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道德是和它对于上帝的认识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和它对于神统治世界的信仰是否坚定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无论这种信仰把这个世界看作为是注定幸福的或者是注定悲惨的和迅速消灭的。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不信宗教的风气是人所共知的，无论谁要是不惮烦地去寻找证据，他会成百成百地找到。我们现在在这里的任务，象在其他方面一样，是来区分和识别，避免做绝对的和最后的判断。

    早期对于上帝的信仰是从基督教和基督教的外部象征，即教会，得到它的来源和主要支持的。当教会已经变得**时，人们应该划清界限，并无论如何保持住他们的宗教。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是十分冷静，或者十分迟钝来容忍原则和它的外部表现之间存在着一种持久的矛盾的。但是从历史的记载上看，**的教会担负着最重大的责任。它用最强暴的手段建立了一种学说（它已经歪曲了这个学说以为它自己的权利地位的扩张服务）作为绝对的真理。它认为自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是安全的，于是沉湎于最无耻的放纵，并且为了能在这种状态中维持住，予民族的道德心和智力以致命的打击，驱使无数它已经在精神上与之疏远的最高贵的人物走向不信和绝望。

    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意大利在才智方面如此伟大，竟没有更有力地来反对教士统治呢？为什么她没有完成和更早地完成一个象在德意志发生的那样的宗教改革呢？

    对于这个问题曾经给过一个巧妙的回答。人们告诉我们说：意大利人的思想从来没有越过否认教士统治的范围，而德意志宗教改革的起源和力量是来自它的积极的教义，特别是来自信仰可以释罪而善功不能赎罪的教义。

    肯定地说，这些教义只是通过德意志才在意大利起作用的，而且在它们起作用的时候，西班牙已经有足够的强大力量，把它们很容易地根除掉，这一部分靠它自己，一部分靠教皇政府和它的工具。尽管如此，在意大利的早期宗教运动中，从十三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到萨沃那罗拉，还是有大量的积极宗教教义的。象胡格诺教徒的非常明确的基督教一样，这些学说没有获得成功只是因为当时的情况对他们是不利的。象宗教改革那样的重大事件，关于它们的细节，它们的发生和它们的发展是哲学家们所推论不出来的，虽然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很清楚地证明它们是必要的。人类的精神活动，它的突然的闪光，它的扩张和它的停息，在我们看来将永远是神秘的，因为我们只能知道这个或那个力量在它的内部起作用，而不了解它们集中在一起的力量。

    在文艺复兴达到**时期，意大利上层和中层阶级对于教会的感情里混合有：极端蔑视的反感、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表面的宗教习惯的默认和一种信赖圣礼和圣典的意识。宗教布道者的个人伟大影响也可以作为意大利所特有的一项事实加上去。

    从但丁的时代以来，特别表现在意大利文学和历史里边的对于教会统治的敌视，已经由几个作家详细地论述过。我们也已经谈过（见本书第229页）一些关于舆论对于教皇政权所持的态度。那些想要得到最有权威的人士提供的最有力的证据的人，可以在马基雅维里的《史论集》里有名的几段和圭奇阿尔狄尼的完整的全集里边找到它。在罗马教廷以外，似乎对于主教中最好的人和许多教区的教士还有一些尊敬。另一方面，仅仅是领受圣俸的人们、住持和修道士们几乎是普遍受到怀疑的，并且常常是最可耻的诽谤的对象，这种诽谤波及于他们的修道会的全体。

    有的说：修道士被当作了全体教士们的替罪羊，团为只有他们可以加以嘲笑而不发生什么危险。但是，这种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他们之所以常常被写入小说和喜剧里，是因为这些文学形式需要固定的和人所共知的典型，以使读者的想象能够很容易地勾划出一个轮廓。除此之外，小说家们事实上也并没有饶了那些教区教士。第三，我们在其余的意大利文学作品里有许多证明：人们是能够十分大胆地来议论教皇政府和罗马宫廷的。在虚构的作品里，我们不能期待找到这一类的批评。第四，修道士们一受到攻击，有时是能够进行可怕的报复的。

