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增加了土壤的含盐度，甚至引起了其他地区的涝灾。

    在上述所有条件确定的情况下，仍有待解释的是，尽管人口大幅度增长，但人均粮食产量尤其是在英属印度是如何维持在与过去相同的水平的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原因可能是土地个人所有稳定地转向租佃。这些做法本身是对进步有害的，而且给生产力设置了一个人为的限制。但是，当最初采取这些做法时，这会迫使佃农——他们要把一部分产量交给地主——增加生产，以维持他们家庭的那一部分产量。但是，可归因于这种制度压力引起的粮食总产量的任何增加都不可能很大。

    另一个动力因素——商业化的传播——已经影响到本地农业中发生的一些长期调整，商业性生产对本地农业的总影响在东南亚比在印度次大陆被更强烈地感觉到了。最富戏剧性的发展于19世纪70年代产生在缅甸、泰国和南越的三角洲，这些地区在没有政府或西方企业的帮助或支持的情况下出现了许多商业性农业的增长。这种对商业农业的新机会的反应是值得强调的，因为它表明，南亚农民在有利条件下能够表现得像其他任何地方的农民一样机警和有市场意识。但是，这种反应还主要限于农民所有权占统治地位的那些情形。在租佃和出租制盛行的地方，这种新事物的吸收，即使有也来得较慢。但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向商业化方向的运动经常意味着，这些农民在扩大现金作物生产中负债累累，因而失去了土地。结果是农民所有制受到侵蚀，租佃增加。

    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业人口布局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巨大种植园的产生。这种扩张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是殖民主义的最大遗产之一。在南亚而不是非洲或南美的其他热带土地上的种植园的增长部分地是由于能够相对容易地获得劳动力。土壤和气候是较次要的因素。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所有重要的种植区域都位于欧洲、南亚和远东之间的贸易线上。

    种植园农业本质上不同于传统的本地农业。种植园作物，诸如橡胶、茶、椰子、烟草、咖啡、甘蔗和香料都是“现金作物”，是种来出售而不是食用的。起初大多数大种植园由殖民者发展起来，其基本目的是出口这些产品，经营种植园同经营制造业相近。它需要劳动力，这又增加了一个地区能够支持的最大限度的人口。在南亚，这种对劳动力的需要产生了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果。特别是在锡兰和马来亚，本地农民对种植园工作并不热心，结果种植园主进口劳动力，主要从印度东部和南部以及中国南部人口稠密的水稻区进口。这稍微缓和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压力，但它造成了当今的锡兰泰米尔人及马来亚华人的许多种族问题。

    种植园的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是，刺激了本地对现金作物的兴趣——或者是类似于种植园种植的作物，或者是适应种植园产品加工的作物。而且，种植园工人对食物的新需求刺激了三角区域稻米的生产，随后，生产的稻米多到能够出口，像现在一样南亚农民本身首先抓住了这些新的机会。在这些条件下，他们表现了同其他任何地方农民一样的机警和市场意识。但这并没有增进他们采用新技术的意愿，它确实提高了货币和赚取货币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的程度。而它也常常增加了为赚钱而生产的农民的债务。结果，招来了大量的放债者和经纪人，今天，南亚许多农民仍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南亚种植园的扩张和西欧工业化开始阶段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不过，积累资本的附带作用在南亚受到了破坏，利润没有用作资本的来源，它经常随同出口被送到了欧洲。现金作物的扩张增加了农民手中的货币数量，但它并没有增加资本设备的需求，因为，农业技术几乎没有变化。种植园增加了劳动力的需求，但都是不熟练的劳动力，熟练劳动力经常是从外面引进的。所谓种植园刺激了西方国家的、而没有刺激南亚的工业化，就是这个意思。种植园实际上是宗主国的附属部分。在采矿和木材业出现了类似的发展。它们和种植园一起成为停滞经济中的繁荣飞地。

    制造业并没有发展。在前殖民时代，南亚许多地区并不比西欧各国前工业性质的制造业差。在最初交往时，西方在许多方面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因此，南亚的许多地方，可能直到18世纪，在经济上并不是大大地落后于西欧，但是，大约从这个时候起，南亚和西欧的命运开始分道扬镳。西欧有了工业革命，而南亚经济停滞不前了。许多因素负有责任，其中一个基本因素是南亚僵化的社会等级制和缺乏欧洲工业革命铺平道路的理性主义。南亚也没有演化出一套相应的制度和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值得怀疑，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统治，南亚会不会有工业发展的理由。

