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也就是成了一种艺术杰作，那些小说家们，或者是由于自己有这种经验或者是按照那个时代的精神虚构出来的，都得到了人们的赞美。当然，做丈夫的从来也没有真正承认这种报复的权利，他们只是由于畏惧或者谨慎才屈服。如果没有这些原因，如果妻子的不忠实使他们或者可能使他们遭到外人的耻笑时，事情就变成悲剧了，并且常常以凶杀或者其他暴烈的复仇做结束。不仅丈夫们，而且女方的父兄也认为他们自己不仅有理由并且有责任来复仇，这是产生这些事情的真正动机的特点。所以，嫉妒和这件事情并没有关系，道德的谴责关系也不大；真正的理由是要破坏别人的胜利。邦德罗说：“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女人为了满足她的淫欲而毒死她的丈夫，以为做一个寡妇就可以为所欲为。另一个女人怕她的私情被发现，叫她的情人杀死她的丈夫。虽然做父兄和丈夫的都起来以毒药、刀剑和一切其他手段来消灭这种耻辱，但是妇女们却仍然继续听任她们的**的支配而不顾她们的荣誉和生命。”另一次，他以较温和的口气感叹说：“惟愿我们不是每天被迫听到这样一些事情！一个男人因为怀疑他妻子的不贞而谋杀了她；另一个由于女儿秘密结婚而把她杀死；第三个因为他的妹妹不肯按照他的意旨结婚而使她遭到杀害。我们主张有权利来做我们列举的这些事情，但却不能容许女人们同样那么做，那是非常残酷的。只要她们做出任何我们所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就立刻以绳子、刀子和毒药来对待。男人们认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族的荣誉完全系于一个女人的欲念，该有多么愚蠢啊！”这种事情的通常的悲剧结果是人所共知的，所以一个小说家把那个处在危险中的情郎看作为是一个死人，虽然他还活着并快乐地到处走动。那个医生兼琵琶演奏者，安托尼奥·博洛尼亚曾经和阿拉戈纳家族的一个寡居的阿玛菲公爵夫人举行秘密结婚。不久以后，公爵夫人的弟兄把她和她的孩子们抓起来，并在一个城堡里把他们杀死。安托尼奥不知道他们的命运，仍然抱着和他们会见的希望。他住在米兰，受到了雇佣的刺客的严密监视。有一天，他在伊波丽塔·斯福查的交际宴会上，弹着他的琵琶唱着他的不幸的遭遇。斯福查家族的一个朋友，德利奥，“把上边的故事讲给斯奇庇安·阿特拉诺听，并说，他将把它当作一个小说的主题，因为他认定了安托尼奥必将被刺杀。”这次凶杀几乎是在德利奥和阿特拉诺的亲眼目睹之下发生的；邦德罗对于凶杀情况做了使人战粟的描写（参阅第一编故事第26篇）。

    尽管如此，小说家们惯常对于可能和私通一起发生的一切巧妙的、滑稽的和有趣的情节表示一种同情。他们以一种喜爱的心情来描写一个情人怎样把他自己藏在房子里，以及一切用来和他的情妇通消息的手段和方法，那些使他能够藏身并脱险的铺着锦垫和装着点心的箱子。那个被欺骗了的丈夫有时被描写成为一个可笑的傻子，有时被描写成为一个顾全自己荣誉的杀人的复仇者；除了把那个女人描写成为一个邪恶残暴的人，而那个丈夫或情人则是一个无辜的牺牲者而外，没有第三种情况。但是，我们可以说这后一种故事严格说来并不是小说，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取来的值得警惕的例子。

    当意大利生活在十六世纪里越来越多地受到西班牙的影响时，由于妒忌而采取的手段也许比以前更为暴烈了。但是，这种新的情况必须和以前存在的、根据文艺复兴精神本身的对于不忠实的惩罚区别开。随着西班牙影响的衰退，这些极端的妒忌精神也减退了，直到十七世纪末前后完全绝迹，并为一种漠不关心的精神所代替，“小白脸”被看作是每一个贵族家庭的不可缺少的人物，对于一两个额外的情人，人们并不生气。