    不过，修道士们也确是一个最不受欢迎的阶层，按照人们所愿意得出来的正确的或错误的结论，他们被认为是修道院生活、整个教会组织、整个教义体系和整个宗教没有价值的活的证明。我们也可以假定：意大利对于两大托钵僧团的起源比其他国家保持着一种更清楚的记忆，并且没有忘记他们在反对所谓十三世纪的异端，也就是说，反对近代意大利精神的早期的朝气蓬勃的运动的反动中是主要代理人，多密尼克会派僧侣长期担任精神警察，自然除了引起暗中仇恨和蔑视之外，不会引起任何其他感情。

    读了《十日谈》和弗朗哥·萨克蒂的小说之后，我们也许会想到：糟蹋修士和修女的词汇已经被完全用尽。但是，到宗教改革时期左右，这种辱骂更厉害了。阿雷提诺可以不谈，他在他的《论述》里边仅仅是用修道院的生活作为随便发挥他的有害的天性的借口；我们可以引用作家马苏奇奥的五十篇故事的前十篇以作为其余作家的代表。故事是以极端愤怒的语调写出来的，目的是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愤怒；这些故事被献给了象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国王和阿尔方索王子那样的有最高地位的人。许多故事都是旧的，其中有一些是薄伽丘的读者们所熟悉的。但是，另外一些以可怕的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在那不勒斯的真实情况。教士们用假造的奇迹来愚弄和掠夺人民的方式，加上他们自己的荒淫无耻的生活，足以使任何一个有思想的旁观者感到绝望。我们读到了关于圣芳济会僧侣旅行到各处募捐的记载：“他们欺骗，偷盗和私通，而当他们用尽了一切手段之后，他们装成圣徒假造奇迹，这一个拿出了圣维桑的袈裟，另一个拿出了圣伯尔纳丁的手迹，第三个拿出了圣卡比斯特朗诺的驴缰绳。”其他的人“带着他们的同党，假装瞎子或假装受着致命的疾病的折磨，当着群众面前，在摸触到僧人的袈裟的边缘或者他所带的圣物之后，就治好了病。于是所有的人都高呼‘上帝慈悲’钟声响了，而这个奇迹就被记入了庄严的记录里边。”或者是一个正在布道的僧侣，受到另外一个站在下边群众中间的僧侣攻击他是一个说谎者；这个攻击者立刻为魔鬼所迷住，后来又为讲道者所治愈。整个事情是一个事前安排好了的喜剧，但是在这里边，主谋者和他的助手可以弄到很多的钱，足以从一个枢机主教那里购买一个主教职务，而这两个共谋者就可以靠着它过一辈子的舒服生活。马苏奇奥对于圣芳济会僧侣和多密尼克僧侣并不做多大的区别，因为他发现他们是一丘之貉。“但是愚人们还被卷入到他们的仇恨和分裂之中，并且在公共场所展开关于两个会派的争论，自称属‘圣芳济会派’或‘多密尼克会派’”。那些修女们是修士们的专有财产。那些和俗人发生任何关系的修女们是要受到控告并被投入监狱的，而另外一些修女们和修士们以正式举行结婚，伴以弥撒和一份婚约，并大吃大喝一顿。作者说：“我不是一次而是好几次在场，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那些修女们以后生出了漂亮的小修士，或者用其他方法防止产生这种结果。如果任何人斥责我说谎，那就请他好好地去搜索一下修女院，他将在那里找到和在希律王时代的伯利恒一样多的小尸体。”诸如此类的事情就是僧侣生活的秘密。这些修士们在忏悔室里彼此之间并没有严格的要求，但在他们要拒绝给一个俗人一切赦免的情形下，他们就硬给来一段“在天我等父者”的经文，好象那个人是一个邪教徒一样。“所以惟愿大地裂开，把这些坏东西和保护他们的一切生吞了下去！”在另外一个地方，马苏奇奥谈到僧侣们的影响主要是靠人们对于另外一个世界的恐惧这一个事实时，表明了下边一种值得注意的愿望：“对于他们最好的惩罚是上帝把炼狱取消；然后他们就再得不到捐款而不能不回去种地。”

    在费兰特的时代，如果人们能够以这种语调来自由地写文章并且是写给他，理由或许在于这个国王自己曾被人们给他假造的奇迹激怒过。僧侣们曾经试图鼓动他对犹太人进行迫害，象在西班牙实行的和为教皇们所仿效的那样；他们制造了一个上边刻有至加达德的名字的石碣，说它曾经被埋在塔伦图地方，后来又被发掘了出来。在他发现这是个欺骗行为的时候，僧侣们对他公然反抗。他还象他父亲阿尔方索以前所做的那样，设法发现和揭露了一个假装斋戒绝食的例子。那不勒斯宫廷肯定是不会共谋支持这些盲目的迷信的。

