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无缝的僧饱，曾决定（1455年）出价一万金币，但终于没有得到手。这些措施并不是由于什么群众情绪激昂而采取的，而是出于政府首脑们的冷静决定，就是不这样做也不会引起任何批评；在同样的情形下佛罗伦萨就一定不会有这种举动。我们将不谈“群众的虔诚和他们对于一张亚力山大六世的赦罪券的坚定信仰；但这个国家本身，在它并吞教会达到其他地方未之前闻的程度以后，它的组成上确实有着某种宗教的成分；这个国家的代表，总督，出现在十二次重大的半宗教性质的游行仪式（andate）上。它们几乎全是纪念政治事件的庆典，并且在辉煌壮丽上可以和教会的盛大节日媲美；其中最盛大的一个，有名的“与海结婚”，是在基督升天节日举行的。

    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最多的发展形式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结合在一起了，而在这个意义上，它称得起是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在暴君**的城市里属于一家一姓的事情，在这里是全体人民们所勤奋研究的问题。那种既是尖锐批判同时又是艺术创造的美好的佛罗伦萨精神。不断地在改变着这个国家社会的和政治的面貌，并不断地对这种改变作出评述和批判。佛罗伦萨就这样成了政治理论和政治学说的策源地，政治实验和激烈的改革的策源地，但也象威尼斯一样成了统计科学的策源地，而且盖世无双地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写作的策源地。对古代罗马的憧憬和对于它的主要作家的熟悉是有很大影响的。乔万尼·维兰尼承认他的巨著的最早的动力是他在罗马的一千三百年纪念节日上得到的，回来之后就立刻开始了它的写作。可是那一年二十万参拜圣地的人们中间有多少人和他有同样的才能和向往啊，然而还是没有写出他们本城的历史来！因为他们之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这种思想来鼓舞自己：“罗马在衰落，我出生的城市正在兴起，并准备完成伟大的事业，所以我要叙述它的过去历史并希望继续写到现代，只要我一息尚存。”佛罗伦萨通过它的历史家们除了证明它的过去的历史外，还得到了另外的一些东西，——即声名洋溢，为意大利任何其他城市所未曾有。

    我们现在并不是要写这座著名的城市国家的历史，而只是要对佛罗伦萨人得之于这个历史的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做一些说明。

    任何其他意大利城市的党派之争也不象此地这样激烈和起源之早、持续之久。关于这些党争的叙述固为时较晚，但很清楚地证明了佛罗伦萨批判主义精神的优越性。

    这些斗争的一个最大牺牲者，在家乡和流放生活中成长起来的阿利基里·但丁，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政治家啊！他以坚定的诗句表露了他对于故乡政治上的不断的变化和实验的轻蔑；这些诗句只要有同样的政治事件反复出现，就将永远为人们所传诵。他以一种既蔑视又思慕的足以打动同乡人心弦的语言对他的故乡讲话。然而他的思想远及于意大利和整个世界；如果说他对于帝国所怀抱的热情不过是一种幻影，但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象他那种新生的政治理想的青春幻梦并不是没有诗的华美壮观的。他以作为首先走这条道路的人而骄傲，这自然是沿着亚理士多德的足迹。但却有他自己的独立方式。他理想中的皇帝是一个公平慈悲的法官，只依存于上帝，是自然、正义和上帝意志所批准的罗马世界帝国的继承人。按照这种看法，征服世界是合理的，是建立在神对罗马帝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裁判上，而上帝对这个帝国是嘉许的，因为在它的统治之下，他降生为人，诞生时服从奥古斯都皇帝的人口调查，绝命时甘受庞提乌斯·彼拉多的审判。我们可能很难欣赏这些和其他这一类的理由，可是但丁的热情总使我们同意他的意见。在他的书信中，他以最早的政论家的姿态出现，并且也许是用这种形式发表政治短论的第一个俗人。他开始得很早。在比阿特丽斯死后不久，他就写了一本关于佛罗伦萨国家的小册子《给世界上的伟大人物》，而从他的被放逐时起，以后许多年公开发表的言论也都是给皇帝、君主和枢机主教的。在这些书信和在他的著作《俗语论》中，经常索回着一种极端的痛苦所换来的感情，使这个被放逐者想起他只可以在他的故土以外的其他地方找到一个获得语言和文化知识的根据地，不能再从他那里夺走的根据地。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文中还要详述。

