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文主义者主要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们的近代的拉丁诗歌。至少就它足以代表人文主义运动的特征来说，它是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的。

    前面已经提到，舆论对于这种诗歌形式是如何地欢迎和它怎样几乎代替了一切其他形式的诗歌。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当时世界上存在的一个最有天才和高度发展的民族并不是由于纯粹的愚蠢和盲干而拒绝使用象意大利语这样一种语言。导使他们这样做的一定有一个重大的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对于古典文化的崇奉。象一切热诚、真正的崇奉一样，它必然促使人们去从事干模仿。在过去其他民族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同样的个别的努力。但是，只有意大利存在着新的拉丁诗歌延续和发展所必需的两个主要条件：在有教养的阶级中间对于这一门艺术的普遍发生兴趣，和在诗人们自己中间的往昔意大利天才的部分复苏——一个遥远的诗歌旋律的奇妙的回响。在这些条件下所产生的最好的作品不是模仿而是自由创作。如果我们不肯容忍艺术的任何借鉴形式，如果我们不是轻视古典文化，就是认为它有某种神秘莫测的难于接近的性质，如果我们不能原谅诗人们诸如在被迫去揣摩或发现一大堆的音节长短上所发生的错误，那么我们最好是把这种文学作品置之不论。它的最好的作品不是为了向文艺评论挑战才创作的，而是为了给诗人和他的千千万万同时代人以享受。

    获得成功最少的是取材于古代历史或古代传说的叙事诗。不仅是在当时被视作仿效的典范的古罗马人而且就连荷马以后的希腊人也都不具备一篇生动的叙事诗所需要的主要条件。我们也不能从文艺复兴时代的拉丁诗人身上找到这些条件。但是，佩脱拉克的《阿非利加》和近代的任何原始叙事诗一样，拥有很多很热心的读者与听者。这篇诗的写作目的和缘起是饶有兴味的。十四世纪根据正确的历史眼光，承认第二次布匿战争是伟大罗马的全盛时代，因而佩脱拉克就不能不写这一个时代。如果西里乌斯·意大利库斯当时已经发现，佩脱拉克或者将选择另外一个主题，但实际上是对老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歌颂与十四世纪的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另一位诗人，扎诺比·德拉·斯特拉达也打算从事于同样的写作，而只是由于对佩脱拉克的尊敬，才停止了他已经写了很大一部分的诗。如果需要为写作《阿非利加》提出任何理由，它的理由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佩脱拉克的时代和以后，西庇阿是群众感到兴趣的人物，好象他当时还活着一样，并且被许多人认为比亚力山大、庞培和凯撒还伟大。有多少近代叙事诗处理过既这样受人欢迎，又这样具有历史基础和引人入胜的一个主题呢？对于我们来说，诚然，这篇诗是不易读懂的。关于同一类的其他主题，读者可参考文学史。