    但是，谁能把所有这些事实中所包含的大量的不道德成分和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比较呢？例如，在十五世纪期间，婚姻关系在法国是不是真正比在意大利更为神圣呢？那些“韵文故事”和笑剧使我们对它怀疑，而且不如说使我们更易于认为不忠实是同样常见的事；虽然它的悲剧的后果比较不常见，但这是因为和意大利比起来，个人不是那样地得到发展，而他的权利也不是那样被自觉地认识到的。然而，有更多的对于日耳曼民族有利的证明在于，女孩子们和妇人们在他们中间享有社交自由的这一个事实；这种自由在英吉利和在荷兰给了意大利旅行者以一种非常愉快的印象（见本书第394页注）。不过，我们也不能过分重视这个事实。不忠实的事情无疑地是屡见不鲜的并且在某种情形下导致了血腥的复仇。我们只要想起，那个时代的北方君主们在最初怀疑他们的妻子不贞时是怎样对付她们的就够了。

    但是，犯了那个时代的意大利人难说出口的问题的不仅是肉欲，不仅是平常人的庸俗的**，而且也有最优秀的最高贵的人们的**；这不仅是因为没有结婚的女孩子们不在社交中出现，而且也是因为男子随着他自己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而感到自己被一个由于结婚而成熟了的妇女最强烈地吸引着。这些就是在抒情诗里弹着最高贵的调子的人，就是试图在他们的论文和对话里把他们的贪婪的**——“神圣的爱情——塑成为一个理想的形象的人。当他们为爱神的残忍而诉苦时，他们不仅想到了那心爱的人的娇羞或冷酷，而且也想到了这种**本身的非法。他们企图以从柏拉图的精神学说里找到支持的那种精神恋爱来使他们自己超脱这种痛苦的意识，彼埃特罗·本波就是这种精神恋爱的最有名的代表。他自己在《阿苏拉尼》第三卷中提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而卡斯蒂利昂借他的口发表了一篇漂亮的讲演词作为《廷臣论》第四卷的结束，因而也间接地提出了他的思想。这两位作家中哪一个在行为上也不是禁欲者，但是在那个时代，则多少可以说明：他既是一个名人又是一个好人，而这种称誉必定是和他们两个人相称的。他们的同时代人把他们所说的当作他们的感情的真实的表现，我们没有权利认为是矫揉造作而加以轻视。那些肯花功夫来研究《廷臣论》中那篇演讲的人将发现，只凭摘句则所能提出来的就只是多么可怜的一种印象。当时在意大利有几个著名的妇女，她们的出名主要就是由于这一类的故事，如朱利亚·贡查加、维罗尼卡·科雷焦，尤其是维托利亚·科伦纳更是如此。荡子和轻薄鬼的国土都尊敬这些女人和这种爱情——还能说出什么更多的有利于她们的话来呢，我们说不出来究竟虚荣和这件事有多大关系，以及维托利亚听到她周围那些意大利最有名的人物由于爱情的绝望而发为美妙动听的言辞，是如何地高兴。即使这样的事情在各处是流行的，但它对于维托利亚仍然是一个极大的赞颂，因为至少是她从来也没有落伍，并且在她的晚年还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象。很久以后其他国家才出现同样的事情。

    这个民族的每一种激情的趋势都是强烈的，而用来满足这种激情的手段则常常是犯罪的，其所以如此的一般理由是，这个民族受想象力支配较任何其它民族为多。有强烈的情绪而无法控制是因为它是产生自性格软弱；但是在意大利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由于强有力的性格的堕落。有时这种堕落采取一种非常庞大的形式，而犯罪看来到处存在。

    人们所感觉得到的限制是很少的。甚至在最下层人民中间的每一个人都从内心里认为他自己已从国家及其警察力量的控制下解放了出来，国家本身要求受到尊敬的权利就是非法的，它自己就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而且没有人再相信法律的正义性。当发生了一件凶杀案时，在案情没有大白以前，人民的同情本能地是在凶手的那一边。一种在执行死刑以前和当时所表现的高傲英勇的姿态引起了人们如此的称赞，以至说故事的人竟忘记了告诉我们这个罪犯是犯了什么罪而被处死的。在这种从内心里轻视法律和无数的怨愤与仇恨要求报复的情况之外，还有在政治动乱期间犯罪的免于处罚的情况；我们对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没有完全解体只有感到奇怪。这种危机发生在统治权从阿拉贡王朝向法兰西和西班牙人过渡时期的那不勒斯，和斯福查家族屡次被逐与复辟时期的米兰；在这种时期，那些在心里从来没有承认过法律和社会的拘束力的人就冒出来，并恣意地进行凶杀和掠夺。让我们看一看下层社会的情况以见一斑。

