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之产品及其人民劳动收获之多寡，在讨论南亚的不发达与发展中起着中心作用。我们已经论证，这些因素的水平至多只是发展水平的大致指示器，这个限制由于缺乏南亚国家的许多统计资料或者现有的那些统计资料质量很差而强化了。在整个这一章，我们将反复强调现有统计资料的极端脆弱性。我们视之为一个重要的科学任务，是因为在关于这些国家的发展问题的分析中，对不可靠的数据天真轻信地普遍加以运用，这严重损害了所得结论的价值。

    还必须记住，在测定南亚国民收入水平时，简单地把国民收入直接地同净地理产量联系起来常常会导致错误。首先，人均国民收入不仅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发展或不发展程度的指示器，而且还存在这种定义总量和汇编资料的方式所牵涉到的一些逻辑困难。例如，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总收益的绝大部分被提出来汇到母公司，利润归外国人。但是在独立以来的日子里，对这种汇款和股息进行了限制．外国人在南亚其他地方的一些较大财产已被国有化了。对外国人所有的财产课征的税收已提高了。本国居民已正在担任较高的行政管理职位，进入过去曾是欧洲独占的经济领域，所以，产出和收入之间的差距已有一些缩小。在所有这些指示数字应极谨慎地予以接受时，如果视之为衡量南亚人均产出或“潜在收入”的尺度，它们是有用的。关于后一点，由于本国员工日益接替国家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这些数据应该变得更现实。

    南亚经济的计算还存在另一个问题。这就是产出的实际评估。大部分经济是非货币的，与市场没有多大联系，这就难以对这种物物交易的产量进行估价。在进行估价的地方意味着，货币性的和物物交易性的市场上兴趣和偏好相同，且若物物交易物品被出售换取货币，其价格也相同。

    我们的判断是，印度和菲律宾的资料或许是该地区最好的，印度尼西亚和南越的最糟。其余的居二者之间。但是连印度的资料也远未尽如人意，并且，如果菲律宾的资料受到的批评少于印度，这无疑是因为这些资料没有受到同样密切的考察。强调资料的脆弱性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南亚制订计划对观有资料的依赖性越大，在某些情况下计划导向的错误就可能越严重。无论是作为计划工具，还是作为结果的指示器，这些统计资料都不可靠也不充足。但由于几个原因，我们还是冒险讨论了这些数字。

    首先，国民收入数字在这一地区的经济计划中起了重要作用。实际上，国民收入变化经常被视为发展计划成败的主要指示器。其次，我们已经进行的这种评论揭示了澄清概念，以及改变南亚发展讨论的整个焦点的极端重要性。除非偶然，不加批评地把西方概念应用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是不可能明显地有助于解决南亚的迫切问题的。最后，当然存在这种可能性：这里提出的证据可能与现实有某种大致的联系。因此，根据下列假设提出这些数字可能并不是很不合理：尽付阙如了无意，浓墨重彩总传神。

    广义地说，人均收入的比较表明这一地区最穷的国家——巴基斯坦，估计人均收入每年只有220卢比——和最富裕的国家——马来亚，人均收入780卢比——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如果我们排除格外突出的马来亚，差距就缩小了。虽然表现出的差别并不是绝对的，但下列排列可能是合理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作为最穷的国家出现，菲律宾、泰国、锡兰和马来亚——按上升顺序——看来比较富得多。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南越处于二者之间。

    个别收入变化率可能更有意义。我们应该注意到：使用的真实总产出概念在各国都不相同。要使这一数据可以比较，这就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民收入和某一特定年份的以市场价格或要素成本计算的类似总量之间的关系在各国都是稳定的。这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事实，因为大多数国家现有资料的不完全性，不允许对此进行细致的核查。不过假定这些关系随时都存在着相对高度的稳定性看来并非不合理；至少不应该存在使比较失去意义的不稳定性。