    在发展和补充希腊－罗马神话方面，我们发现了一条更为丰富多产的矿脉。在这条矿脉里，意大利诗歌也很早就有它的一份，以薄伽丘所著的被认为他最早最好的诗作的《特赛德》开始。在教皇马丁五世时期，马菲欧·维吉奥用拉丁文写了《艾尼伊德》的第十三册；除了这些著作之外，我们还看到许多不太重要的作品，特别是以克劳底安的风格写成的一部《美利哥罗的故事》、一部《希斯波利斯的故事》等等。更希奇的是那新编造出来的神话，它使意大利最美丽的地方住满了天神、半人半神的少女、神仙乃至于牧羊人；神话中的叙事诗和田园诗两种体裁交相渗透，在佩脱拉克时代以后的记叙体或谈话体的牧歌里边，田园生活被因袭地看作是表达种种感情和幻想的手段；关于这一点在后文中还要谈到。目前我们只能谈到新的神话故事。在神话方面，我们比在任何其他方面都能更清楚地看到古代的神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他们代替诗歌中的抽象名词，使那些比喻的词藻成为不必要的，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作为艺术中自由而独立的成分，作为在任何一篇诗歌在都可以利用的美的形式。蒲伽丘以其想象中的神和牧羊人的世界大胆地树立了这种先例；这些神和牧羊人在他的《阿梅托的女神》和《费埃索来的女神》两篇作品中是住在佛罗伦萨周围的地方的。这两首诗都是用意大利文写的。但是，在这种体裁方面的杰作是彼埃特罗·本波的《萨尔加》。这篇作品叙述河神萨尔加向加达女神求婚和在巴尔多山的山洞里的盛大婚礼；叙述提瑞西亚斯的女儿芒托的预言，孩子明希乌斯的出生，曼图亚的建立，和明希乌斯与安迪斯的女神美雅的儿子维吉尔的未来的光荣。本波以最美丽的诗句写出了这个人文主义的纤巧华美的作品，并以一篇能够引起任何诗人的嫉羡的对于维吉尔的致词作结束。这样的作品往往被人轻视，认为只不过是一种高谈阔论而已。这是一个鉴赏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可以自由表示自己的意见。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以六音步诗的形式写出来的关于圣经和宗教主题的长篇叙事诗。这些作家们并不是一味地寻求升迁或讨好教皇的。他们之中最优秀的，甚至象《处女神》的作者，巴蒂斯塔·曼托万诺那样的天才较差的作家，大概都有一种用拉丁诗篇为宗教服务的真诚愿望——一种和他们对于天主教信仰的半异教的概念非常调合的愿望。历史家吉拉尔德列举了这些诗人，其中维达以他的《基督记》和桑纳札罗以他的三卷《处女的分娩》占首要地位。桑纳札罗（1458－1530年）以其从容有力的流畅诗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这些诗句里边，基督教的和异教的成分被他以生动有力的描写和高度的技巧毫无顾忌地混合在一起了。他敢于把维吉尔的第四牧歌引用到他的在马槽旁边的牧羊人所唱的歌里去（第3卷，第200页以下）而不怕比较对照。在处理肉眼看不见的灵魂世界时，他有时显出具有和但丁一样的大胆，如他写大卫王在古圣祖所在的地狱边缘站起来歌唱和预言（第1卷，第236页以下），或者写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披着绘有一切原素的闪闪发光的斗篷向他的天使大军讲话（第3卷，第17页以下）就是如此。他在平时毫不迟疑地把整个古典神话交织在他的主题里，而不破坏整体的和谐，因为异教之神仅仅是处于从属地位而不在故事里扮演重要角色。要从各方面评价那个时代的艺术天才，我们必须不拒绝注意象这一类的作品。当我们考虑到基督教和异教的成分混合在诗歌中往往比在造型艺术中使我们更加感到不安时，桑纳札罗的优点看来就更大一些。造型艺术还能够以形式和色彩的美丽来满足我们的视觉，并且一般和诗歌比起来是更与主题的意义无关的。就造型艺术来说，想象的兴趣主要在形式上；就诗歌来说是在内容上。诚实的巴蒂斯塔·曼托万诺在他的节日历中试用了另外一种办法。他不是让神和半神半人的人物为圣史的目的服务，而是象教父之所为，使他们处于和圣史相反对的地位。当天使加百列在拿撒勒地方向圣母马利亚问安时，信使神从加麦尔山峰飞在他的后边并在门外偷听。然后他把他偷听的结果向聚集起来的诸神宣布，并因而鼓动他们做出冒险的决议。不错，在他的其他著作里，泰底斯、塞利斯、阿奥路斯和其他异教诸神都情愿向圣母马利亚的光荣致敬。

    桑纳札罗的声誉、模仿他的人数的众多、最伟大的人物——为他写墓志铭的本波，为他画肖像的蒂先——对他的热烈的致敬。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他对于他那个时代是何等可贵和不可缺少。在宗教改革的初期，他为教会解决了一个诗人是不是有可能既是基督徒又是一个古典作家的问题；列奥和克莱门都为他的成就而十分感谢他。

