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中希腊拉丁的文学遗产，这比建筑方面的遗迹更为重要，当然也远比它传留下来的一切艺术残迹更为重要。它们在最绝对的意义上被认为是一切知识的源泉。那个伟大发现时代的文学情况经常有人们阐述；这里不过试图指出这幅图景的少数比较不为人们所知的面貌而已。

    虽然古代作家对于十四世纪和以前的意大利精神的影响很大，但这种影响与其说是由于很多新东西的发现，不如说是由于早就为人所知的那些东西的广泛传播。那些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拉丁诗人、历史家、演说家和书信作家连同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和一些其他希腊作家的个别作品的拉丁文译本一并构成了一个宝库，有一些佩脱拉克和薄伽丘时代的幸运的人们从这个宝库里得到了他们的灵感。如人们所熟知的，佩脱拉克拥有并以有如宗教的虔诚态度小心地保存着一部自己不能读的希腊文荷马诗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全部拉丁译文，在佩脱拉克的建议和薄伽丘的帮助下，由一个卡拉布里亚的希腊人，里昂吉奥·被拉多完成了，虽然译得并不好。但是，随着十五世纪的到来，开始有了很多新发现，有了用抄写方法系统地制作出的许多丛书，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作品也有迅速的增加。

    如果不是由于那个时代的几个收集家不遗余力、不怕困难地来从事搜求的热情，我们一定只能拥有我们手中现在所有的文学作品的一小部分，特别是希腊人的文学作品。当教皇尼古拉五世还不过是一个普通教士的时候，他曾由于购买手稿或者请人抄写手稿而身负重债。即使在那时，他也毫不掩饰他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最感兴趣的两件东西——书籍和建筑的热情。作为教皇他实现了他所说的话。抄书手给他抄书，调查员给他搜寻资料，范围之广，遍及于半个世界。佩罗托由于把波利比乌斯的作品译成拉丁文得到五百个金币；盖利诺由于译斯特拉博的作品得到一千个金币，如果不是这个教皇死了，他必能多得五百个金币。费莱佛本应因以韵文译荷马的作品得到一万个金币，但由于教皇的逝世，他没能从米兰到罗马来。尼古拉遗留下五千册，或者接照另外一个计算方法九千册图书供罗马教廷的人员使用，这些图书构成了梵蒂冈图书馆的基础。它们被当作最高贵的装饰品保存在宫廷里边，象亚历山大港的托勒密·费拉德尔法斯的藏书一样。当1450年的瘟疫把他和他的教廷人员驱赶到法布利亚诺时，因为当时从那里，象现在一样，可以得到最好的文献，所以他带着他的翻译和编辑人员一起去以免错过机会。

    佛罗伦萨的尼科洛·尼科利，是老柯西莫·美第奇左右一群有才学的朋友当中的一员。他把他的全部财产都消耗在买书上，最后，当他一文不名时，美第奇家族答应供给他为了这个目的而需用的任何款项。我们能有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的全集、西塞罗的《论讲演术》全集、仍然是最有根据的卢克莱修著作的原本和其他著作，不能不感谢他。他说服柯西莫从卢贝克的修道院里买来普林尼的最好手抄本。他以崇高的信任心情把他的书借给那些请求借阅的人，允许一切来客在他自己家里阅读，并随时准备和研究者讨论他们所读过的一切。他所收藏的八百册图书，价值六千金币，在他死后，经过柯西莫的手交给了圣马可修道院，条件是必须使大家都能去看，现在这项图书成了洛伦佐图书馆的珍藏之一。

    盖利诺和波吉奥是两个有名的书籍搜求者，后者借康斯坦斯宗教会议的机会，捎带作为尼科利的代理人，孜孜不倦地在南德意志的大寺院中进行搜求。他在那里发现了西塞罗的六篇讲演词和现在放在苏黎世的圣加尔寺院的第一部昆提里安的全集。据说他用了三十二天的时间以美丽的字迹全部抄完了这部著作。他对于西里乌斯·意达利库斯、马尼利乌斯、卢克莱修、瓦勒利乌斯、弗拉库斯、阿斯康纽·培底亚努斯、科隆梅拉切尔撒斯、奥路斯·吉利乌斯、斯达提乌斯等人的作品都做了重要的增补；并在列奥那多·阿雷提诺的帮助下，发掘出普劳图斯的最后十二部喜剧，以及西塞罗的反对维兰家族的演说，《布鲁图斯》和《论讲演术》。

    有名的希腊籍枢机主教贝萨利昂，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热诚的文学爱好者；他以很大一笔代价（三万个金币）收集了异教和基督教作家的六百部手稿。接着他就四处寻求一个储藏所，以便把这些手稿安全地收藏起来，直到他的不幸的祖国一旦恢复自由时能够收回她这业已失去的文学宝藏。威尼斯政府宣布它准备为这些手稿修造一所适当的建筑；直到今天圣马可修道院的图书馆里还保存着这些贵重手稿的一部分。