    我们一直是在引用一个认真写作的作家，而他的判断决不是孤立的一家之言。所有那个时代的意大利文学作品里都充满了对于托钵僧侣的嘲笑和谩骂。无疑地，要不是有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它所激起的反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不久就会毁掉这两个僧团。他们的圣徒和受欢迎的传教师们几乎不能挽救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在一个有利的时机和一个象轻视托钵僧团的列奥十世那样的教皇达成谅解。如果时代精神发现它们是可笑的或者是讨厌的，他们对于教会就只不过是一种障碍。如果不是宗教改革运动挽救了教皇政府，谁能说出落到教皇政府本身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

    在十五世纪的后半期，一个多密尼克会修道院的异端裁判所法官往往能够在这个修道院所在的城市里发生一些影响；这种影响之大正足以妨碍和激怒有教养的人民，但却没有强到足以强要人们保持任何持久的畏惧或服从的程度。不再象过去一度实行过的那样，能够以思想罪对人们加以惩罚了（见本书第284页以下），而那些竟胆敢反对教士们的人们能够很容易地摆脱相信异端的罪名。除了当某一个强有力的党派别有用心，象对待萨沃那罗拉的那种情况，或者当时有使用妖术的问题在内，象在北部意大利所时常发生的那种情形外，我们很少读到有人在这一时期被处火刑的记载。异端裁判所的法官们在某些情况下也同意以最浅薄理由提出的撤销控诉，而在另外的情况下，甚至于发生牺牲者在走向刑场的途中被人从他们手中救走的事。在波洛尼亚（1452年），维罗纳的尼科洛教士曾经在圣多密尼克礼拜堂前边的木制高台上，作为一个魔术士和亵渎圣礼的人而被公开宣布撤职，并且将要被带走处以火刑，而就在这时，他被一个著名的邪教朋友和修女的强奸者，阿奇里·马尔维齐派来的一伙武装党徒解救了。教皇的使节，枢机主教贝萨利昂只能抓到这一群人中的一个人处以绞刑；马尔维齐平安无事地活下去。

    应该注意的是：高级修道僧团——本尼迪特会僧侣和他们的许多支会——虽然非常富有和过着舒服的生活，但和托休僧侣们比起来却远不是那样为人所厌恶。在以“僧侣”为题材的十篇小说里边几乎找不到一篇是以一个“修道僧侣”为主题和攻击目标的。这个僧团的一个相当有利的条件是它建立得比较早．不是作为一个警察的工具并且不干扰私生活。它包括一些有学问的、机智的和虔诚的人。但是。它的一个成员，提伦佐拉曾经对它那里边的一般人做过描写。他说：“这些吃得饱饱的穿着宽大僧袍的先生们，既不去赤足旅行也不去讲道，而只是穿着优美的拖鞋把两手交叉在肚子上，坐在可爱的镶着丝柏木墙板的小房子里。当他们不能不离开这个房子时，他们很舒服地骑着骡子或有光泽的驯顺的马匹，好象是去消遣。他们不去读很多的书以免心情过分紧张，以免知识使琉西斐的骄傲代替了出家人的纯朴。”

    那些熟悉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人们将看到：我们只是提出了为理解这一问题所绝对必需的那些材料。僧侣们和教区教士们的名声一定已经打破了广大群众对于一切神圣的东西的信仰，这一点自然是很明显的。

    我们所读到的批评意见有一些是很厉害的；我们将在结尾的地方引用一种只是最近才发表的和很少为人们所知的意见。多年为出身于美第奇家族的教皇服务的历史家圭奇阿尔狄尼在他的《格言集》里说（1529年）：“没有人比我再憎恶那些教士们的野心、贪婪和放纵生活的了。这不仅是因为每一种恶行本身是可恨的，而是因为每一种恶行和所有的恶行在那些宣称自己是和上帝有特殊关系的人们的身上是最不合适的，并且也因为它们是如此互不相容的恶行，只有在非常奇特的人物身上才能同时存在。尽管如此，我在几个教皇的宫廷上的地位还是使我不能不为我自己的利益而希望他们是伟大的。要不是为了这个，我将热爱马丁·路德和我自己一样，不是为了使我自己从基督教（为一般人所理解的和所解释的）所加在我们身上的那些法律中解放出来，而是为了要看到这一群无赖们（“这一群混蛋们”）被放回到适合他们的地方上去，以使他们可以被追去过一种不再犯罪或者无权的生活。”

