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年代里，世界的空间距离一直在缩短。在不到24小时内实际上就能到达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时，就几乎不剩下什么遥远的地方了。随着世界相对的缩小，产生了人们的一种新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世界人民命运的新的关注。这种关注特别转向世界富国和贫国之间的鸿沟上；鸿沟随着每一代人的延续而不断扩大。新的探索和研究浪潮已席卷了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

    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许多资源现在正用于这些研究。浪潮正在高涨，我们经济学家正骑在浪尖上。战前，对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最深入细致研究是来自西方富国学术中心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通常在静态意义上向我们描述了这些国家的人民赖以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制度结构和处世哲学。对各种变化的分析通常从“动乱”的角度进行的。现在，经济学家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研究不发达、发展，以及拟定发展计划的动态问题。

    我们在研究方向上的这一巨变并不是社会科学自动和自发的发展，而是巨大政治变化的结果。殖民列强结构已经迅速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不发达国家本身渴望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人渴望发展。最后，在冷战中达到高峰的国际紧张关系已使不发达国家的命运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政策所关心的问题。

    就西方国家以及它们的学者与学术机构而言，显然这第三个原因是引起他们对不发达国家问题的兴趣的最重要原因。在不发达国家，本国的知识分子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而且偶尔引起冷嘲热讽的评论：西方和苏联之所以都乐意援助他们，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国家形势和问题很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世界关系的紧张。这种紧张关系使不发达国家的内部事务具有国际意义。

    应该记住，南亚国家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殖民列强体系瓦解之前并无很大不同。唯一的重要变化是近来人口增长率迅速提高。而在其人口迅猛增长之前，甚至在我们充分认识这人口问题之前，就已经爆发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的科学兴趣。总的来说，南亚的民众现在像战前岁月里一样穷，他们的生活像战前一样悲惨。

    但是，他们的贫困和苦难并没有诱使经济学家对他们的境况产生任何大的兴趣，更不用说把注意力集中于怎样通过经济计划和协调的大规模国家干预以促进发展等各种问题了。遵循这种路线的实际行动就脱离了政治可行性的范畴。这种行动的迫切感也就更小了。

    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对此毫无兴趣。显然是现有世界政治形势的反映。更明确地说，这种麻木不仁反映了殖民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受支配民族和对我们的影响。这些政权并不强调这些问题的政治重要性以引起人们对经济不发达的大规模研究。对社会科学家来说，在自我认识中尝试着弄清科学努力、特别是经济学努力的方向是怎样决定于我们生活的社会，更直接地决定于政治气候，这是使人耳目一新，而有益的锻炼。与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李斯特、马克思、约翰·穆勒、杰文斯和瓦尔拉、魏克赛尔以及凯恩斯的名字相联系的经济思想的重要重建都是对变化着的政治条件和机会的反应。

    要得到更精致的社会科学研究图像，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变化了的世界政治形势是我们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不发达国家问题上来的原因。一旦我们承认了这种影响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问：它是否并不影响研究领域的选择和进行研究的方式呢？尽管这种研究领域的转移表明我们合理调整我们的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但我们一定在想它对我们研究工作中使用的方法的影响可能是引入了非理性的偏差。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政治形势是以殖民列强体系几乎完全消失为特征的。殖民地已被独立的国家所代替，其中有势力的集团正或多或少成功地要求实行国家计划促进经济发展，使他们的国家摆脱贫困和停滞。伴随着这两个重要变化而来的是另一系列的变化：苏联的得势；**政府下的领土和人口规模的激增，尤其是**中国的出现；以及接踵而来的冷战。对世界冲突中的双方来说，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倾向性——或至少是保持中立——在争取安全与权力的斗争中已变得至关重要。这种担忧不限于不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他们在国家巩固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在下列意义上也成为冷战的一个方面：他们改革的效果、速度、甚至方向对斗争着的势力集团来说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

    由于濒于危险的巨大利益的推动，西方的各国家当局、主持和资助研究的机构以及舆论自然都迫切要求研究不发达国家的问题。这种要求研究的呼声完全有道理，因为这些问题对西方国家自身具有与日俱增的政治重要性。但是，他们也希望各种研究能得出合适的结论，以一种被认为对官方和一般国民利益有利，至少不是有害的形式出现。上述这种对国民利益的关心在不发达国家本身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机构和受过教育的阶层对于社会研究涉及到的大多数问题正变得越来越敏感。

    上述内容的含义是，对不发达国家问题的研究现在经常是为了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的一时的和狭隘的政治或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了从启蒙运动继承下来的一般和永恒的社会准则而进行的。各种研究现在都以是否有助于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安全”来判断是非曲直。

    对穷国的大量经济研究中出现偏差的主要根源是力图从西方拯救他们脱离**中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角度对待其内部问题。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看问题，在科学家的方法论中本身并不构成错误。重要的是，这种方法显然必须用一套明确的价值前提（value

    premises）来说明。但是，这种方法通常与背离科学标准紧密相联，这就容许渗进一些不受控制的偏差——这当然引起不发达国家的怀疑和恼怒。西方在拯救不发达国家脱离**中的政治和军事利益也带来了限制作用。例如，关于分析和观察不发达国家政权的缺点，除非作些解释，否则．这些政府将会不友好地对待西方。这种歪曲的推理——它致力于对事实进行机会主义的安排——的一个表现是，甚至在学术著作中也使用“自由世界”或“自由亚洲国家”这类标签。以表示不是这个词通常意义上的人民自由，而纯粹是相反的事实：某国的对外政策并不与**集团结盟。