    最后，当代史这时也是用六音步的诗句或对句来写的。有时候是故事体，有时候是颂词体，但最普通的是对于某些君主或君主家族表示敬意的著作。所以我们就看到一部《斯福查记》，一部《博尔索记》、一部《洛伦佐记》、一部《波几亚记》、一部《特流齐亚记》等类作品。所寻求的目的自然没有达到；因为那些成了名的而这时成为不朽的作家与其说是由于这一类的诗不如说是由于任何其他原因；这一类的诗，即使偶尔也有由优秀的作家写成的，人们对于它也总是有一种去不掉的厌恶之感。描写有名人物生活的比较短的、简单的和不加虚饰的作品，如阿德里安·达·科尔内多所写的关于列奥十世的《巴洛狩猎》或《优里乌斯二世的旅行》的美丽的小诗，却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效果。关于猎队的壮丽的描写可以在埃科尔·斯特罗齐、和上边所提到的阿德里安以及其他人的作品中找到。现代读者由于这些作品无疑地充满了恭维的语句而不禁发怒或拒而不读是一件可惜的事情。许多这类美妙诗歌的熟练的处理手法及其具有的相当的历史价值，保证它们能够比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许多流行作品所可能达到的寿命更长一些。

    一般说来，这些诗篇的感情成分和一般的成分运用得愈适当有节愈好。有些较短的叙事诗，即使是由公认名家执笔，但由于引用神话因素的不适时而无意地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可笑的印象。例如埃科尔·斯特罗齐对于凯撒·波几亚的哀悼就是这样。在这诗里我们听到了罗马的悲叹，她把她的一切希望寄托在西班牙的教皇卡利克塔斯三世和亚历山大六世身上，并且认为凯撒·波几亚是她期待的救主。斯特罗齐的历史一直叙述到1503年的灾祸。然后这个诗人问缪斯女神，当时诸神对于这件事是怎么商量的，于是厄拉多讲：在奥林帕斯山峰上，帕拉斯替西班牙人讲话，维纳斯为意大利人求情，她们两个当时抱住丘辟特的膝盖，丘辟特就吻她们，安慰她们并向她们解释，他对于巴尔希所织成的命运无能为力，但是那些神圣的愿望将实现在伊斯特、波几亚两个家族所生的那个孩子身上。在叙述了这两个家庭的传说中的起源之后，他宣称，尽管人们提出种种恳求，但他对于凯撒·波几亚也象他一度对于绵农和阿奇里斯一样，不能使他永远不死，并在最后安慰她们说，凯撒·波几亚在他自己死亡之前将于战争中杀死很多人。于是战神赶赴那不勒斯挑起战争和混乱，同时帕拉斯去到纳比，并在那里以亚历山大六世的姿态出现在死的凯撒·波几亚面前。在劝告他屈服于命运，并满足于自己的令名之后，这位假装是教皇的女神“象一只鸟”一样地消失了。

    但是，假使我们把古典神话在其中扮演多少还适当的角色的一切东西都丢在一边，我们就不必要地剥夺掉我们自己的欣赏的机会，有时是很大的一种欣赏机会。这里，象在绘画和雕刻上一样，艺术手法常常能够提高本来完全是平常的东西。谐模诗文（见前第167页以下）的爱好者也可以在例如“混淆体狂诗”中找到这种文学的起源——乔万尼·贝利尼画的喜剧性的《诸神的宴会》是一幅较早的和它近似的作品。

    还有，许多六音步的叙事诗不过是散文历史的运用和改编，这种改编只要读者能看到，就会喜欢它们的。最后，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争论和每一个礼节——都被写成了诗，甚至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也这样做。不过，要说写诗仅仅是由于无事可做，或者是由于排列成诗句特别容易那是不公平的。总之，在意大利，象用“三音步诗”写的大批当代传说、历史乃至小册子所进一步证明的那样，毋宁是由于对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