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所没做的又有那些喜剧的即席表演家（见本书第316页以下）们来负责完成。但是，在这些作品里，我们没有发现有那种反对“贱民”的残忍的、充满了轻蔑的阶级仇恨的痕迹；而这正是曾经引使普罗旺斯的贵族诗人，往往还有法兰西的历史家们写作的动机。相反地，意大利的各类作家们却很高兴地承认和强调农民生活中的伟大或非凡的东西。乔维诺·庞达诺以赞美的口气提到阿布鲁齐的野蛮居民的不屈不挠的例子。在传记丛书和在小说家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那英勇的农民女儿的形象，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保卫她的家族和她的荣誉。

    这种情况使人们有可能写作关于乡村生活的诗。我们将要提到的第一个例子是巴蒂斯塔·曼托万诺，他的一度被广泛阅读的和现在仍值得阅读的牧歌，在1480年左右出现在他的最早的著作里。它们是现实的和传统的农村生活的混合描写，而前者是占优势的。它们代表着一个好心的带有某种自由思想倾向的乡村教士的思想方式。作为一个托钵僧，作者可能有过和农民们自由生活在一起的机会。“豪华者”洛伦佐自己能够进入农民的世界，说明他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力量。他的《巴比利诺的南茜娅》读起来象一堆真正从佛罗伦萨乡间的民歌里抽取出来的作品，被融合在一连串的八行组诗里。作者是如此客观，以至使我们怀疑究竟那个陈述的人——向南茜娅表示爱情的青年农民瓦勒拉——所唤起的是他的同情还是他的嘲笑。无疑他是故意和传统的田园诗写得不同。洛伦佐虽然有意识地沉迷在简单纯朴的乡村生活的现实主义写作里，可是他的作品却给了我们一种真正诗歌的印象。

    卢吉·普尔奇的《狄科曼诺的贝卡》是人所公认的洛伦佐的《南茜娅》的翻版。但是却缺少那种较深刻的写作目的。《贝卡》的写作与其说是由于从内心里想要描写人民的生活，不如说是由于希望借一篇成功的诗来得到佛罗伦萨知识界的赞许。因此就更多地和更有意地写了许多粗俗的场面，也写了许多下流的笑话。尽管如此，一个乡村恋爱者的观点还是被奇妙地保持了下来。

    这一群诗人里边的第三个是以拉丁文六音步诗写成《乡下人》的安吉洛·波利齐亚诺。为了避免对于维吉尔的《农事诗》的一切模仿，他描写了托斯卡纳农民的一年，从深秋开始，当时那个农民准备好了他的新犁和冬天所用的种子。春天草原上的画面是丰满而美丽的，“夏天”也有几段很美的描写；而秋天的葡萄节的描写是近代拉丁诗歌中的珍宝。波利齐亚诺既用意大利文写诗也用拉丁文写诗，从这上边我们可以推想：在洛伦佐那一群人里，对于下层阶级的感情生活做现实主义的描绘是可能的。他的吉卜赛人的情歌是那种以诗的意识置身于另一阶级中的纯属近代倾向的最早作品之一。为了讽刺的目的而写作，或许很多世代已经这样尝试过，而在佛罗伦萨每一个狂欢节日假面戏演员的歌唱也为它提供了机会。但是，对于另外一个阶级的感情予以同情的理解却是新的；有了这一点《南茜娅》和这一篇《吉卜赛之歌》就标志了诗歌史上的一个新起点。

    这里，我们也必须简单指出，文学怎样为艺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南茜娅》的时代到亚科波·巴莎诺和他那一派的农村风俗画，中间经过了八十年。

    在本书的下一部分我们将说明，出身的不同怎样在意大利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意义。这种现象的大部分无疑是由于人们和个人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彻底而深刻的了解。文艺复兴单是这一结果就足以使我们永志铭感。人性的论理观念由来已久——但在这里，这个观念变成了事实。

    皮科·米朗多拉在他的论人的尊严的演说里说明了对于这个问题的最崇高的见解；这篇演说可以公平地被称为那个伟大时代的最高贵的遗产之一。他告诉我们，上帝在创世之余创造了人，使人懂得大自然的规律，爱它的美丽，赞赏它的伟大。上帝不把人限制在固定的地方，不规定劳动形式，不用铁的必然的法则来加以束缚，而给他以意志和行动的自由。造物主向亚当说：“我把你放在世界的中间，为的是使你能够很方便地注视和看到那里的一切。我把你造成为一个既不是天上的也不是地上的、既不是与草木同腐的也不是永远不朽的生物，为的是使你能够自由地发展你自己和战胜你自己。你可以堕落成为野兽，也可以再生如神明。野兽终生带着它们自母体承受的东西，较高的鬼神是从一开始或在开始后不久才变成为他们那永久的状态的。只有你能够靠着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来生长和发展。你身上带有一个宇宙生命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