    我们得之于维兰尼兄弟（乔万尼和马提奥）的，在新颖的实际观察以及佛罗伦萨统计的基本材料和对其他国家的重要评论等方面比在深刻的政治思想方面为多。这里工商业对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也有所促进。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找不到这样准确的关于财政情况的报告。阿维尼翁教廷的财产，在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死时达到二千五百万金币，如果根据不足，殊难使人相信。只有在佛罗伦萨，我们才能看到象英格兰国王从佛罗伦萨巴尔第和佩鲁齐家族那里借到的那样巨额的款项；这两个家族在英格兰国王身上损失了一百三十六万五千金币（1338年）——这是他们自己的和他们的合伙人的钱——但是他们还是从这次损失中恢复过来了。关于佛罗伦萨这一时期的情况，这里记载有许多极重要的事实：国家的收入（在三十万金币以上）和支出；这个城市的人口数目（这里仅仅按照面包的消费量，按照每人的口粮作大概的估计定为九万人）和整个领土上的人口数目；在每年受洗的五千八百人到六千人中间，男孩子比女孩子多三百到五百人；在学的儿童数八千到一万人学习诵读，有一千到一千二百人在六个学校里学算术；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六百个学生在四个学校里学习拉丁文法和逻辑。其次有教会和修道院的统计；医院的统计，那里有一千多个床位；毛织工业的统计，附有最有价值的详细材料；还有关于铸币，城市粮食供应，公务人员等等的统计。附带着我们知道了许多稀奇的事情；例如在1353年，当第一次确定发行公债（“monte”）时，圣芳济会士怎样在教坛上赞成这个措施，多密尼克会士和奥古斯丁会士怎样反对它。整个欧洲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够象这个城市这样对于黑死病的经济上的后果做过观察和叙述。只有一个佛罗伦萨人才能够把当时的情况记载下来：人们怎样期待着人口减少会使各种物价低廉；这种想法不但没有能实现，而劳务和商品的价格反而涨了一倍；普通的人民怎样在最初完全不愿意做工作而只耽溺于享乐；在这个城市里边必须出很高的工资才能找到男女仆人；农民怎样只耕种最好的土地而任由其余的土地荒废，在发生瘟疫的当时赠给穷人的巨大遗产怎样在以后看来毫无用处，因为穷人不是已经死掉就是不再穷了。最后，人们利用一个没有子女的慈善家给这个城市里边的每一个乞丐六个“达那利”的巨大遗赠的机会，曾试图对佛罗伦萨的乞丐情况做一个全面的统计。

    这种对于事物的统计观点以后在佛罗伦萨得到了更高的发展。它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们能够一般地看到它与更高的历史形势、艺术和一般文化的联系。在这个同一部著作中，一篇1422年的清单提到了“新市场”周围的七十二个交换所；铸币流通的数量（二百万金币）；当时新兴的金织工业，丝制品；菲利波·布鲁内莱斯科当时忙于从坟墓中挖掘古代建筑，而共和国大臣列奥那多·阿雷提诺，则致力于复兴古代文学和修辞学的工作；最后，它谈到了这个城市当时不受政治斗争影响的普遍繁荣，和意大利摆脱了外国雇佣兵的幸运。上述约于同年开始的威尼斯的统计肯定证明了它有更大的财富和利润以及更广阔的活动范围；威尼斯在佛罗伦萨派出第一批舰队（1422年）到亚力山大港之前久已称霸海上。但每一个读者都会承认：佛罗伦萨的记载有更高的水平。这些以及同样的统计表每隔十年再次出现，都是经过系统的整理和列表，而在其他地方我们最多也只能看到偶然的介绍。我们能够对于占首位的美第奇家族的财产和营业做出一个大概的估计：他们从1434年到1471年，为慈善事业、公共建筑和捐税所付出的款项不下干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五十五个金币，只是柯西莫一个人负担的就有四十多万，而“豪华者”洛伦佐却乐于正当地用掉这些钱财。我们又在1472年看到了这个城市的工商业的最重要的和比较是完全的面貌，其中有一些可以全部地或者部分地归入美术品项下——象那些关于锦缎和金银刺绣，关于木雕和镶嵌，关于在大理石和沙石上雕刻蔓藤花纹，关于腊像，和关于珠宝和金制品等等工商业。佛罗伦萨人把外部生活系统化的天赋才能表现在他们关于农业、商业和家政方面的著作上，在这些方面他们显然是优于十五世纪期间的欧洲其他各国人民的。决定出版这些著作的选集是非常正确的，虽然要想从它们里边得出明确而肯定的结论还要做深入的研究。无论如何，我们是不难认识这个城市的，因为在这里，父母弥留之际往往在遗嘱中请求政府，如果他们的儿子不务正业就罚款一千金币。