    有名的美第奇家族的藏书有它自己的一部历史，我们在这里不能详述。“毫华者”洛伦佐的主要收集人是约翰·拉斯卡利斯。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在1494年遭劫以后，它所收藏的图书不能不由乔万尼美第奇枢机主教，即以后的教皇列奥十世，来零零碎碎地加以恢复。

    乌尔比诺的藏书，现在放在梵蒂冈，（见本书第63页以下）完全是伟大的蒙特费尔特罗的菲德利哥的功绩。他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开始收集图书，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在各地经常雇用三、四十名“写本人员”，在这项收集上花费了不下三万金币。这一藏书主要是靠维斯帕西雅诺的帮助，得到有计划的扩充和完善的；他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个文库的理想的描绘。在乌尔比诺有梵蒂冈的藏书目录、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的藏书目录、帕维亚的维斯康提家的藏书目录乃至牛津的藏书目录。他自豪地指出：在图书的丰富和完备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乌尔比诺相匹敌。关于神学和中世纪的著作的收集它大概是最完备的。那里有托马斯·阿奎那、大阿尔伯图斯和博那文图拉的全集。但这个收藏是多方面的，包括当时所有的每一种医学著作。在“近代作家”方面，十四世纪的伟大作家——但丁和薄伽丘的全集——占首要地位。其次有二十五名人文主义作家的选集，一律包括他们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作品以及所有的翻译作品。在希腊文的手稿中，教父手稿远比其他人的手稿为多；但在古典作品的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索福克利斯、平达尔和米南德尔的全部作品。米南德尔的作品一定是很快地就从乌尔比诺消失了，不然那些文学爱好者一定不久就会把它刊行的。但是，在这个收集书籍的时代里，也有人对于这种狂热劲提出了警告。这些人并不是学术的敌人，而是它的朋友，他们担心这种已经成为狂热的追求会产生弊害。佩脱拉克本人就反对这种无益地堆积大批书籍的愚蠢时尚；而在同一个世纪里，乔万尼·曼志尼嘲笑了一个来自布雷西亚的七十多岁的老者安德列奥罗·德奥奇斯，因为他准备牺牲他的房产、土地、妻子和他自己以增加他的藏书。

    此外，关于手稿和藏书的增加方式，我们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见闻。买到一部古代的手稿，里边包括一个古代作家的稀有的或惟一完整的或惟一存在的原本自然是一种意外的幸运，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再多说。在以抄书为职业的人们当中，那些懂希腊文的人地位最高，他们特别被加以“写本人员”的光荣称号。他们的人数总是有限的，而他们所得的报酬也很高。其余的人仅仅被叫作“抄书手”，他们一部分是以这种职业为生的办事员，一部分是学校教师和贫苦的读书人，希望增加一些收入，一部分是修士，乃至是修女，他们认为这种工作是上帝所嘉许的。在文艺复兴的早期，这种职业抄书者很少而且是不可靠的，佩脱拉克就曾经对他们工作上的无知和拖沓提出过激烈的指责。在十五世纪中，他们的人数多起来了，也获得了更多的关于他们职业上的知识，但在工作的精确性上，他们始终没有达到过老修士们那种谨严认真的程度。他们似乎是以一种不愉快的敷衍塞责的态度来从事自己的工作，他们很少在抄本下面署名，一点也看不出他们对于这样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事业有高兴的心情或自豪感，而在同一时期的法文和德文的手抄本中却具有这种精神，常常使我们感到惊奇。更奇怪的是：在尼古拉五世时代，在罗马的抄书手大多数是德意志人或法兰西人——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所说的“野蛮人”，大概也就是那些在教廷寻求照顾并借此以维持生活的人。当柯西莫·美第奇急于为他心爱的团体，费埃苏来山麓的巴底亚修道院，建立一个藏书室，他派人去请维斯帕西雅诺来，维斯帕西雅诺劝他放弃一切买书的想法，因为那些有价值的书是不容易买到的，所以不如利用抄书手。于是柯西莫和他商定一天付给他若干钱，由维斯帕西雅诺雇用四十五名抄书手，在二十二个月之内交付了二百册图书。要抄写的著作的目录由尼古拉五世亲笔写出送给柯西莫。教会传道书籍和教堂合唱用书自然在这个目录中占主要地位。

    抄写的字迹是前一世纪已经开始使用的美丽的近代意大利字体，它使那个时代的书籍看起来非常美观。教皇尼古拉五世、波吉奥、吉安诺佐·曼内蒂、尼科洛·尼科利和其他有名的学者，他们自己都写一手好字，并且希望看到好字，也不能容忍其他恶劣的字迹。那些附带的装饰，即使其中没有精细画，也是饶有风趣的；这特别可以从洛伦佐的手抄本中看到，这些抄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