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所能维持的进口的迫切需要的主要负担就落到外国政府身上，在后斯大林时代之前，全部落到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身上。在战后初期，支离破碎的南亚由于独立斗争而受到严重破坏，援助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在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在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开始对这一地区表现出更多的关心，这种关心变成日益增加的转让与贷款数量。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随着冷战变热，美国援助激增。南亚也以逐渐扩大的规模从一些西欧国家的转让与贷款中获得利益。**国家也首次开始以采取增加数量的办法提供信贷。尽管与受援国的需要或者较富国家的能力相比数量很小，但是，当前流入南亚的外国援助与信贷远远超过了该地区过去所得到的总和。

    援助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南亚对大国已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同时，内部不稳定和其他因素已造成了不利于外国私人投资的气候。但这种资本运动型式，使这类援助对南亚经济发展产生较小的潜在刺激力。一方面，金融援助的具体配置并没有唯一地与经济考虑相联。例如，从1954年到1958年，老挝和南越从美国得到的转让和贷款总数几乎等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得到的总数，但是，总的来说，南越和老挝的发展工作几乎无法承受如此重大的援助；印度的人口比这两个国家多许多倍，而它正在对更大得的发展作出努力。

    提供给南亚的许多经济援助也附有一些条件。除了影响受援国的政治含义外，转让和贷款本身常常是为特定目的而进行的。有时，提供转让和贷款是为援助国提供橱窗。在另一些情况下，受援国被要求在捐赠国花销他们得到的援助，或者用该国船只装运他们所购买的东西。这类限制阻碍了这些接受国最有效地使用外国资本。这种援助经常同一国政治态度直接成比例地波动。例如，一位首相对美国的批评性演说能够引起对该国援助前景的重新审查。相反，采取强烈的反美政策可能得到苏联扩大信贷的奖赏。从经济角度看，现在的双边援助体系显然有强烈的趋向，这只能被解释为资源错误配置的趋势。说出有多少给予南亚的“经济”援助被放错了地方是不可能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其中许多被浪费了，或甚至限制了基本改革。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更大的依赖应该放在国际机构的贷款上，那里，政治因素较不明显。在找到更适当的机制输送大规模的和长期的外援给那些最需要、最应得到的国家之前，这种援助将仍然是不够的和短期的，又特别是将置于当时政治形势支配的剧烈转变之下。

    我们在这一章概括的经济现实对大多数南亚国家都是不利的。将来改善的前景看来也令人沮丧。但是，南亚国家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披荆斩棘地前进。

    我们能够增加新的初级产品，增加可销售服务，诸如旅游业或制造新的制成品而使出口多样化。但是，南亚的资源基础看来不适合于为初级产品供应许多新的材料，除非有新的发现。在今后的20年里，服务业无疑将会扩大，但它们不可能扩大到大幅度地提高进口能力。这就使得制造品成为最好的多样化前景。但是，除了一些产品以外，诸如印度的吊扇和缝纫机、巴基斯坦的板球，当然还有纺织品，南亚国家都尚未能大规模地打入工业国家的制成品市场。

    这种境况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首先，原材料基础相对差。在劳动无效率、工资低、资本不丰裕时，这代表了重要的限制条件。而更根本的问题是难以进入已确立的市场，这对设备最好的国家来说足以成为一个挑战。在南亚，廉价劳动力可能很容易得到，但不幸的是，劳动和管理的无效率以及专门辅助设施的缺乏往往提高了每单位产量的成本，因而抵消了较低工资水平的优势。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多数市场大的国家实行进口限制和征收关税的结构。

    这样，南亚国家就发现他们处于两难境地：出口收入的增加是维持他们需要的进口所必不可少的，制成品成为出口可能有较大增长机会的惟一一个方面。因此，实现有活力的和动态的经济体系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增加制成品出口的能力。但在这一方向扩大又会遇到我们业已列举的一切障碍和限制。

    这意味着，如果富国想要南亚国家成功，他们必须让路，不仅废除对南亚制成品的人为限制，而且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为这些产品开辟市场，并保证长期不实行进口限制。这要求富国在研究不发达国家时，要有比他们到此为止表现出来的更大程度的理解，以及抵制国内有力的短期保护措施压力的更大愿望。从政治上来说，富国提供能使他们自己商业界增加出口的转让和贷款较之允许可能不利地影响国内某一工业部门的进口量远为容易。制成品出口的增加还潜在地比双边国外转让和贷款——这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其他缺点——对不发达经济具有更多的刺激作用。“要贸易不要援助”的口号对南亚具有真正的意义。

    南亚国家朝着多样化方向努力，通过发展其他市场，有某种增加贸易的小小机会。有三个重要地区能够增加他们的贸易机会：**国家、南亚各国本身、非洲及西亚的不发达国家。

    苏联和其他欧洲**国家可能把他们自己的自然资源储备推到极限，他们的工业化努力已使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他们能够成为资本品的主要出口者，并且，这些出口能够指向不发达国家。**国家又能从南亚进口更多的初级产品或传统产品。因此，**国家和南亚之间大规模的互利贸易看来有明显的可能性。**集团甚至还构成了更大的消费品的潜在市场。苏联自1950年以来消费支出急剧增加，虽然这种增加主要来自该集团内部，但是，也不应该有理由阻止他们从其他国家购买。**国家现在看来在增加他们同南亚一些国家，主要是同印度的贸易中，看到了政治和经济的利益。而且，在愿意为南亚消费品及产品的出口开放国内市场以及提供可用他们自己通货偿还的长期信贷方面，看来他们比美国更灵活。

