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的危险来这样说：好在意大利诗歌有两种表现自己的方法。在两种文字的写作上都完成了一些伟大而典型的东西，而在每一种写作上我们都能看到它为什么选择了拉丁文或意大利文的理由。关于散文大概也可以同样这样说。意大利文化在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就靠着某些著作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这样一个事实——“遍及全世界”——同时那些为了不用拉丁文写作而经过一番内心斗争的人却写出了最好的意大利文的散文。

    从十四世纪起，西塞罗的著作被普遍认为是最纯洁的散文典范。这决不是完全由于人们对于他的选词造句，和文章风格有公正评价，而更恰当的说，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意大利精神充分而自然地符合于这位书信作家的亲切的态度、这位讲演家的焕发的才华和这位哲学思想家的透彻的解释。就是佩脱拉克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西塞罗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政治家的弱点，虽然他非常尊敬他，但对于这些弱点并不感到高兴。在佩脱拉克的时代以后，书信体完全模仿西塞罗，除了记叙文体裁之外，其他文体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但是，那种对每一个不能从大师的权威著作中找到粮据的词句都加以排斥的真正西塞罗主义，直到十五世纪末才出现，那时洛伦佐·瓦拉的文法著作已经并始对整个意大利发生影响，而罗马的文学史家的主张也被加以分析和比较。自那以后，古代作家风格上的每一个细微的差别都越来越受到细致的研究，直到最后得出使人感到安慰的结论，那就是最完美的典范只有求之于西塞罗的著作中，或者——如果包括所有文学作品的形式在内——只有求之于那“不朽的和依然神圣的西塞罗时代”。象彼埃特罗·本波和彼埃利奥·瓦雷里亚诺这样的人这时都把他们的全付精力用在这一个目标上。就是那些长时期反对这种倾向，并从早期的作家那里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一种古代体裁的人最后也屈服了，并且加入了对于西塞罗的崇拜。隆哥利乌斯在本波的劝告之了决定用五年长的时间来专读西塞罗的作品，并最后发誓不用这个作家未用过的字。这种偏激最后爆发成为文人学者中间以伊拉斯玛斯和斯卡利吉尔二人为首的一场大论战。

    一切西塞罗的崇拜者决没有片面到认为他就是语言的唯一源泉。在十五世纪里。波利齐亚诺和伊尔莫劳·巴巴罗曾经自觉地和有意地努力形成他们自己的一种风格，自然是在他们的“渊博的”学识的基础上，虽然他们未能唤起他们的学生具有同样的独树一帜的愿望；而告诉我们这件事实的保罗·乔维奥也曾追求过同样的目的。他虽做得未必成功，却用力甚勤，并力求典雅，首先试图用拉丁文来重新表现近代的特别是美学的思想。他用拉丁文描写当时的伟大画家和雕刻家的性格时所做的最聪明的解释和最笨拙的说明交织在一起。列奥十世虽曾引以为荣。“使得我们的拉丁语文于我在任斯间实际称得起（比过去）更有所提高。”但就是他也倾向于自由的而不是过于偏狭的拉丁语法，而这的确是和他那好游乐的性格相调和的。当他读到和听到的拉丁语是生动优美而又合于习惯语法的时候，他是欣然满意的。此外，西塞罗并没有给拉丁语会话提供典范，所以在这方面不能不于他之外另觅泰斗。这种需要从在罗马内外的经常上演的普劳图斯和德兰斯的喜剧中得到了满足，它对于演员来说是把拉丁语当作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的一种最好的练习。研究古老的拉丁喜剧和对它们做近代的模仿，其动力是由于在《乌尔希尼亚修道院的古抄本》里发现普劳图斯的戏剧而来的；这些剧本在1428年或1429年被送到了罗马。几年以后，在保罗二世任教皇期内，提诺的博学多闻的枢机主教（大概是皮斯托亚的尼科洛·福尔泰圭拉）以擅长这一门学问的鉴定工作著称。他从普劳图斯的最不完整的甚至连登场人物表都没有的剧本上开始工作，并仔细研究这个作家的全部残留下来的作品，主要着眼于他所用的语言。可能就是他首先促成了这些剧本的公演。以后，彭波尼乌斯·拉图斯也从事于这同一问题的研究，并于普劳图斯的剧本在高级圣职人员的家里上演时担任导演。乔维奥提到这些戏剧的上演在1520年以后次数已不如前，原因之一是如我们在前文所看到的由于雄辩术的衰落。

    在结论中，我们可以提到文学上的西塞罗主义和建筑家们在艺术领域内对于维特鲁维乌斯的建筑艺术的复兴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那条在文艺复兴史的其他方面适用的规律在这里也是同样有效的，即每一种艺术运动都有一种当时一般文化上相应的运动为其先导。至于建筑艺术，如果我们从科尔内多的枢机主教阿德里安（1505年？）算到第一批以维特鲁维乌斯派自居的建筑家们为止，这个间隔期间并不多于二十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