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地城市有名的人物。
在中世纪里，很多城市都以它们的圣徒和它们教堂里的遗骨和遗物而骄傲。1440年帕多瓦的颂词作者，米凯尔·萨沃那罗拉就以这些来开始他一系列的圣贤颂，并从这些谈到“那些名人，他们并非圣徒，但由于他们的大智大勇（德行）应该列入（adne－Cti）圣徒之列。——正象古典时代卓越的人物和英雄相近似一样。更详细的列举最能代表这个时代。首先是普里亚姆的兄弟安特诺尔，他带着一群特洛伊的逃亡者建立了帕多瓦；达尔达奴斯国王，他在尤干尼亚山战败了阿蒂拉，于是跟踪追赶，并在里米尼用棋盘将他打死；皇帝亨利四世，他建造了大教堂；一个叫做马尔库斯的国王，他的头被保存在蒙塞立斯山（燧寨山）上；其次还有两三个枢机主教和主教，他们是学院、教堂等等的创建人；著名的奥古斯丁会神学家弗拉·阿尔伯托；自保罗·维纳托和有名的阿尔巴诺的彼埃特罗以下一系列的哲学家；法学家保罗·帕多万诺；其次还有李维和诗人佩脱拉克、莫莎图、洛瓦托。如果说这个名单里边缺少任何有名的军事家，那么诗人引以自慰的是他所提出来的博学之士的众多和学术上的光辉成就更能够名垂不朽，而军人的荣誉则是名随身灭，或者，即使传诸永久，也只是赖学者之笔以彰。虽然如此，但外国的名将自愿葬在这里对于这个城市依然是一种光荣，如帕尔马的彼埃特罗·德·罗西、皮亚琴察的菲利波·阿尔切利，特别是纳尔尼的加达美拉达（死于1442年），他的骑马铜像“象一个凯旋的凯撒”早已矗立在圣图教堂的旁边。这个作者然后又提出来一群法学家和医学家的名字，医学家中有佩脱拉克的两个朋友，约翰·阿布·霍罗洛吉奥和亚科伯·德·唐底斯，他们是贵族，“象许多其他贵族一样，不仅得到了而且应该得到骑士的光荣。”然后接着是一系列有名的工程家、画家和音乐家，最后是一个剑术家，米凯尔·罗索的名字，因为他是他那一行里边最卓越的人物，所以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见他的画像。
在这些由神话、圣徒故事、民间颂赞、文学传说共同砌成的地方荣誉殿堂的旁边，诗人学者们又建造了一座伟大的具有世界声誉的名人万神殿。他们往往直接模仿科尔尼里乌斯·尼波斯、伪托的苏多尼乌斯、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普鲁塔克（《妇女的美德》）、哲罗姆（《名人传》）等人的作品荟萃了很多男女名流。或者，他们象佩脱拉克在他的《荣誉的凯旋》里，薄伽丘在他的《爱的梦想》中那样，写想象中的凯旋式和奥林帕斯的群神大聚会，有上百人的名字之多，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属于古代的，其余的是属于中世纪的。这种新的和比较近代的成分逐渐地得到更大的重视，历史家们开始插入人物性格的描写，从而产生了如菲利波·维兰尼、维斯帕西雅诺·菲奥兰提诺、巴尔托洛缪·法奇奥、保罗·科尔蒂斯以及保罗·乔维奥等人所写的很多当代名人传记。（注文见146页）
在北欧，直到意大利对它的作家们发生影响以前，——如特利特米乌斯就曾受到影响，他是第一个写名人传记的德国人——它所有的只是关于圣徒的传说或者关于君王和圣职人员的描写，具有很大的传说性质，使人看不出荣誉的观念的痕迹，也就是由于个人努力而获得的声誉。诗人的荣誉仍然局限于社会的某些阶级才能获得；而这时北方艺术家们的名字也只是在他们作为某些行会或社团的成员而提及时才为我们所知。