    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提供了市场扩大的另一条潜在途径。尽管该地区内部存在的阻力影响了直接前景，南亚国家还是能够努力把他们的进口替代工作建立在地区的基础上，扩大南亚一个国家卖到另一个国家以交换该地区内部产品的潜力。例如，在以前进口的产品上，可以联合生产并同单个国家专业化生产一些产品结合起来。如果向世界其他地方的出口不能大大增加，经济压力就将随时间而扩大。因此，更密切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或合作的愿望将增长。该地区已有了一些合作项目，尽管南亚国家之间存在民族对立，这些合作项目还是有些进展的。湄公河项目和亚洲公路提供了鼓舞人心的例子。

    但是，仅仅降低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税还不足以增加贸易。用联合国经济学家的话说，“自由化不能扩大市场，有机化才能扩大市场”。南亚需要的东西是国民计划的协调。最初能够通过一系列双边协定达到有利的结果，例如，锡兰可以保留建立大规模轮胎工业以供应自己和印度的权利，同给予印度供应机床市场的权利相交换。锡兰有橡胶，而印度有大型机床工业的基础。共同计划和放弃现有计划的狭隘民族主义是达到可接受的合作利益分配及补偿缺乏适当市场机制所必需的。在这成为现实之前，当然有许多障碍要清除。在这些情况下，南亚地区一体化的热烈讨论几乎至今还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并不很令人惊奇。但是，既然这些努力有如此之多值得称道之处，那么这些努力就不可能会被放弃。而且，其他地方的贸易集团的兴起，诸如欧洲共同市场，可能推动南亚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快地走向较密切的经济联合。

    第三种选择，即同南亚以外的其他不发达国家贸易，暂时看来最为遥远无期。但是，推动南亚内的国家进行更密切经济合作的同一逻辑应该照样适用于所有不发达国家。某种类型的“穷国”廉价品的共同市场有一定的逻辑基础，尤其是当我们记住，他们之间为在富国得到更多的出口市场而进行的竞争，较穷国家更可能是阻碍而不是帮助自己。

    这些令人烦恼的世界贸易和区域贸易问题本身足以令人沮丧。南亚的外国投资明显增加的前景也是暗淡的。进口限制、通货管制以及对外国企业的一般限制，使许多私人投资者对来南亚久久举棋不定。但还是有许多人将继续受这种想法的吸引：他们能在被保护的市场上赚钱，并且能从许多努力的副产品中赚钱。南亚商人也注意到，同能够提供机器和其他生产必需品的外国公司合伙是有利可图的。否则，这些商人就难以得到外汇。在南亚，有一种日益增长的看法：外国人参与工业风险经营除了节约外汇外，还有一些利益。特别是，他们能够引进有价值的管理和工程人员以及技术知识。

    但是，由于南亚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我们不能指望，在将来比最近有大得多的私人直接投资。南亚迅速增长的进口需要与停滞的出口收入之间的缺口已完全被转让和信贷形式的公共资本填平了。但是，对不发达国家的金融援助的总结果是已经到了严重的危机状态。捐赠国，特别是美国，正在降低真实项目的援助，降低几个方面的质量。由于南亚贸易状况不断恶化，情况变得更为严峻，还要加上的一点是，对世界银行所谓的“债务爆炸”的担心。不发达国家欠下的债务量不断积累意味着，这些债务的偿还将日益变得难以承受。已很明显的是，应该从贷款转变到援助南亚的最好形式：转让。但是，转让总是比贷款更难让国会或议会通过。还必须日益注意到，不能真正指望南亚偿还它所得到的一切信贷。这一事实应该支持正在进行的如下努力：使向该地区的贷款在利率和偿还本金容许的时间两方面更软。

    在这些条件下，进口替代已被视为主要政策方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虽然很难进入出口市场，但还有国内市场能够为工业增长提供需求基础。削减国外进口不仅节约了外汇，而且建立了使工业化能够出现的保护壁垒。但是，用刺激新的制造来发展进口替代品的计划牵涉到工厂和机器的投资，并经常牵涉到公用事业和运输的建立，在许多情况下，增加了资本品进口的需求，并经常增加了不断进口机器备件、半制成品和原材料的需求。建立辅助工业以替代这些进口又将提高特定资本品进口的需要。

    然而，进口替代政策的严重困难是，替代的路线通常不是由合理计划选择的。一般首先出现问题是，国家陷入外汇困难，然后，它往往常被迫采取某种进口管制。由于自然甚至理性的原因，它试图削减最不必需的物品的进口，这些物品因而自动地得到最高保护。从发展的观点看，这是无计划的保护。

    最后，我们应该强调，南亚各国在进口替代方面的努力，如果没有以提供更合理的区域分工这种方式来协调，可能会摧毁地区一体化的事业。发展来自邻近国家的进口替代品，诸如食品和纺织品通常最容易。但是，即使在新行业方面，一个国家的进口替代也可能普遍存在而对地区协调没有任何考虑。当所有国家都想建立钢铁厂时，能够生产最廉价钢材的国家在地区内部发展出口市场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

    对本章提到的任何问题都没有轻而易举的解决办法。所有的政策途径都受到严重限制。每种政策途径对其他政策方面都产生重大的、经常是不利的反应。显然，南亚各国在实现人人出口成诵的“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努力过程，面临一个比现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在一个世纪或更早以前所面临的根本上更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