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做也并不比派遣间谍在威尼斯的贮水池里放毒更坏，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国王的继承者们就曾因此而受到指控。象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达那样的恶棍，我们不能期待他会做出比召唤土耳其人进入意大利更好的事情来。但是，据我们所知；穆罕默德曾在其他意大利政府，特别是威尼斯的煽动下，一度从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的君主们手里夺去了奥特朗托，这些君主们后来也嗾使苏丹巴雅泽特二世来反对威尼斯人。洛德维科·摩尔也受到过同样的责难。国史家说：“被杀害者的鲜血和土耳其人手中囚犯的悲惨遭遇，都在呼吁上帝为其复仇。”在政府能够获得种种消息的威尼斯，人们获悉摩尔的表兄弟，佩札罗的统治者乔万尼·斯福查曾经招待在去米兰途中的土耳其大使们。十五世纪最受尊敬的两位教皇，尼古拉五世和庇护二世，因土耳其人的扩展感到深切悲痛而死，而后者确实是在准备率领十字军御驾东征中死去的；他们的继承者侵吞了各地基督教界为这一目的而送来的捐输，并把为回报各国而颁发的赦罪券化为私人的商业投机。英诺森八世为了得到逃亡的迪姆王子的弟兄巴雅泽特二世所付出的一笔报酬，同意囚禁迪姆王子，而亚历山大六世支持了洛德维科·摩尔在君士坦丁堡所采取的促成土耳其对威尼斯的袭击的步骤（1498年），因此威尼斯威胁他要召开宗教会议。很显然，弗朗索瓦一世和苏里曼二世之间的臭名远扬的联盟并不是一个新的或者前所未闻的事。

    的确，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例子，全体居民认为归顺土耳其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罪恶。这种想法即使仅仅是作为对于**政府的一种威胁而提出的，但至少也足以证明具有普遍性。早在1480年，巴蒂斯塔·曼托万诺就已经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亚德里亚海岸的居民们已经预见到这种事情，而安科那尤其盼望这件事。当罗马尼阿遭到列奥十世的压迫统治时，一个拉文纳的代表公开地对罗马教皇的使节枢机主教朱利奥·美第奇说：“主教大人，可尊敬的威尼斯共和国不会接受我们，因为怕和教皇引起争端；但是，如果土耳其人来到了腊古扎，我们将投向他们。”

    这时意大利已开始受到西班牙人的奴役，这是一种可怜的而却并非毫无理由的慰藉，因为这个地区至少得以免于因受土耳其统治而命定要堕入的野蛮状态。象意大利那样四分五裂，靠它自己的力量是很难逃脱这种命运的。

    如果说这一时期意大利的政治策略虽然具有这一切缺点，还有值得我们称赞之处，那只是由于它处理这些问题时的切合实际而无成见，并不受恐惧、激动或恶意的影响。这里没有仿照北方形式的具有人为的各种权利的封建制度；有的只是每一个人在实际上和理论上保持了他所有的权力。这里没有侍从贵族来在君主心里培育中世纪的荣誉感，和随之而来的奇奇怪怪的后果；有的只是君主们和参议官们按着特殊情形的需要和他们所怀抱的目的所采取的一致的行动。对待可引为己用的人和不论来自何方的同盟者都不使人感到盛气凌人，因为这种态度可能疏远了一个支持者；在雇佣兵队长这一个阶级里边，出身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这就很清楚地表明了什么样的人掌握着真正的权力。最后，开明的**君主所掌握的政府，对本国和邻邦的确切了解，远非当时北方诸国所可比拟，而对于友邦和敌国的经济能力和道义精神也有最精密的估计。那些统治者尽管有严重错误，但生来都是统计科学的能手。和这些人谈判是可能的；可以设想，只要把实际理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是可以被说服并改变主张的。当那不勒斯的大阿尔方索成为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康提的阶下囚时（1434年），他能够使得监禁他的人确信；安茹朝在那不勒斯代替他自己的统治将使法兰西人成为意大利的主人；菲利波·马利亚不要赎金就释放了他，并和他结成联盟。一个北方的君主大概是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来的；肯定没有一个人具有类似维斯康提君主过去所有的道德观念。对于利己主义的力量的信心表现在“豪华者”洛伦佐对那不勒斯的无信的费兰特所作的有名访问中，这使佛罗伦萨人普遍感到惊愕；费兰特当时很有可能被人怂恿把他囚禁起来，并且这样做完全不算是过分认真。但是因为拘捕一个有力量的君主，在勒令他签字并用其他方法加以侮辱之后再予释放，如大胆查理在佩龙纳对路易十一之所为（1468年），在意大利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卤莽的事情；所以人们认为洛伦佐不是载誉归来就是一去不返。在这个时候，政治说服的艺术已经被提高——特别是被威尼斯的大使们提高到一定的高度，北方国家是第一次从意大利人那里得到了这种概念，而正式的演说所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极不完全的观念。这些演说不过是人文主义者的辞令而已。在外交往来上虽另有客气的礼节，但在必要的时候，也不乏粗暴而率直的语言。象马基雅维里那样的人在他的《使节》中是以可怜的样子出现的。他所得到的指示很有限，装备很寒酸，被人看作是一个地位卑下的代表，但他永远没有失掉他的不受拘束而广泛的观察力或是对于生动逼真的描叙的爱好。从那时起，意大利就一直是一个充满了政治“指示”和政治“报告”的国土。无疑地，其他国家也具有丰富的外交才能，但只有意大利，在这样早的时代里就保存了与之有关的大量记载。那不勒斯的费兰特晚年时（1494年1月17日），由庞达诺写给亚历山大六世的内阁的一封很长的公函，使我们对于这一类的政治文件有最高的评价，虽然它不过是许多文件中偶然被引用的一个文件。在这一时期和以后的外交来往中，有多少同样重要和同样写得生动有力的其他文件，一直不为人所知或者没有予以编辑出版啊！

    本书将有一个专编来研究作为个人和作为民族的人，这种研究在意大利人中间是和对于人的外部生活情况的研究齐头并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