    在十六世纪的前半期，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有象瓦尔奇描写佛罗伦萨那样的辉煌的著作。它在这个城市的自由和伟大消逝以前，在叙述性的统计学上象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个典范。

    不过，这种对于外部生活的统计性的估计都夹杂着上述政治事件的叙述。

    佛罗伦萨所依以存在的政体，较之意大利和欧洲一般的自由国家，不仅复杂多变而且对于它们还发生了远为深刻的影响。它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反映了个人和阶级对于一个变化不定的整体的关系。象弗鲁瓦沙尔所描画的法兰西和法兰德斯的伟大的市民民主的图景和十四世纪德意志编年史作者的叙述诚然是极为重要的；但在思想的含蓄和故事的合理发展上，没有一部能和佛罗伦萨人的著作相比。贵族的统治、暴君**、中等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受限制的和不受限制的民主、假冒的民主、单一家族的专权、萨沃那罗拉的神权政体和为美第奇暴君**铺平道路的混合形式的政府都被加以描叙，因而历史扮演者的最隐秘的动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余。最后，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到1492年为止）中把他的出生城市描写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为是一个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具有这种观念的人。判断马基雅维里究竟是不是歪曲了历史并在哪些点上歪曲了历史，象他所写为大家所熟知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内传——一个虚构的典型暴君的图画——那样，不是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我们也可能从他所著的《佛罗伦萨史》的每一行找到某些可以訾议之处，但全书巨大无比的价值并不因此受到影响。他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亚科波·彼蒂、圭奇阿尔狄尼、塞尼、瓦尔奇、维托利是一群多么优秀的人物啊！他们告诉我们的是多么伟大的故事啊，这里披露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最后几十年的伟大而难忘的戏剧**件，记录了当时世界上所能表现的最高的和最具有特色的生活的崩溃。这些卷帙浩繁的记载对于有的人也许象是一堆瑰宝藏珍，对于另一个人也许引起他对于豪华生活的覆灭的魔鬼般的喜悦，在第三个人看来也许象一个最后的历史审判；而对于所有的人它将永远是一个思索和研究的对象。永远扰乱这个城市的和平的一个祸害就是它对于象比萨那样的曾经一度是强大而现在被它征服了的对手的统治，持续不断地使用暴力是这种统治的必然结果。惟一补救的办法就是及时把托斯卡纳变作一个自由城市的联邦国家。这自然是一个极端的办法，而且也是除了萨沃那罗拉外，没有人能够说服佛罗伦萨采用的办法；就是他也只有在机缘巧合的情形下才能做得到。在以后一个阶段，这种在当时无非是梦想过去的计划曾经把卢卡的一个爱国公民送上了绞架（1548年）。由于这个祸端并由于佛罗伦萨不幸的圭尔夫派同情外国君主，造成不断对它进行干涉，终于产生以后的一切灾难。虽然它的整个过去历史所教导的无非是复仇与消灭，它的令人尊敬的传教师却在人民中间培养起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高贵的感情，因而在意大利第一次树立了宽待降敌的榜样。对于这样的人民谁能不敬服呢？那种把爱国主义和新生的道德溶合为一的光辉，当从远处看时，也许似乎是一闪即逝，但它的最好效果却在令人难忘的1529－1530年之围中重新发出了光辉。如圭奇阿尔狄尼当时所写的，那些对佛罗伦萨发动这一袭击的人都是“蠢人”，但他自己也承认他们完成了似乎是使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而当他宣称聪明的人民必将逃脱这个危险时，他的意思无非是说佛罗伦萨应该沉默地和不光荣地在敌人手里投降。这固可以保存它的美好的城郊和花园以及无数市民的生命和幸福，但是比起它的最伟大最崇高的一次记忆来，这就很不体面。

    在许多主要优点方面，佛罗伦萨人一般是意大利人和近代欧洲人的榜样和最早的典型；在许多缺点方面也是如此。当但丁把这个永远在修改其政体的城市比作一个不断辗转反侧以逃避痛苦的病人时，他恰切地比喻出了佛罗伦萨政治生活上多年以来的特点。那些认为把现存势力和派别联合起来，就可以人为地制造出一种政体的重大近代谬见经常在动乱的时候出现；就是马基雅维里也未能完全免俗。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一些政治艺术家，他们想要用一种巧妙的分配和分割政权的方法，用一种最复杂的间接选举的方法，用设立名义职务的方法来建立事物的永久不变的秩序和对富人与穷人同样地予以满足或欺骗。他们天真地模仿古代并借用“清流党”、“贵族党”等政党名称而不以为怪。从那时起人们就听惯了这种叫法，并给它们以一种传统的欧洲意义，另一方面一切以前的党派名称则纯属于民族性的，或者代表不同的主张或者是由于偶然事件而得名。但是，一个名字对于增加或减少一个政治主张的色彩是多么有关系！