    当米兰公国在1480年左右，继吉安加利佐·斯福查之死陷于混乱之中时，各省城都失去了一切安全。帕尔马也同样是这种情况，那里，米兰总督遭到了暗杀的威胁，在悬赏捕拿犯罪者无效之后，他答应打开监狱大门把最遭唾弃的罪犯释放出来。盗窃、破坏家宅、无耻的败德丧行、公开的行刺和凶杀，特别是凶杀犹太人，是每天发生的事情。最初，干这些事情的人还是偷偷摸摸地单独地和化装来搞，不久就成群结伙明火执仗地、每天夜里明目张胆地来做。恐吓信、讽刺诗和诽谤的戏谑到处传播；一首嘲笑政府的十四行诗似乎比这个城市的可怕情况引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怒。在许多教堂里边，圣爵连同圣体一起被窃走，这一事实说明了促成这些暴行的愤怒。很难断定：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如果政府和警察已经不发生作用，但还以它们的存在来妨碍一个临时权威的建立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当时在意大利所发生的事情却由于私人怨恨和复仇占很大成分而带有它自己的性质。的确，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所给我们的印象是：即使是在平静时期，重大的犯罪也是比其他国家更为常见的。不错，我们也可能由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产生误解；那就是关于这些事情，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地方的详情比其他地方的多得多，给真正的犯罪以一种特殊的性质的那种想象力，虚构了许多其实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其他地方的暴行事件或者不下于意大利。强大而富庶的德意志有它的强盗骑士、敲诈的乞丐和骠悍的马贼；我们难于肯定地说，在那里，在1500年，人们是不是更安全一些，生命是不是总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由职业的和雇佣的第三者来进行的预谋犯罪，在意大利则是骇人听闻地频频发生的事情。

    就抢劫来说，意大利，特别是在象托斯卡纳那样一些较幸运的省分里，肯定并不比北方国家受到更多的骚扰（也许受到的更少一些）。但是我们所遇到的那些人物却是这个国家所特有的。例如：我们在其他地方很难遇到这样的例子，一个教士，他逐渐被**驱使到做尽坏事，直到最后成为一群土匪头目。这是那个时代所给我们的许多例子当中的一个。1495年8月12日，费加罗洛的唐·尼科洛·佩莱加蒂教士被关进费拉拉的圣朱利阿诺钟楼外边的一个铁笼里。他曾经举行过两次开台弥撒，在举行第一次开台弥撒的当天他就犯了杀人罪，但以后在罗马得到了赦免；后来他又杀了四个人，并娶了两个妻子，和她们旅行各地。他以后参加了许多次行刺，强奸妇女，把其他妇女抢走，大规模地抢劫和率领一队武装党徒横行费拉拉地区，用种种暴力打家劫舍。当我们想到这一切所包含的意思时，我们不能不感到这个人的滔天罪恶是有些骇人听闻的。教士和僧侣们有许多特权，很少受到监督，在他们中间无疑地有许多杀人犯和坏人——但是很难有第二个佩莱加蒂。毁了一生的人物，为了逃避法网，隐身于教士中间，象马苏奇奥在那不勒斯的一个修道院所认识的那个海盗一样，那是另外一回事，虽然并不可信。关于教皇约翰二十三在这方面的真实情况我们还不能确知。

    有名的强盗领袖的时代一直到后来在十七世纪里，当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以及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的政治斗争不再搅乱这个国家时才开始。这时强盗取代了党派。

    在意大利的某些文化落后的地区，乡村人民会谋杀任何一个落在他们手里的外邦人。特别是在那不勒斯王国较偏远的部分更是如此；在那里，这种野蛮风俗大概起源于罗马的“大庄园”时代，当时是真正把外邦人和敌人（外来客和外敌）看作为是同样的人的。这些人远不是不信宗教。一个牧人有一次在忏悔室里表现了极大的痛苦，承认在四旬斋期间做干酪时有几滴牛奶进入他的口中。那个听忏悔的神父深知这个地方的习惯，所以在他的追问过程中发现这个忏悔者和他的朋友常常抢劫和谋杀旅客，但是由于习惯的力量，这种风俗并不使他们感到良心的苛责。我们已经提到过（见本书第348页注），在政治混乱时期，其他地方的农民能够堕落到什么样的野蛮程度。

