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决于上层马来亚人和华人及印度村社之间利益的巧妙平衡，大部分取决于享有重要政治利益和特权的马来亚人能否在更活跃的和受到更好教育的华人不能忍受他们现在所处的次要政治地位之前，改善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菲律宾的稳定甚至更明显地依赖于高度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如果能言善辩的菲律宾人获准表达他们对民主自由和民主过程的热情，那么，或许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向操纵政治权力杠杆的地主利益集团和联盟的寡头政治集团提出严重挑战。

    在其他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政治民主不能扎根，而被某种形式的独裁主义政体所代替。上述变化之所以通常得到宽容那是因为：实行政党制的政治民主，不但**无能，而且破坏民族团结。巴基斯坦民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这个事实：穆斯林联盟不像印度国大党那样，并没有从思想上或以其他方式准备以议会方式处理公共问题。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在试图设计一个议会政治制度时经历的许多困难，也可以追溯到类似的事先无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采取了西方式的议会政治，以随机调整来适应西方民主政治支配的国际形势。由于该国的独裁主义传统，民主深深扎根的机会很小。法国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法国被迫离开的方式，几乎没有提供在这些后继政权中实现政治民主的任何希望。

    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保留民主政治形式的国家和那些走向独裁主义的国家之间的差别比实际存在的更显著。不能说一种政体已证明比另一种更有助于推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政策。相反，该地区的各种政治体制在它们无能或无意开始根本改革和实行社会纪律方面明显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实行民主还是独裁，它们都是“软国家”。

    在南亚一些国家，走向独裁主义实际上很少是由外部影响造成的。法国政治不稳定的补救方法是求助于军人戴高乐以恢复政府的作用，这一事实增添了人们对避开选举议会的直接统治体制的敬意。南亚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法国的这种发展一开始就受到了其他西方国家的普遍欢迎。

    但是。国外的影响基本上不是颠覆该地区政治民主的决定性因素。南亚民主的一个根本弱点是，它是自上而下的，没有经历大部分人民的斗争。该地区的民主已经动摇或失败时，从来不是因为大众已经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因而迫使贵族也采取自卫行动。换言之。南亚的政治发展格局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模式几乎毫无一致之处，民众多半依然态度冷淡，而且四分五裂。

    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对现状感到满意，情形远非如此，特别是在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民众极端贫困。在乡村穷人中，经常表现出怒形于色的不满。但在政治上，它是失败的，不存在个人进行有效抗议的途径。

    鉴于南亚国家在试图建立真正的西方式民主中所经历的重重困难，值得提出疑问的是：他们是否不应该去重复西方发展的早期阶段呢？他们不能努力建立一个牢固的上层阶层政体，诸如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的那样的政体吗？可以证明，在受教育、财产和收入条件限制的选举权基础上进行选举的代议制，将更有希望有效地运行并产生借助于稳定给予大量公民自由的政府。只将选举权仅限于有文化人范围之内可能造成一个重要差别。而且，这种制度的发展前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选举权的逐渐扩大将自然紧随识字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来。

    对上述问题的简短回答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使该地区的新国家能够经历西方国家的政治演化。南亚还没有任何限制选举权的企图，民主观念也还没有放弃。甚至在这些理想勉强实现时，它们的影响和声望是如此之大，以至能阻止和平与稳定的上层阶级政府的产生。

    一旦普选权被接受为道德原则，西欧式的半民主上层阶级政府就不能产生了。从充分民主的退却必须一走到底，必须否定每个人的选举权、或者贬低选举议会，使之变得无关紧要。只剥夺较下层人口的投票权可能会被视为较不“民主”，此举无异于扬恶抑善。整个趋势提供了说明思想力量的例子，即使当这种思想力量被扭曲的时候。用适当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些独裁政府可视为这些国家没有而又不能产生的政权的替代物形式——也就是可与工业化之初的西方国家相比的、稳定的上层阶层政体。

    像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和前总统苏加诺这样的批评家依靠的是一些殖民时代以前的浪漫的乡村民主观念。他们关于政治重建的思想已带上了关于其人民的相互合作和和谐的特殊天才的黄金时代神话的色彩。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几乎是惟一反对应用西方民主的人，更多地谈论人民的政治不成熟性，而较少地谈到人民的“天才”。这些思想的结果是：所有的政治体制形式——“指导下的民主”舆论政治、间接选举和直接独裁统治——都建立起来，以代替立足于限制选举权的代议政治。