    冷战当然对南亚不发达国家的形势有重要影响。他们的结盟，或者中立，甚至能够影响他们发展努力的形式。一个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的不发达国家，可能采用苏联的发展经济的计划方法。同样，一个国家对西方集团信贷和援助的依赖性，可能会深刻影响其态度和国内政策。但是，承认这些因果关系并不是说，西方赢得不发达国家做盟友或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的利益就是研究他们发展问题的合适的价值前提，在它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明时更非如此。

    对西方社会研究的政治影响通常并不鼓励不友善地对待不发达国家——只要他们不是绝望地倒向敌人。相反，各国家团体或多或少公开地向社会科学家要求的是，在实际外交中，为一定方面的国内外政策提供依据和试图给这种托词提供更有坚实学术基础的论证文章。

    在处理南亚不发达国家问题时，从外交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这种趋势在民族独立的新时代已成为与殖民时代“白人的责任”相类似的东西．具有批判意识的人都会注意到这种趋势。我自己就能证明，英国的、美国的及其他西方学者在讨论不发达国家情况时，在“我们自己中间”讲话时，承认必须“尽最大努力”。政治家和学者一样，在公共场合露面时经常为说了稍带诽谤性的话而道歉。一位给南亚听众讲演的苏联学者同样机敏，说苏联的政策是友好地对待这个地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的。

    我在这里并不是反对这种外交式的做法，只是不赞成将这种做法用于科学研究。一个科学家发现真理时就只应该忠于真理．但对很多人来说，在像美国这样富裕国家里大胆讲话比在不发达国家里显然更容易做到。应该懂得。当直言不讳就是平等对待这些国家的国民时，这种外交式的做法就无异于献殷勤了。如果南亚人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将会对这种外交式做法感到生气。

    我们的思想在这方面怎样地变得偏颇的一种表现是陷入名词术语之中。这些术语被认为比通常用法更富有外交性。诸如人们宁愿使用一些委婉语而不使用“不发达国家”一词。现在广泛使用的短语“发展中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外交辞令式的委婉语。除了极少例外，我们所谈到的国家——即使在发展的话——也并不是发展很快，而西方富国正在飞速持续发展。因此这个术语不是以突出代表其利益提出发展要求的非常贫穷的国家的特征。而且，使用一个预先假定这些非常贫困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术语，就是把未经证明的假定当作重要论据。确定是否正在发展，说明一个国家是否有进一步发展的实际可能，这些问题却必须是研究的目标。至少不应该运用对某国现状的意味深长的定义去假定这些问题的明确答案已经事先存在。

    偏差的另一个基本根源是比较无意识的．是由我们在先前未涉足的领域里迅速进行大规模研究而引起的。因为研究必然从理论或一系列分析的先入之见开始，所以，使用西方已经创造出来的工具而不仔细考虑其对南亚的适用性，这种方法就颇具吸引力。但是，正如我们将在本书许多地方详细讨论的那样，必须把这看成是一种有偏差的方法。

    长期以来，经济理论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倾向于得出一般命题，然后假定它们对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文化都无往而不适。我们有一个从古典经济继承下来，而且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宝库，它通常被认为比它所能说明的更具有普遍性。只要它的使用范围限于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性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当用于研究它并不合适的南亚不发达国家时，后果就严重了。当我们在一个具有根深蒂固、色彩斑斓而又适应性强的先入之见的传统——一般认为这种传统还勉强适合我们的情况——之中工作的经济学家，突然转向情势迥异的国家时，犯根本错误的危险就非常之大了。

    这个危险由于缺乏不发达国家社会现实的经验数据而加剧。这个问题还夹杂着战后年代已成为常规方法的另一后果。在收集新材料时——例如，当对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利用率不足这种状况，按照西方的失业、隐蔽失业和就业不足等概念分析时——所使用的概念范畴就不适合于现有情形。最终堆积如山的数据或者毫无意义，或者不得要领。

    我们的主要观点是：在西方世界，从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以及从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经济”术语——市场与价格、就业与失业、消费和储蓄、投资和产出——的分析可能有意义，并得出正确的推论；但在不发达国家显然不能采取同样的做法。那里，人们不能进行这种抽象；现实的分析必须考虑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与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

    西方研究南亚发展的方法还有一个更微妙的吸引力。它来自大多数不仅是南亚国家特有的、而且要对他们的不发达和他们在发展中遇到的特殊困难负责的条件。这些条件和困难都属于南亚人和国外的好心人希望忘记的那类。它们就是在欧洲殖民统治者的老框框中和在他们更精巧的推理中占显著地位的社会结构特征。对这些发展障碍的过分强调有助于他们的需要合理化。它说明，殖民地人民的落后和不能设法改善物质条件不是他们的责任。自由运动思想和后殖民思想都深深地打上了反抗这种思维方式的烙印。所以，偏差的钟摆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想在相反意义上合理化，这就符合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