    那个时代在道德上比抢劫更坏的一种现象是频频发生雇人行刺的事件。在这方面，一般认为那不勒斯居于意大利各城市的首位。庞达诺说：“在这里没有比人命更不值钱的了。”但是，在其他地方也能看到一系列这种可怕的犯罪。自然，我们是很难按照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来对这些事件加以分类的，因为政治目的、私人恨怨、党派纷争、恐惧、复仇，都互相交织在一起。在佛罗伦萨人这个意大利的最高度发展了的人民中间，这种犯罪和任何其他地方比起来都发生得较少，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荣誉。这或许是因为对于合法的控诉有一种大家公认的现成的法律，或者是因为个人的高度文化使他对于人们有没有权利干涉注定了的命运持一种不同的见解。只有在佛罗伦萨，人们才能够认识到流血行为的难以估量的后果，理解到一件所谓有利的犯罪其真正和最后所得对犯罪者是如何不可靠，在佛罗伦萨的自由丧失以后，行刺，特别是雇人行刺，似乎是很快地增加了起来，并且一直继续到柯西莫一世，政府势力强大到足以使警察最后能够镇压它的时候。

    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雇佣犯罪的是否常见大概是以有势力而出得起钱的雇主的数目的多寡为转移的。虽然不可能对它们的次数做出任何统计的估计，但只要公众所传由于暴力而造成的死亡中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谋杀，那么这种犯罪一定已经是惊人地常见的了。君主们和政府树立了最坏榜样，他们毫无顾忌地把谋杀当作维持他们政权的一种手段。而这还是不属于凯撒·波几亚那一类型的。斯福查家族的人们、阿拉贡王朝君主们、威尼斯共和国和后来查理五世的代理人们，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谋杀适合他们的目的，他们就采用这种手段。人民的想象力最后对于这类事实是已很习以为常，以至于很少或者从来不认为任何大人物的死亡是由于自然的原因。关于各种毒药的效力自然流行着一种可笑的观念。关于波几亚父子所用的在一定时期以后就发生效力的那种可怕的白色粉末的故事（见本书第132页），可能有一些真实的地方，而萨勒尔诺的君主交给阿拉戈纳的枢机主教的也可能真是一种“缓效性的毒药”。他在交付时说：“几天以内你就要死了，因为你的父亲菲兰特国王想要蹂躏我们所有的人。”但是，卡特丽娜·利阿里奥送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涂毒药的信即使他曾经读了它也不会使他死亡的；而当大阿尔方索的医生们警告他不要读柯西莫·美第奇赠送给他的那部李维的著作时，他很公正地告诉他们不要说傻话。皮奇尼诺的秘书想要涂抹在教皇庇护二世的肩舆上的那种毒药除了引起心理上不安以外，并没有影响到任何器官。矿物质和植物质的毒药究竟彼此是个什么比例是不能准确肯定的。画家卢索·费奥兰提诺用来自杀的毒药（1541年）显然是一种烈性的酸类，它是不可能用在另一个人身上而不被察觉的。有势力的人秘密使用武器，特别是使用匕首，在米兰、那不勒斯和其他城市是常见的。大人物为了个人的安全有必要豢养成群的武装门客，这些人每天无所事事，所以时常爆发杀人的热狂是很自然的。如果不是主人懂得他只须向他的这一个或那一个从者略一示意即可杀人，许多恐怖事件一定永远不会发生。

    在那些用来秘密毁灭别人的手段当中，——即就有这种打算而言——我们看到了一种妖术，虽然使用它的并不多。当我们说到“巫术”“卜术”等等时，它们毋宁说是被看作为在某一个可恨的敌人头上增加更多的恐怖的一种手段。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宫廷里，想要致敌人于死命而使用的妖术，和在意大利比起来，占有远为重要的地位。