    在所有那些认为有可能建设一个国家的人们当中，马基雅维里是一个最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人物。他把现存势力看作是有生命的和能动的，对于可能采取的方法，观察得广泛而精确，既不想自欺也不想欺人。他不矜虚荣和不尚浮夸，无人能及；的确他不是为一般群众，而只是为了君主和执政者，或者是为了私人朋友而写作的。对他来说，危险并不在于他冒充天才或在于思想体系的错误，而在于他自己显然也难于控制的强有力的想象力。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里，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我们如果从道德观点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这一世纪的政治家们是把政治道德理解为什么意义的。马基雅维里毕竟能够为了他的主张而忘掉自己。实在说来，虽然他的著作，除了很少的词句外完全缺乏热情，虽然佛罗伦萨人自己最后把他看作是一个罪人，但他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尽管他象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言行放任，但国家的兴隆始终是他的想望。

    他在佛罗伦萨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的最完整的方案是在他上教皇列奥十世的陈情书中提出来的；这篇陈情书是在乌尔比诺大公，小洛伦佐·美第奇（死于1519年）死后写成的；他曾经把他的著作《君主论》献给这位大公。那时国家正处于穷途末路、**不堪的状态中，而所提出来的挽救办法未必都合于道德；但最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他如何地希望建立起一个温和的民主形式的共和国以为美第奇家族之续。我们不能想象出一个对教皇及其许多依附者和对佛罗伦萨的不同利益做出让步的比这更巧妙的计划；我们也许以为是在看一个钟表的装置。在他的著作《史论集》中，原则、评论、对照、政治预测等等，比比皆是，其中闪耀着惊人的识见。例如，他承认共和制度的虽然不是始终如一地但却是不断地发展的规律，并要求一种可以通融变化的宪法以作为避免流血和放逐的唯一手段。出于同样的理由，为了防止私人暴力和外来干涉——“一切自由的死亡”——他希望看到采取一种司法程序（“起诉”）来对待被憎恨的市民，过去佛罗伦萨在这方面，除了审理诬陷罪的法庭外是一无所有的。他巧妙地描述了迟延判决和无意判决，这种判决在共和国家的危急时期将起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错，他曾经一度被他的想象和形势的压力所迷惑，不适当地称赞人民，说人民能够比任何君主更好地选择他们的官吏并且可以用“善意的劝告”来纠正他们的错误。关于托斯卡纳的统治权，他相信应该属于他出生的城市，并在一篇特别“论文”中主张重新征服比萨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哀叹阿雷佐在1502年叛变之后没有被夷为平地；他总的认为，应允许意大利的一些共和国自由扩展和开疆拓土，以便在国内享有和平和免于受到外来的攻击，但他宣称，佛罗伦萨总是从错误一端开始，从一开始就和比萨、卢卡和锡耶纳成为死敌，而皮斯托亚则因为“被待如手足”自动悦服于它。

    将十五世纪仍然存在的少数其他共和国同这个意大利的、而且确实也属于近代欧洲精神最重要发源地的独一无二的城市相提并论是不合理的，锡耶纳苦于其本身弊端重重，我们不能因为它在技艺上和在生产上比较繁荣，而有所迷惑。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从他出生的市镇向往地望着“快乐的”德意志帝国城市，因为在那里没有使生活变得痛苦的土地和货物的没收、专横的官吏和政治党派。热那亚几乎不属于我们所要讨论的范围之内，因为在安德烈·多利亚的时代以前，它几乎没有参加文艺复兴。的确，里维埃拉的居民在意大利人中间是以轻视一切较高的文化著称的。党派之争在这里采取了如此激烈的性质，并且如此严重地扰乱了整个生活进程，以至使我们难于理解：热那亚人在这么多的内部革命和对外侵略之后，怎么总能想出办法来恢复到一个可以忍受的地步。它可能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所有参加政务的人同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是积极经营商业的人。热那亚的例子显著地证明了财富和巨大的商业与不安全感，在远方拥有殖民地与内部骚乱，是可以相容并处的。

    卢卡在十五世纪里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