    但是，这种政体的稳定性要以存在稳定的上层阶级社会为前提条件，在这种社会，统治阶级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满怀信心，并感到内在的安全。在印度，这种社会的基础被独立以后不久实行的反封建改革削弱了。更重要的是，它被政治民主、平等和计划等思想的传播摧毁了。这些思想获得了对上层统治阶层的一定控制作用，至少扰乱了他们的自信心。

    在独裁统治代替议会民主的所有情况下，武装力量都是这种代替得以实现的工具。可以证明，这有一些优点。武装力量至少必须按照合理的计划行事，他们还有纪律基础。如果这些政府的军事领导人真正致力于减少阻碍进步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那么，从现代化理想的角度看，军事独裁或许是可取的。但是，军队领导人往往来自特权阶级或者打算同这些阶级联姻。并且，为了有效地统治，他们总是被迫同企业与土地所有者集团以及较高级的文官联盟。这经常导致上层阶级的控制活动。

    因而，军事独裁是否有利于发展是不确定的。也不容易看清南亚各国政治上将飘向何方。所能肯定的是，他们现在拥有的或将要形成的民主或独裁民治（authoritarian

    popularism）形式极不同于西方国家处于同样历史阶段时的政治制度。我们又一次必须视南亚为第三世界。

    西方国家对南亚政治民主命运的反应是克制的和矛盾的，主要因为冷战的考虑。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有一种普遍的担心：害怕南亚，甚至害怕所有的不发达国家将走向**。人们普遍假定：如果穷国没有经历十分迅速的经济发展，如果发展的果实不是由民众享有，那么。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当独裁出现时，只要它们是**的，一些西方评论家就不愿批评它们不民主。在更令人尊敬的知识阶层已日益认识到，在南亚的普遍情况下实现民主理想有巨大的困难。西方作家一直试图对政权形式保持更中立的态度，对从计划角度看的效率更感兴趣，虽然他们不断表明偏好民主。不过，最经常讨论的政治问题仍然是，这些国家是否正走向**。

    我们想表示的是，我们对关于南亚未来政治发展的任何预测之有效性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那些建立在关于民众行为的圆滑看法基础之上的预测的怀疑态度。我们强调，设想既不符合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又不符合它在“提高预期的革命”理论中发展的革命事件或没有这种事件，是容易的。例如，即使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印度乡村中的下层阶层完全可能仍然苟安于不平等的枷锁之中。如果由于某些外部影响，他们深受干扰，阶级利益也可能取代现在复杂的利益结构，并导致民众起义，反对特权阶层。在某种情况下，当经济停滞或正在恶化时，外部力量将更有效地鼓动民众。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提高生活水平和识字率，可能为这种来自外部的革命影响提供更好的温床。

    如果“知识型”失业人数增加，这种特殊的“中间阶层”集团可能为组织民众抗议运动提供动力。这类失业的挫折也可能只在表面上找到发泄处：无组织的示威、罢工和骚乱。“受过教育者”和大众之间的差距在这类国家是巨大的，那里，轻视什役工作，尊重教育，因为教育可以免于体力辛劳。在一些情况下，民族主义热情可能被纳入革命事业的范畴，在另一些情况下，民族主义口号可能被用来平息刚出现的反抗，特别是如果反抗充满了宗教色彩。对这些无法估量的事件之变化的反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是不同的。

    当**被描绘成“绝望的企图”——在这个意义上；据说那些很穷而且几乎没有改善命运前景的人比那些处境稍微好一些、对未来乐观的人更容易接受它——时，这是一个没有得到经验和仔细分析支持的概括，从长远看，几个南亚国家将很可能更倾向于**。西方国家通过慷慨的援助政策也可能成功地巩固**政权，虽然有时对民众的经济状况没产生任何有利的影响。

    无论出现什么形势，原因都将是复杂的，并且几个国家可能都十分不同。贫困、不平等和缺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预定的或明确的作用。本当对被蹂躏的南亚民众有更多的了解并寄予同情的西方作家，却认为自己必须迎合国内的**情绪，以便有机会大谈其建立世界各民族间更道义的团结的主张——可悲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