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大多数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在内部构成上是一种策略的产物，是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结果，所以它们彼此之间的和对外国的关系也是一种策略的产物。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新近从篡夺产生的这一个事实，对于他们的内外政策同样有着严重的影响。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国家无保留地承认另一个国家；风云际会有助于建立和巩固一个朝代，同样也可以颠覆另一个朝代。究竟能否保持异乎，未必可以尽由暴君抉择。活动和扩张是一切非正统国家的共同要求。所以意大利就成了一个“外交政策”的舞台，这种政策也象在许多其他国家里一样，逐渐地取得了一个获得公认的国际公法的地位。它对于国际事务做纯客观的处理，既不受成见的影响也没有道德上的顾虑，它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地步，因之有时也并不是没有它自己的一些美好和伟大之处的，但整个说来，它却给予我们以无底深渊的印象。

    阴谋、武装、联盟、行贿和背叛构成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表面历史。特别是威尼斯很久以来成了众怨之的，认为它想要征服整个半岛或者逐渐削弱它的力量以便——加以并吞。但更仔细地观察起来，显然可以看出，这种怨言并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宫廷和统治阶级；它们通常为它们的人民所厌弃，而威尼斯的温和统治却为自己取得了普遍的信任。就是佛罗伦萨，尽管有它的难以驾驭的从属城市，也发现它自己和威尼斯处于一种虚与委蛇的地位，更不用说对它的一切商业上的妒忌，和威尼斯在罗马尼阿的发展了。最后，坎姆布雷同盟真正给了这个全意大利本应该以联合的力量来支持的国家一个严重的打击（见前第91页）。

    其他的国家也被一种同样不友好的感情所驱使，时刻准备使用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手段来互相对待。洛德维科·摩尔、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的国王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更不必说那些较小的国家——使意大利一直处于一种经常的危险的骚乱状况之中。如果这种残暴的逐鹿仅限于意大利境内还好一些；但由于这种逐鹿的性质最后势必导致向外国——特别是向法兰西人和土耳其人要求援助和干涉。

    一般人民的同情完全是在法兰西一边的。佛罗伦萨一直以惊人的天真承认它对于法兰西人有着老圭尔夫派的偏爱。当查理八世亲幸阿尔卑斯山以南时，全意大利以一种国王本人及其从者似乎都不能解释的热诚欢迎他。在意大利人的想象中——以萨沃那罗拉为例——一个明智、公正和有力的救世主和统治者的理想形象仍然是活着的，所不同的是：他不再是但丁所祈求的皇帝，而是法兰西的卡贝族国王。随着他的离去，这种幻想破灭了；但在很久以后、大家才了解到查理八世、路易十二世和弗朗索瓦一世怎样歪曲了他们和意大利的真正关系以及带着如何卑劣的动机。那些意大利君主们，则试图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法兰西。当英法战争告一结束时，当路易十一世在各方面撒下他的外交罗网时，当勃艮第的查理从事于他的愚蠢的冒险时，意大利的各国政府准备各方面应付他们。很清楚的是：即使法兰西对那不勒斯和米兰根本没有提什么要求，它的干涉也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它过去对于热那亚和皮埃蒙特的干涉就是一个要仿效的先例。事实上，威尼斯人早在1462年已经等待着它的到来。米兰的加利佐·马利亚大公在勃艮第战争中显然既是查理的同盟者又是路易的同盟者，结果他就有理由害怕来自双方的攻击；这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书信里边。“豪华者”洛伦佐所理解的四个主要意大利国家保持均势的计划只是一种快活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假设，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比之一个试验政策的轻率和佛罗伦萨的圭尔夫主义的迷信有过之而无不及；并继续往最好处想。当他对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作战，路易十一向他提供援助时，他回答说：“我不能把我自己的利益看得高出于全意大利的安全，但愿法兰西的国王们永远不打算对此国土动用武力；如果他们要这样做，意大利就完了。”对于其他的君主来说，法兰西国王被他们交替用来作为恐吓自家和敌人的妖怪，每当他们看到没有一个更方便的办法来摆脱困境时，他们就威胁着要把他召唤进来。至于教皇们那一方面，则幻想他们可以利用法兰西而不致对他们自己有任何危险，英诺森八世也曾想象他可以不愉快地撤退到北方，但从那里率领一支法兰西军队胜利地回到意大利。

    的确，有头脑的人远在查理八世远征之前就预见到了外国的征服。当查理重新回到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时，每一个人都看清一个干涉的时代已经开始了。灾难接踵而至，法兰西和西班牙两个主要侵略者，已经成为欧洲的强大国家，他们已不再以口头上的服从为满足，而要拚死地在意大利争夺势力和土地，关于这些已经了解得太迟了。他们已经开始变得类似意大利的中央集权国家，实在也就是抄袭它们，只不过是大规模的抄袭。吞并或者以领土做交易的计划一时接连不断。其结果如大家所熟知的，是西班牙的完全胜利，并成为反宗教改革的后盾，使教廷长期沦为其附庸。如同其它属国一样。哲学家们悲伤的感叹只能告诉他们，引狼入室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在这同时，还毫无顾忌或毫无掩饰地和土耳其人结成了联盟；人们认为这样做法也不比任何其他政治上权宜之计更坏。西方基督教界应该团结起来的那种信仰在十字军东征过程的不同时期曾经发生过严重动摇，而弗里德利希二世大概已经摆脱了这种信仰。但是，东方民族的新的兴起和希腊帝国的危急与覆亡又在整个西欧恢复了这种旧日的感情，虽其势已不如前。不过，意大利却显然是这一规律的一个例外。虽然意大利各国对于土耳其人和来自他们的真正危险感到极大的恐怖，但是，几乎没有一个有力量的政权不与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继承者密谋来反对其他国家的。即使有时没有这样做，人们也认为它们这样做了；并且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