺和外汇短缺之苦的时候。

    南亚的所有经济计划都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发展应该被推动。更具体地说，人们感到私人企业，尤其是生产投资，需要促进和刺激。即使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这种看法也是很普遍的，在印度，公共部门的增长被宣布为计划的主要目标。

    例如，在制定公共部门收取的价格时，一个主要考虑是，价格应该维持在低水平，以鼓励私人企业。用各种免税办法来鼓励新的经营冒险活动。税收管理松弛也在同一方向发挥作用。有组织的资本市场上的利率维持在低水平，经常低于发达国家，尽管资本非常稀缺。特别信贷机构也产生了，这种机构经常以优惠信贷资助借款者。

    即使最初认为私人企业太少，它们需要鼓励的看法是正确的，它实际上已经鼓励到了必须受到抑制的程度。这是因为，供给，特别是外汇的供给并不是用之不竭，而是十分有限的。这种鼓励大多数是由积极的相机抉择控制提供的。行政相机抉择一般用来决定谁将得到公共部门的服务，谁将以特别利率从金融公司得到贷款，当然还有谁将分配到外汇。由于积极控制过于强大，结果需要消极控制。像积极控制一样，它们被赋予行政控制的性质。在既促进又阻碍企业的过程中，政府和行政部门直接卷入了私人企业的所有方面。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情形。当人人都在谈论鼓励私人企业的必要性时，当大量的积极控制根据这一考虑予以制定时，大多数官员不得不借助上面列举的所有消极相机抉择的控制工具，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限制或阻止企业方面。这就像开车时加速器已经推到了最高档而制动器仍被紧紧地踏住一样。需要相机抉择基础上的广泛的消极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度应用积极管理控制的结果。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超越实际限制地鼓励私人企业使庞大的相机抉择行政控制官僚体系成为必需，以实施治理，特别是当积极控制主要是相机抉择型的时候。

    取消或放松一些积极控制会使一些消极控制成为不太需要的措施。相互冲突的控制的普遍存在意味着，其他必需情况下需要更多的控制，而且较大部分必须是相机抉择型的。从发展的观点看，这是特别不适宜的，因为南亚国家最严重的瓶颈之一是缺乏德才兼备的行政官员。

    我们描述的这种情况无疑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协调，即由于计划的缺陷。计划者以及更多的计划执行者的自然趋势是把目标定得很高，却没有提供足够的非相机抉择限制，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这就导致了一个充满内部冲突的控制体系，其结果就必需增加控制的数量，并使它们成为相机抉择的。

    冲突着的控制格局结果是，那些能够藉此逃避责任的商人不断获得超高利润。这些利润在以下意义上“太高”：它们高于为诱发合意的和可能的企业与投资的数量所需要的水平。它们是价格体系不能调节到向企业家提供诱惑力的结果，这种诱惑力从计划完成的观点看是“正确的”。而且，“太高的利润”并未很有效地为税政所吸收；甚至在边际税率很高时，南亚税法也包含了一些易于逃税的漏洞，大规模的偷税漏税是常见的事。

    对那些必须找到穿过错综复杂控制的出路的商人来说，情况看来，一定过分复杂。他们确实抱怨政府干预的增多，有时甚至是大声疾呼。但是，观察家都能注意到，这些叫嚷是无力的，实际上是言不由衷的。一方面，私人企业家对这种情形已经习以为常，以致他们把它看得像气候，像印度司空见惯的种姓等级统治和其他许多生活条件一样理所当然。而且，单个私人企业家可能不愿意反对某项具体的决定，因为他知道，他必须不断地寻求负责官员的支持。但是，主要考虑当然是利害关系如此之大，致使麻烦再多也值得。这意味着，所有那些能够突破控制的人在维持这种格局中都有既得利益。

    另一种格局也是明显的。任何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体系，与经常宣称的意图相反，往往有利于那些已经在需要某种许可的领域里很活跃的人。那些已经经商的人消息更灵通，他们同官员已有较好的联系。当政府需要时，他们也更乐意提供建议和合作。

    所有这些都倾向于限制竞争，有利于垄断和寡头垄断，并且纵容了既得利益集团。在现在的背景下，这意味着，已建立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受到所应用的管理控制体系的大力支持。这与阐明的政策目标直接相矛盾，而且，现在的体系往往给新厂商的诞生和小厂商的扩大设置了障碍。

    如果大企业在维持这种控制格局中有既得利益，那末实行控制的官员和政治家在保持这种格局中也有既得利益。我们已经指明，他们凭借如此之多的控制是相机抉择这一事实所获得的权力。因为这些控制并没有纳入计划，而支配其运用的指令也往往是模糊的，所以这种权力就更大，应用则是行政判断问题。经常有充分的理由作出有利于已建立的大型企业的决定，所以他们能够问心无愧。

    但是，在种姓、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更一般的“关系”这种传统上如此多的环境中，串通勾结的风险很大——它遍及上自首都的上层阶级下至多村的各个领域。结果经常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相机抉择控制的盛行导致勾心斗角。正如受遣赴印度尼西亚的美国经济考察团所写的一样：“贪污受贿问题是直接控制的连体双胞胎。”

    对南亚的相机抉择控制体系使道德沦丧的决定性作用不应该低估。当战时的西方世界必须依赖过多的相机抉择控制时，他们那里甚至弥漫着黑市和**，尽管有十分优越的行政机器和高级办事人民。南亚在下列意义上存在一种具有累积效应的循环因果关系：行政官员和政治家的**机构有兴趣保留并建立相机抉择控制，使他们有自肥的机会。

    在西方世界，价格机制已日益成为人民通过民主机构选择的政策工具。这个机制运行的条件不断变化，以更好地适应变化世界中的那些倾向。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事态的发展开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远比南亚国家的大，用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创造的术语说，南亚国家都“运行着无政府状态”。但是，这种影响在西方是尽可能地借助于价格和税收政策及其他非相机抉择的控制来施加的。南亚的控制体系还表现出与**国家的政策有更少的相似性，**国家并没有私人部门要处理。我们再次面对着这个事实。南亚国家是计划的第三世界。

    本章的分析立足于这样一个价值前提：管理控制应尽可能地是非相机抉择式的。这个价值前提是从现代化理想中推导出来的，它代表了这样一点：南亚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也应该努力使自己更像西方国家——如果它们不赞成将私营部门国有化和变得像**国家一样的话。但是，应该承认，南亚国家对相机抉择控制的依赖已部分地牢牢扎根于必要性之中。市场的支离破碎。甚至不存在，对价格刺激缺乏反应，都降低相机抉择控制的效用。

    不过，应该没有必要让相机抉择控制占如此巨大的优势。如果管理控制得到更好的计划和协调，实行非相机抉择控制就有更大的余地，特别是，就可能避免政策冲突造成的那些控制。但是，也有强大的力量起着维持相机抉择控制的结构的作用。一个力量是独裁主义和家长制统治的思想和态度的遗产。另一个力量是行政官员、政治家和大商人的既得利益。

    在南亚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都不像这样既缺乏科学的分析，又缺乏对经验事实的系统而明确的了解。管理控制不是有计划的，它们显然也没有协调，其应用方式通常并没有详细地揭示出来。我们试图做的是综合成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将为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提供一个逻辑上协调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