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居民的1／4到一半生活在贫民窟或临时安排的住处。大量的人甚至还没有这种可怜的栖身之地，必须睡在纪念碑下和桥下，甚至露宿街头。甚至一些产业工人也备尝不卫生的住房条件之苦。在为迁移劳动力——他们被迫离乡背井——建立的简陋茅舍中，可能有40到50个男人和1或2个妇女生活在只获得许可居住不到这个数目的1／4人数的房间里。

    与住房问题直接有关的是卫生问题。卫生条件之差也是惊人的，但改善缓慢。这在水和污物处理方面尤为明显。在乡村地区，浅浅的水井通常敞开着，且可能仅仅是地上挖的一个坑。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清理水井和其他水源或者消毒。相反，每个村民在用自己的桶打水时，助长了疾病挨家挨户的传播。家用水道也用于运送和冲走废物。由于大多数村庄甚至城市地区没有排污系统。废弃物被扔进小巷或后院，那里，苍蝇的繁殖畅行无阻，又被雨水冲入水源。

    或许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人类废弃物的处理。在整个南亚的乡村地区，普遍做法是在人类居住地附近的田间和树丛中处理废物。结果，赤脚走路的人每天都受到钩虫的威胁。风一吹，粪土渣滓就刺痛眼睛。下雨时，人类废弃物中繁殖的寄生虫冲入河沟水井之中。在有公共厕所的地方，厕所通常修得简陋而且不干净。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在贫民区，卫生设施几乎不会好一些。甚至可能还要差。根据最近的估计，印度总人口中的大约6％享有保护性的水供应，同时仅3％的人设有排污系统。在没有卫生水供应和适当的废物处理的情况下，南亚蔓延着由不适当的卫生传播的疾病，这不足为怪。面对疾病的这种不断威胁，医生和辅助保健人员及医疗设施却很缺乏。通常现有的医疗人员与设施只为城市中的富人服务。

    南亚的燃料和电的供应一般也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最低标准。在南亚所有地方，乡村几乎没有电力。除了几盏微弱的油灯以外，大多数村庄在日落之后一片漆黑。即使乡村社会识字率大大提高，且可以得到报纸和书籍，不充足的照明也排除了大量阅读。这当然阻碍了识字水平的提高和印刷品使用价值的增加。人所共知的具有累积效应的循环因果机制又一次明显地表现出来。

    总的来说，整个南亚地区的运输也不敷使用。小规模的内河和海岸船运、自行车运输、驮兽和小船运输在南亚是重要的运输方式。确实在道路十分差的印度，牛车可能还仍比铁路承担更多的货物运输。相对于铁路运输而言，公路运输增加了。仅在少数几个地区，如马来亚的道路建设与机动运输的增长保持同步。货物和旅客运输设施的不断增长是经济进步所必需的，它不仅拓宽了市场，而且也打破了地区孤立。当然，有一个困难是，运输设施高度集中于城市化地区。在巨大的农村地区纳人改善的运输和分布网络之前，地区不平等将扩大，回冲效应将助长乡村贫困持久化。即使在本国员工控制下，工业也将继续具有飞地性质。

    如果收入被平均地分配，南亚不发达国家民众的境况也将十分严重。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每个国家的每个居民或收入获得者将得到等于极端低的国民平均数的收人。相反，现存的高度不平等意味着每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被迫靠远低于不充足的国民平均数的年收入艰难度日。不发达国家最低和最高收入集团所得收入的比例大于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高所得税对更高收入课以更大累进的税收，往往使平均收入均等化。在发达国家较低收入的一端，现有的社会福利服务也倾向于均等化。但是，在南亚税收征集松得出名，且现行社会政策本身也往往有利于收入可观的阶层。但是，即使既定的总不平等程度可与发达国家相比，南亚也更糟，因为既定的不平等程度对欠发达经济带来了更多得多的困难，比表面现象更严重得多。