    这些资料似乎表明，缅甸展示了最快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个结论必须受到如下限定：1960年，人均产出水平可能比1939年低15％。还有很大一种可能性：在最近十年，已经出现了停滞甚至下降。印度尼西亚表明，似乎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时间增长迅速。但国民账户极不可靠。1966年初出现的形势表明印度尼西亚几乎没有迅速增长的希望。

    资料稍微比较可信的南亚国家的总情况大致如下：就人均产出而言，巴基斯坦、泰国和锡兰相对停滞。但是有一些迹象表明，近年来巴基斯坦已从过去十年的停滞中挣脱出来。在1955年至1962年7年间，马来亚记录的人均净国内生产总值（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person）增长略低于7％，但是最近几年增长率较高。在20世纪50年代间，菲律宾显示了稳定的十分迅速的人均收入增长，但最近几年这一指标呈下降的趋势。在印度，人们认为，1948-1949年的人均收入几乎比1931-1932年的水平低16％。除了菲律宾和缅甸以外，南亚各国在20世纪50年代间具有非常缓慢而不稳定的人均产出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的上半期，除了泰国、马来亚，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除了巴基斯坦以外，这一指标下降甚至变成负数。此外，最近的人均收入水平可能多半在它们战前达到的最高水平之下。

    在试图清楚地了解南亚各国的经济结构情况时，普通的方法是把国民收入总和数字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并把来源于每个主要部门的收入同该部门使用的或从该部门谋生的人数联系起来。不幸的是，关于职业分布的统计资料尤其不可靠的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完整的人口普查。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菲律宾的职业分布普查资料被公认为特别薄弱。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数字也不能认为强一些，因为它们许多被列为“估计数”、“临时的”等等。因此，我们只强调农业和非农业类的简单区别。就是把国民收入总量简单地分解为由两部门或三部门组成，也导致了相当异常的结果，这些结果甚至更多地强调了对国民收入或国民产值总数的怀疑。

    而且，“农业”和“非农业”的定义在各国均不相同，与这些定义相联的统计资料是靠不住的。但是大体看来，南亚超过半数的国民收入来自农业；大约2／3到3／4的人口靠这一来源谋生。在试图确定农业生产中更重要的趋势因素时，我们又受到了不充分而且令人迷惑的统计资料的阻碍。但是，看起来，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整个这个地区的人均农业产量仍然相对停滞。这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表现出有力扩张迹象的原因。

    在南亚经济结构中，非农业一类当然是一包大杂烩，它包括服务、建筑、制造、采矿以及商业这些职业类型。若暂时把重要的制造业和手工业放在一边，则总的印象是零售商业、国内服务业和政府职位占了绝大部分人口，尤其是要考虑到这些活动的低生产力。

    显而易见的是，零售市场和小商人的增加以及经纪人数的增长。自由商人充斥整个地区，从事一种特定的交易。1947年，马来亚活跃于“商界”的人半数以上是亲自出马沿街叫卖的小贩。大量从事这种交易活动的人并非表现得理财有道或经营有方，零售商业的营业额也不很高。确实，这显然是与农业相对应的劳动使用率不足的表现。在生产力普遍低下、廉价劳动比比皆是的情况下，小商小贩过剩并不是对他们的服务需求增加的反应。这种反应同对受雇于人的厌恶感结合起来时，就产生了由于所需资本缺乏和技巧不足而促成的趋向“自利”就业的推力。类似的情形也存在于传统工艺中。这方面，由于进口，最近几年是由于国内工业化的扩张，市场一直在缩小。但是，这里虽然只有较少的事可做，仍存在一个留在传统手工艺行业的趋势。小商业的增长是对城市化趋势的反应，城市化既与工业部门就业机会增加无关，也不是由它引起的。这两种反应都使低劳动投入水平和低劳动效率水平持久化。

    在政府职业范围内情形并无根本不同。政府活动的公共支出由于发展工作的需要和新赢得独立的需要而增加了。但受雇的文职人员的人数增加得更多。其中只有一部分是因必要的政府活动扩大而应召的。不可否认，高质量的关键人员数量太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