    这位圭奇阿尔狄尼的意见是：关于一切超自然的东西我们还是无知；哲学家们和神学家们所告诉我们的关于它的一切都是胡说；每一种宗教都有奇迹，但并不特别证明任何真理，而所有这些奇迹都可以当作未知的自然现象来解释。圭奇阿尔狄尼提到当时在萨沃那罗拉的信徒中间普遍存在的感动金石的信仰时，认为那是一件希奇的事情但并没有对它做激烈的攻击。

    尽管有这种敌视的舆论，但教士们和僧侣们还是有很大的有利条件，那就是人民对他们习惯了，他们的存在和所有的人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这是每一种旧的和有力量的制度所具有的一种有利条件。每个人都有一个穿僧衣的亲戚，每个人都有从教会的财产中得到某种补助或未来的利益的希望；而在意大利的中心还有罗马宫廷，人们在那里有时一转眼之间就成为富翁。但是，必须永远不要忘记：所有这些并没有阻碍了人民自由写作和讲话。抨击最甚的讽刺诗文作家们本身大多数是僧侣或领圣俸的教士。写《滑稽故事》的波吉奥是一个教士；讽刺作家弗兰切斯科·贝尔尼担任大教堂住持的职务；《小奥兰多》的作者，泰费洛·弗伦哥是一个本尼迪特会教士，当然决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士；嘲笑他自己那个僧团的马提奥·邦德罗是一个多密尼克会僧侣，这个僧团的一个团长的侄子。是不是他们感到没有危险才敢于写作的呢？是不是他们从内心里感到有必要把他们本人与他们那个僧团的不名誉分开呢？是不是受了以“我们这个时代算完了”作为它的箴言的那种自私的悲观主义的影响呢？也许所有这些动机都或多或少地起着作用。具体到弗伦哥，必须加上路德主义对于他的明显的影响。

    我们在谈到教皇政权时已经涉及到的对仪式和圣礼的信赖意识存在于那一部分仍然相信教会的人民中间是不足为怪的。在那些比较不受习俗拘束的人们中间，这种信仰就证明幼年时代的印象深刻和传统信条的神奇力量。将死的人普遍希望得到教士的赦罪，证明即使象维特洛佐那样的人，对于地狱的恐惧的残余意识也并没有完全消灭掉。要想找到一个比这个更有教训意义的例子几乎是不可能的。教会所教导的，不管教士的人格如何，教士职务的“不可泯灭的神印”的学说到当时为止产生了很大效果；因而人们有可能讨厌教士个人但仍然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神恩。尽管如此，还是有象米朗多拉的加莱奥托那样的蔑视教会的人物，他过了十六年被逐出教会的生活之后，于1499年未经赦罪而死去。整个这段时期，米朗多拉这个城市由于他而处在被逐出教的情况下，因而没有举行过弥撒也没有举行过基督教葬礼。

    和这一切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伟大的宣讲忏悔的讲道者对于这个民族所发生的影响。欧洲其他国家也时时为圣洁的僧侣们的话所感动，但和意大利的道德心的时时发生变动比起来，它只是表面的。在十五世纪期间，那个惟一在德意志产生同样影响的人事实上是一个意大利人，他生在阿布鲁齐，名字叫作乔万尼·卡比斯特朗诺。当时在北方国家里，那些在他们的内部具有这种宗教才能和这种博得人心的真诚的人们，带有一种直觉的和神秘的样子。在南方，他们是重视实际和胸襟开阔的，并且也具有这个民族的语言才能和演说的技巧。在北方产生了一部“遵主圣范”，它默默无言地在起作用，最初只是在修道院墙之内，但它的作用却累世不绝；在南方产生了一些人，他们给当世以一种伟大的但却是转瞬即逝的印家。