    最后，在这个每一种个性都达到高度发展的国家里边，我们看到了那种标准的绝对的不道德的例子，喜欢为犯罪而犯罪，而不是把犯罪作为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或者无论如何把它作为达到我们所想不到的那些目的的手段。

    在这些可怕的人物当中，我们可以首先注意某几个“雇佣兵队长”，如布拉乔·达蒙托纳、提伯尔托·布兰德利诺和那个维尔纳·冯·乌尔斯林根。乌尔斯林根的银铠甲上刻着这样的字：“上帝、怜悯和慈悲的敌人。”这一类人物给我们提供了某些有意识地拒绝种种道德约束的罪犯的最早例证。但是，他们的罪行的最恶劣部分——按照记载这些罪行的人们的估计——在于无视精神威胁和惩罚，而由于这个事实人们就觉得他们周围有一种恐怖的气氛，当我们记起这一点时，我们在对他们的判断上将采取一种更为保留的态度。具体到布拉乔，他对于教会的仇恨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一看见僧侣们唱赞美诗就发怒，并且曾经从一个钟楼顶上把他们扔下来；但是同时，“他却忠实于他的士兵并且是一个伟大的将军。”照例，雇佣兵队长的犯罪都是为了某种一定的利益，并且必定是由于使人们必然道德败坏的处境。甚至他们显然没有代价的残忍一般也都有一个目的，即使它仅仅是为了引起恐怖。阿拉戈纳家族的野蛮，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主要是由于畏惧和复仇的**。西班牙人凯撒·波几亚的例子最清楚地说明了为嗜好杀人流血而杀人流血和穷凶极恶地喜欢破坏的情况，他的残暴和他所抱的目的比起来自然是不成比例的（见本书第132页以下）。在里米尼的暴君，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达的身上（见本书第50、235页），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的没有目的的喜欢作恶。不仅是罗马的法庭，而且是历史的判决，就宣布他不是一次而是常常地犯凶杀、强奸、通奸、**、亵渎神物、伪证和叛逆等罪。他违反天性地企图杀害他自己的儿子罗伯托，但因为他儿子拔刀反抗而遭到挫败，这一最使人毛骨悚然的罪行可能不仅是道德堕落的结果，而且或许也是对某种妖术和占星学迷信的结果。教皇保罗三世的儿子，帕尔马的彼埃路吉·法尔纳斯曾经以同样的猜想来说明法诺主教的强奸罪。

    要是我们现在试图概括一下那个时代的意大利性格的主要特点，如我们从研究上层阶级的生活中所知道的，我们将得到如下的一些结果。这种性格的根本缺陷同时也就是构成它的伟大的一种条件，那就是极端个人主义。个人首先从内心里摆脱了一个国家的权威，这种权威事实上是**的和非法的，而他所想的和所做的，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今天是称为叛逆罪。看到别人利己主义的胜利，驱使他用他自己的手来保卫他自己的权利。当他想要恢复他的内心的平衡时，由于他所进行的复仇，他坠入了魔鬼的手中。他的爱情大部分是为了满足**，转向于另外一个同样发展了的个性，就是说转向于他的邻人的妻子。在一切客观的事实、法律和无论哪一类约束面前，他保留着由他自己做主的感情，而在每一个个别事件上，则要看荣誉或利益、激情或算计、复仇或自制哪一个在他自己的心里占上风而独立地做出他的决定。

    所以，如果说广义的和狭义的利己主义都同样是一切恶行的根源，那么更高度发展了的意大利人由于这个理由比起那个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成员来是更趋向于不道德的。

    但是，这种个人的发展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而发生在他的身上，而是更多地由于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发展并不是只发生在意大利人的身上，而且也发生在欧洲的其他民族身上，这主要由于意大利的文明的影响所使然，并且从那时起已经成了他们所呼吸的比较浓的空气．它本身无所谓好坏而只是一种必要的东西；在它的内部产生了善和恶的近代标准——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这种标准和中世纪所熟知的根本不同。

    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必需经受一个新时代的第一次巨大的浪潮的冲击。由于他们的天赋才能和热情，他们成了他们那个时代一切高度和一切深度的最典型的代表。和极端的堕落一起出现了具有最崇高的谐和的人类个性和一种艺术光辉，这种光辉给人类生活罩上了一层光彩，而这种光彩是古代文化或中世纪精神所不能或不愿赐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