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和投资的供给。但是，所有国家也扩大了从前殖民者手中继承下来的私人银行体系。在整个地区，由于建立国家进出口机构，政府对贸易和商业也频繁地进行干预。这种对商业与企业的干涉经常是由对外国人，特别是对华人和印裔经纪人的偏见促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华人和印裔经纪人存在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并且，在该地区大部分地方，国家实际上被迫接管了主要食品供应项目，因为，除了缅甸和泰国以外，通常存在一个食品供应缺口，因此，有许多不同的动机促使国家在贸易活动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其中许多与社会主义无关。
即使存在上述那些活动，在南亚大多数国家中，社会主义问题并没有出现在关于最大部分经济的讨论中，也和这种讨论无关。剩下来的是现代大工业，其中——包括采矿、造林和种植园。大制造业即使在印度也仍然是南亚经济中非常小的部门。不过，在社会主义讨论中给予大工业以特别重要性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该地区一些国家，尤其是人口众多且增长迅速的最穷国家，在执行发展计划中要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的话，更大部分的劳动力最终必须在农业之外的部门就业。如果大工业能够最大限度地受到国家经营的促进，这将成为扩大政府干预的有效论据。第二，某些类型的大工业被认为是“基本的”，通常具有的含意是，它们使更多的工业企业——“基本的”或“非基本的”——成为可能。那么，在计划中，对政府来说，它们就相当于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和方向的工具。在整个南亚，除了马来亚以外，已经出现了以某种形式组织国有工业的尝试。
政府干预工业问题在任何地方都被假定是决定性的。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将标明一国走向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路线。人们所能进行的选择被认为是自由的，取决于政府决定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自由企业”社会。南亚国家独立以后能够以三种方式进行工业国有化，他们能够:
（1）继承公共部门中的企业。
（2）将私人企业国有化；或
（3）建立新的国有工业企业。
南亚各国除了少数例外。在公共部门中，从前殖民政权手中几乎没有继承什么工业企业（泰国从未被占领为殖民地）。
对该地区私人所有工业企业的国有化至今还未大大触动外国人拥有的那些企业。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那里，大型开采工业曾为外国公司占有。但是，在后者这是以一种朦胧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就是多半让外国人控制管理，或者作为根本与社会主义无关的政治运动，在一些情况下，所接管的企业已被退回。
在公共部门正在扩大的三个国家中，印度已经宣布，促进公共大型工业是其社会主义政策的一部分。但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是公认的自由企业经济。在后两个国家，国家经营工业立足于两个理由：缺乏足够的高效能私人企业和私人企业利益的增加——因为它们来自国有公用事业——通过增加稀缺物品的供应和创造外部经济。但是，印度也提出了同样的理由，一般是作为它打算称为社会主义的政策论据而提出来的。
只有在一个方面，印度能被认为比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更信奉社会主义：后两个国家认为政府经营仅仅是过渡性的，他们已宣布，他们打算只要有可能就把国有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他们已经部分地实现了这种想法。
把前述所有方面考虑一下，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缩小作为社会主义与自由企业之间思想选择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问题。在南亚各国中，经济政策与工业发展方面成就的差别与其思想状况并没有紧密联系。
当西方学者推测印度是否将允许许多私人企业存在时，他们关心的是将来的行动而不是现在的政策；印度私人企业界有时表达的忧虑基本上也是这样。就本身而言，关于发展中社会主义经济的官方政策宣言中几乎没有提供将来这种恐惧存在的基础。自独立后长期以来，这种宣言和看法在印度可谓多矣。虽然政策宣言已倾向于更激进，但是，实际政策却已允许私人企业更多地进入为政府保留的部门．印度最近的困难及其对外援依赖的增加必须假定为强化了这种趋势。
公共工业部门较高的投资增长率不应该引起人们对私人工业企业前途的担心，只要这些投资集中于重工业。广义地说，它们像公用事业投资一样，可视为对私人企业的促进因素。害怕这种公共部门将加强政府控制私人企业的权力也是不现实的。首先，其增长在它克服稀缺性的范围之内是自由化的，并且，一旦政府已经控制了铁、钢和其他重工业产品，它应该更少有控制其他方面的需要，并应能向私人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最后，政治趋势已变为保守，这个事实也应该抚慰私人企业的担忧。
有两件事是我们能合理地予以肯定的。第一，尤其是在印度，现有的行为格局产生了它自身的势头，并形成了对突然变化的大量抵制。第二，已确立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际解释将继续影响将来的发展。不过，思想见解普遍被赋予过度的重要性。因此，巴基斯坦的私人企业前途在该国和在西方国家，将受到更少怀疑，或更少予以讨论，尽管巴基斯坦将来的路线可能比印度更不确定，因为政治生活形式在巴基斯坦几乎没有像印度那样建立起来。但是，必须再次指出，对南亚任何国家政策方向的预测都是极端冒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