    这种印象主要是从唤起道德心上产生的。他们的讲道是道德上的劝告，没有抽象的概念，都是实际有用的东西，由于讲道者的道德崇高的和禁欲主义的品性，以及由于人们以充满热情的想象（甚至违反他的意志）而加在他身上的许多奇迹更使人受到感动。他所用的最有力量的论证不是地狱和炼狱的威胁，而毋宁是“诅咒”的当前的效果，由于人们对于恶行的诅咒而在个人身上造成的现世灾害。基督和圣徒的悲伤是会在现世生活中造成后果的。只有这样，坠入**和罪恶的深渊里的人们才能忏悔改过——这是这些讲道的主要目的。

    在这些讲道者里边，有锡耶纳的伯尔纳丁和他的两个学生阿尔伯托·达·萨尔提诺和亚科波·德拉·马尔加，有乔万尼·卡比斯特朗诺、罗伯特·达·莱切，最后还有吉洛拉谟·萨沃那罗拉。当时反对托钵僧侣的成见最为强烈，但他们克服了这种成见。他们受到了傲慢的人文主义的批评和嘲笑，但当他们提高了声音的时候，没有人再注意人文主义者了。这并不是新鲜的事情，好嘲笑人的佛罗伦萨人在十四世纪已经学会了一遇到讲台上出现讲道者，就把讲道滑稽化。但是萨沃那罗拉一出来立刻就胜利地取得了人民的拥护，不久就使他们所爱的一切艺术和文化都溶化在他所点燃起来的溶炉之中。就是那些结伙在听众中伪造神效的伪善的僧侣们所加给这个事业的最大亵渎，也不能使这种讲道本身声名狼藉。人们继续嘲笑普通教士的讲道和他们假造的奇迹和圣物，但并没有停止尊敬那些伟大的真正的先知者。这些是十五世纪的真正的意大利特点。

    僧团——一般是圣芳济会僧团，特别是所谓的严修会修道士——依照人们的需要而派出讲道者来。一般的情形是在一个城市里有了某种重大的公众的或私人的争端，或者某种可怕的暴动、道德堕落或疾病流行的时候。当一个传教师出了名之后，即使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各城市也都渴望听他讲道。他到他的上级派遣他的任何地方去。这种工作的一个特殊形式是号召人们组织反对土耳其的十字军的讲道；但是，这里我们必须特别谈一谈劝人忏悔的讲道。

    在系统地进行这些讲道时，他们似乎是按照惯例列举那些可怕的罪恶的次序来进行。但是，时机越是紧迫，讲道者也就越直接地接触到他讲道的主题。他也许在这个僧团的一个大教堂里或礼拜堂里开始。不久，大群的人从四面八方拥来听他讲道以至最大的广场都嫌太小，而他自己几乎都要冒生命的危险才能移动。讲道之后，一般是继之以游行仪式；但是这个城市的地方长官们虽然把他围在他们中间，也几乎不能从妇女们手里把他救出来，她们拥挤着吻他的手和脚并从他的僧袍上割下一些碎片来。

    这个讲道者的对于高利贷、奢侈和可耻的趋尚时好的斥责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是打开监狱的门——意思无非是把很贫苦的债务人释放出来——和焚烧各种奢侈的和娱乐的用具，不管它们是有害的或无害的。在这些东西里边有骰子、纸牌、各种游戏用具、写出来的咒语、面具、乐器、歌本子、假发等等。然后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很优美地陈列在一个木架子上，在顶上拴上一个魔鬼的图像，最后全部付之一炬（参考本书第364页）。

    其次就要谈一谈那些心肠比较硬的人们了。那些长期以来从未靠近忏悔室的人们现在承认了他们的罪。退回了非法所得的东西，取消了可能造成流血事件的对人的侮辱。象锡耶纳的伯尔纳丁那样的讲演家，是孜孜不倦地来考察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详细情况和它所牵涉到的道德法则的。今天的神学家们很少有人愿意象他一度在佛罗伦萨的大教堂里所宣讲的那样，“在契约、赔偿损失、公债（“monte”）和女儿分得一部分财产”这些问题上做晨间讲道。冒失的讲演者很容易陷于这样的错误，那就是他们以全力来攻击特殊阶级、特殊行业或任特殊职位的人，以至于被激怒了的听众采取暴力来反对为这个讲道者所斥责的那些人。伯尔纳丁在罗马所做过的一次讲道（1424年），除了在加比托尔山上焚烧那些无价值的东西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后果：“在这之后，女巫菲尼切拉被烧死了，因为她用她的魔术害死了许多儿童，和迷惑了许多其他的人；整个罗马都来看这个场面。”这是我们读到的记载。