    当然，南亚殖民政权一般不利于殖民地的制造业发展。面对竞争，尤其是来自殖民地的竞争，宗主国本身总是保护自己的新生工业，同时，他们需要这些殖民地作为市场和原材料的来源。结果是造成恰好适合于刺激宗主国制造业发展的畸形经济。当这些政策后来被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断放弃审慎的限制时，变革出来得太晚；而不能引起有力的反应。

    尽管有殖民政策，印度在棉纺织品和麻织以及后来的钢铁等制品还是发展得相当早，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开始对其殖民地缺乏工业化表现出一些关心，对本地制造商实行了一些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刺激了印度的纺织业和钢铁业。今天继独立之后，外国对印度的控制一般已被印度的所有制取代。

    在西欧制造业迅速增长造成靠农业为生的人口稳定下降的同时，殖民地工业化的限制对农业产生了不利影响。对殖民地的制造业的控制往往窒息了小型家庭工业。许多手艺人和工匠不得不改行务农以维持生活。因此，尽管种植园代表了现代资本经营和技术，但是，南亚各国仍然是乡村型的和农业占主导地位型的。

    种植园的出现以及南亚农民中间的商业性农业相应的增长，产生了带有南亚种族分布的、另一个迄今犹存的格局。种植园国家——锡兰、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方——成为大米进口国，缅甸、泰国和南越（在越南战争前中断出口）的人口较不密集的水稻三角洲开始向他们出口大米。以这种方式使用土地还有另一个重要结果：它引起了重大的跨国界移民运动。印度和中国南部仅能维持生活的农业区的贫困提供了这种推动力，拉力来自种植园和商品粮生产的增长。由此造成的迁移运动，说明了东南亚和锡兰现在的政治——人口统计格局。

    就这样，南亚各国伴随社会的三大分隔进入了现代，其中两种部分地是殖民主义的遗产。首先占统治地位的种族集团和住在山地的较小部族之间在文明水平和文明特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种分隔是古老的，一般与欧洲统治无关。它尤其是在印度、缅甸、南越以及较小程度上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外部岛屿等地引起了诸多问题。第二，现代的、市场导向的和追求利润的经营与传统的维持生存的经济之间存在着差别。在种植园国家，这是最明显的。最后，种族集团之间的分隔，这与第二种分隔紧紧相联。最重要的例子是锡兰出现了印度泰米尔人，马来亚出现了中国人和印度人。事实上，在马来亚，马来亚人和中国人数量几乎相等，结果是中国人掌握经济权力，马来亚人掌握政治权力。

    东南亚社会因而成为多元化社会的极端例子，据说那里各个集团混合但并不融合。获得独立后加剧了多元化问题。它使大量少数民族问题，尤其引人注目，使这些国家的所谓“人口统计不完善”问题显而易见，那里，正如C.A.费雪所说的“土地和国家之间还没有达到持久的适应”。

    南亚人口统计“不完善”还有另一个意义，这就是城市化。南亚近几十年来不仅已经历了无重要工业化的城市人口增长率的激增，而且,

    这种增长还伴随着农业生产的相对停滞。因此，城市化不是对农业迅速提高生产率的反应，也不是对工业劳动机会增长的反应。这与西方的经验正好相反。在西方，工业化的一个传统伴随物是城市中心不仅在人口方面而且在产量方面较为重要的增加。在城市出现稳定增长的有效职缺的同时，农业生产力的同等提高造成了乡村地区劳动力供给过剩，填补了这些城市的工作空位。同时，在南亚所有国家，大多数城市相应地增长得比整个人口增长更快，但这种向城市的移动却与城市就业机会的任何有力增加无关。这些城市实际上受到它们自身的严重失业和就业不足等问题的困扰.

    鉴于城市中心的贫穷、过分拥挤、住房及卫生设施不足，人口向城市移动一般不可能受到城市基本吸引力之增强的促进。

    因此，南亚城市化的基本原因一定是，相对于城市地区而言，乡村贫困和不安全的增长，造成了趋向城市的推力。这样，城市化就成了针对缺乏有力经济增长的反应。确实，许多城市化是由妨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造成的，诸如内战、不稳定、作物歉收以及过高的人口增长率。南亚的城市化不像西方那样象征着增长，而是持续贫困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