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意大利的诗人学者最充分地意识到：他能使人获得荣誉和名垂不朽，或者（如果他要这样做的话），也可以随意使人没世无闻，名随身灭。尽管佩脱拉克对于劳拉的爱情是非常理想的，但他仍透露着这种感情，那就是他的十四行待能使他的所爱和他自己一样地传堵不朽。薄伽丘曾经对一个美丽的女人表示不满，他曾经对她表示敬意，而她却一直是无动于中，目的是为了使他继续称赞她以使她名噪一时，但薄伽丘却暗示她，他将要试一试对她略作微词，看有什么效果。桑纳札罗以他的两篇辉煌的十四行诗，使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有遭永世遗忘的危险，因为他曾经在查理八世的面前怯懦地逃走。安吉洛·波利齐亚诺严肃地劝告（1491年）葡萄牙的国王约翰要及时地想到关于他在非洲新发现的不朽事业并把材料送到佛罗伦萨，由他加以整理（细加调色）；不然，他将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由于得不到学者文人的襄助，他们的事业“被埋没在人类的无常之中”。那个国王，或是他的人文主义的大臣，同意这个意见，并答应至少要把关于非洲事情的葡萄牙文记录译成意大利文，送到佛罗伦萨写成拉丁文著作。究竟这个诺言是否实现了不得而知。这些主张决不象它们初看来那样毫无根据；因为使一些事件，即使是最伟大的事件，传播于当代和流传后世的方式并不是一件无关重要的事情。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以他们的表达方式和拉丁风格，很早以来就完全掌握欧洲的读者，直到上一个世纪，意大利诗人比任何其他国家的诗人都更为广大群众所熟知和受到更广泛的研究。地球上的一个新发现的地区之所以以佛罗伦萨的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教名命名，是由于他有一部游记——自然这是在把它译成拉丁文的德意志人，马丁·瓦尔德斯莫勒尔（希拉科米鲁斯）的提议之下作出的；保罗·乔维奥虽然充满肤浅之见和美丽的空想，但他自认为有希望成为不朽的人物，他的期待并没有完全落空。
在所有这些从表面上看来是为了获得荣誉的努力当中，有时我们把帷幕揭开，看到可怕的彰明较著的事迹，看到一种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和不顾一切后果以追求“伟大”的无限野心和渴望。因此，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的序言中，非难他的前辈列奥那多·阿富提诺和波吉奥，认为他们关于那个城市的党派问题过于慎重和沉默：“他们错误很大，并表明他们对于人们要名垂不朽的野心和**了解得很少。有多少人如不能以丰功伟绩流芳百世就力图以恶德丑行遗臭万年啊！那些作家们并没有想到：那些本身是伟大的行动，例如统治者和国家的行动，不管它们属于哪一类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总是似乎给人带来光荣，而不是给人带来责难。”严肃的作家们把不止一件惊人而可怕的事情的动机归之于一种要完成一些伟大而令人难忘的事情的迫切的**。这种动机不仅是一般极端的虚荣心，而是有些近乎着了魔，包括着意志的屈服，使用任何残暴手段乃至对成败本身的在所不计。例如，马基雅维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斯蒂法诺·波尔卡罗（见本书第122页）的性格的；关于加利佐·马利亚·斯福查的谋杀者（见本书第77、78页），历史记载也告诉了我们同样的情况；而佛罗伦萨的阿利桑德罗大公的被刺（1537年），瓦尔奇本人也认为凶手洛伦奇诺·美第奇是因为受到了渴求声名的折磨（见本书第80页）。保罗·乔奥维更强调了这一动机。按照他的说法，洛伦奇诺因为毁坏了一些罗马的古代雕像，曾经受到莫尔扎的一本小册子的嘲笑，因此他考虑做一件新奇的事情以使他的羞耻为人所忘，结果就产生了对于他的亲属和君主的谋杀。这些就是这个在感情和力量上极度紧张和绝望的时代的典型特征，并且使我们想起了在马其顿的菲力普时代焚烧埃菲萨斯的狄亚娜神庙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