    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南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往往静止不变。南亚在特定时点上的收入不平等更持久。在西方社会中，平均收入水平往往不仅提高得相当迅速，而且个人享有更多的机会改善他们的相对收入状况。在西方，提供给最低收入集团中个人的进步机会远远大于提供给南亚相应集团的机会，即使二者都得到总收入的相同份额。西方的特征是不同收入阶层的个人拥有高周转额或流通额，但南亚不是这样。进一步说．在南亚，同种职业或同一部门内的不平等程度看来比发达国家大得多。断定可比职业分类的问题和其他统计资料不足的问题为这种说法提供很多有效的经验证据的可能性。但是，在先验基础上可以预料，在流动性受到限制的地方，其职业和地区不平等程度更高。当经济和社会流动的机会少之又少时，很大的不平等性质的工资与薪金差别显然能持续更长的时间。由于南亚的经济和社会刚性远远大于西方国家，结果是：南亚特定经济部门的不平等比西方更大更持久。

    在南亚，低平均收入、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等级制具有相互因果联系，而社会等级制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一个方面。在南亚，较穷阶层中间收入不相等程度不可能很大，因为它们的平均收入很接近于仅够生存的水平。因而，印度贫穷村庄的上层成员可能并没有比租赁佃农或无地农民高得多的收入。但这些集团之间也有一个重要区别：前者经常不劳而获，而后者则不然。因此，当社会结构实际上严重不平等的时候，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表现出高度的均等。

    因此，如果使分配统计反映社会阶层划分的更广泛的事实，则远为突出的不平等就将显现。特别是在南亚的乡村背景中，不平等实际上主要是土地所有制问题——与之相联的是游手好闲和拥有地位与权力。这些经济和社会因素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经常降低了提高生产率的愿望。在努力工作而几乎没有得到更多收入时，闲暇就被评价甚高。一个村子里每个人几乎同样穷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相反，他们都如此穷，因为他们都这样不平等。即使在收入不平等小于西方的那些情况下——主要在较穷阶层中间——远为更大的社会不平等事实不仅抵消了这一点，而且保证了刚性和缺乏机会的持久化。

    下列证据强化了不平等效应：在南亚一些国家，发展速度稍微加快的地方，少数上层和中间阶层的收入比穷人增加得更快。这里，把今天的南亚和昨天发展中的西方相比较也是不恰当的。人们一般认为，在西欧工业化早期阶段，收入分配变得更不平均，只是在后来。由于副作用的扩散和社会立法的增加，这种趋势才倒过来了。但是，南亚的情况正相反。因为由于城市化和辅助工业的相对增长，不平等程度的明显增加并没有伴随着迅速的增长。

    在南亚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之间，以及城市和乡村工人之间看来也存在扩大着的不平等。例如。印度每人每月的消费支出估计是，城镇工人比乡村工人大约高1／3，城市比乡村地区多二倍多。在出口大米的泰国，一份曼谷调查表明，城市饮食远远好于乡村。城市的专业人员与工人之间在收入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别。在西方国家，专业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收入比率可能是3或4比l，在亚洲却是15或20比1。

    最后，在南亚，经常存在种族界线支配的特种形式的不平等。例如在锡兰，锡兰泰米尔人和印度迁来的泰米尔人之间在平均收入上有很大差距。这主要是由于锡兰泰米尔人中间有大量高收入商人。在马来亚，华人和印度人专门从事种植园工作，或者一般占据了专业工作和商业方面的最高位置，他们和马来亚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收入差别，马来人主要是在乡村种植稻子和做小土地上的工人，或者是低薪司机、信差和职员。但是，在马来亚、新加坡和泰国的华人中，最高收入者和苦力劳动者之间也有巨大差别。

    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情况相似，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种姓与宗教比纯粹的种族差别更重要。由于西方人集中在企业的高薪职位，在所有前欧洲殖民地上，也存在着极端不平等的情况，尽管几个发展计划都已试图限制这些外国人集团，包括“亚洲外国人”。

    前述特定的不平等现象都紧紧相联。整个不平等结构是由种姓制度、种族界限、种族歧视、族阀主义以及一整套社会和宗教禁忌支撑的。累积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就是这样被持久化的。现在的制度结构阻碍了社会、地区和职业流动性的增强，使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分隔持久化。这就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