    但是，如已经说过的，讲道者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使敌人们和解并劝说他们放弃复仇的思想。这个目标大概很少达到，直到在一系列的讲道将近结束的时候，才可能达到；那时全城进入了忏悔的**，到处都可以听到全城人民在高呼“上帝慈悲”。接着是庄严地互相拥抱和订立和约，就是在这以前的双方流血也不能阻碍其订立。放逐出去的人们被召回城内参加这些神圣的和解。即使在促成这些“和约”的心情已经成为过去之后，总的看来这些“和约”也是被忠实地遵守着的；以后人们对于这个僧侣的恩德就世世代代永志不忘。但是，有时也有象罗马的德拉·瓦勒和克罗切家族之间的那种可怕的激变（1482年），在那种情形下，就是伟大的罗伯特·莱切的讲道也是无效的。在复活节前周以前不久，他曾经在米纳尔娃教堂前边的广场上对巨大的人群讲道。但是，在洗足木曜日的前夜，在格都附近的德拉·瓦勒的宫殿前进发生了可怕的战斗。到了早晨，教皇西克塔斯下令毁了这个宫殿，接着照常进行这一天的仪式。在耶稣受难日，罗伯特手里拿着十字架重新讲道；但是他和他的听众却只有哭泣而已。

    性格暴烈、陷于自我矛盾的人物常常在这些讲道者的感化之下，决心入修道院。在这样的人们中间不仅有各种土匪和罪犯，而且有失业军人。这种决心是为他们对于神圣人物的敬仰和至少想模仿他的表面态度的愿望所激起的最后的一次讲道是一个普遍的祝福，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祝你们平安！”大群的听众陪伴着这个讲道者到下一个城市，在那里再一次听整套的讲道。

    这些讲道者所发生的巨大影响使教士们和政府感到这是很重要的影响，至少不要把他们当作敌人。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是只允许僧侣们或者无论如何被授过低级圣职的教士们登上教坛，这样，他们所属的僧团或者团体就可在某种程度上替他们负责。但是要绝对遵守这个规则也不是容易的，因为教会和教坛很久就被用来作为许多事情的宣传工具，如司法的、教育的和其他等等，同时也因为就是讲道，有时也是由人文主义者和其他俗人来进行的（见本书第239页以下）。在意大利也存在有一种身份不明的人，他们既不是僧侣也不是教士，但他们却抛弃了这个世界——也就是说，那些人数很多的隐士阶级，他们时时自动地出现在教坛上并且常常受到人民的拥护。米兰在1516年第二次被法国征服之后，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例子，不消说，这正值公共秩序非常混乱的时代。一个托斯卡纳隐士，锡耶纳的哲罗姆，可能是萨沃那罗拉派，在教堂的教坛上讲演一共有好几个月，猛烈地攻击教士统治，令人在教堂里建立一个新的烛台和新的祭坛，显示了奇迹，而只是在一个长时期的激烈斗争之后，才放弃了这个场所。在决定意大利命运的那几十年内，预言的风气特别流行，而且在任何一个流行这种风气的地方，都不是局限于任何一个阶级身上的。我们知道在罗马遭劫（见本书第138页）以前，隐士们曾经以什么样的一种预言性的挑战口吻出现。因为他们自己缺少雄辩的才能，这些人就利用一些带有某种象征事物的使者。象锡耶纳附近的一个禁欲者那样（1429年），他曾派一个“小隐士”也就是一个徒弟，带着用一根竿子挑着的骷髅进入那个被吓坏了的城市，并且在那个骷髅上边拴上一张纸，上边写着从圣经上引来的使人感到威胁的经文。

    僧侣方面也毫不迟疑地攻击君主们、统治者们、教士们乃至他们自己的僧团。象亚科波·布索拉罗在十四世纪里在帕维亚所做的那样，直接鼓动推翻一个暴君的家族，在以后的时代几乎没再发生过；但并不缺少甚至在教皇自己的小教堂里对他提出来的大胆的责备（见本书第244页注），和在统治者面前提出来的戆直的政治上的忠告，虽然这些统治者决不认为他们自己需要这种忠告。在米兰的卡斯泰洛广场上，从因科洛那塔岛来的一个盲讲道者——因而是一个奥古斯丁会僧侣——在1494年冒险在教坛上劝诫鲁德维科·摩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