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勃伦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最尖锐、最诙谐的批判者之一。他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及其本人对经济学的积极贡献，都强调了社会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此外，凡勃伦将个体行为看成是习惯、嫉妒以及其他心理特性所激发的结果，而不是受理性与利己主义的驱动。凡勃伦运用这些行为特性来诠释经济所经历的规律性变化。

    凡勃伦1857年生于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挪威移民家庭的小农场。他生长在威斯康星州与明尼苏达州的乡村。他的父母重视教育，鞭策孩子们出人头地和不断接受更高的教育。在卡尔顿学院，凡勃伦跟随约翰·贝茨·克拉克学习经济学，克拉克最先阐明了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参见克拉克）。接着凡勃伦又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师从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学习哲学，皮尔斯是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期间，他还师从美国经济学会的创立者、杰出的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研修政治经济学。尽管拥有如此显赫的老师，凡勃伦还是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非常不满，因而转学至耶鲁大学。在那儿他跟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t）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研究哲学，并于1884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由于糟糕的哲学家就业市场，凡勃伦无法找到一个哲学方面的教职。以后的七年，他独自在埋头苦读中度过，终于他决定改行；因此他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经济学。一年后，凡勃伦和他在康奈尔的导师J·劳伦斯·劳克林（J. Laurence Laughlin）一起来到芝加哥大学。在此他执教14年，尽管他写了两部非常成功、赢得评论界赞誉的著作（凡勃伦，1899，1904），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并编辑了享有盛名的《政治经济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但从未晋升至助理教授之上。

    离开芝加哥之后，凡勃伦经常在大学行政管理层的“激励”下，不停地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找工作。他的部分问题是他与年轻的女学生及教员们的妻子发生暧昧关系，另一个问题是他的刻薄的批评——尤其是对学术界及其他经济学家的批评——使他难以与同事们接近。更麻烦的是他从不关心诸如全系会议、参加班级活动、上班时间以及打分等这些学院仪式。他通常在不考虑学生学习质量的情况下给他所有的学生都打个“C”。最后凡勃伦老师出了问题。据多夫曼（Dorfman，1934）所述，凡勃伦在课上“喃喃自语，神思恍惚，经常跑题。结果他的班级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班最后只剩下一个人……”

    凡勃伦的离奇的生活方式也非常出名。多夫曼（1934）报道说，凡勃伦用盒子布置他的住所，并将这些盒子当做桌椅使用。他强烈反对整理床铺之类的世俗的家务琐事，认为是浪费时间。脏盘子被堆在盆里，直到没有干净的碟子为止，然后再用水管冲洗。据迪金斯（Diggins，1978）讲述，凡勃伦20世纪初在密苏里大学任教时，住在一个朋友家的地下室里，并通过地下室的窗户进进出出。

    凡勃伦的经济学和他的生活方式一样离奇。当其他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象牙塔内研究人类行为时，凡勃伦则根据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来研究人类行为。对于凡勃伦来说，影响人类行为的力量很多，他将这些其他力量导入经济学分析中。同样，他通过从其他学科获得的见识努力拓宽和丰富经济学。

    利用从其他社会科学中获得的见识，凡勃伦拒绝如下的经济假设，即大多数人类行为都是理性的，人们仅寻求自身的快乐。相反，他发现人们的行为举止是非理性的，人们遵循习俗与习惯，而不是力求效用最大化。事实上，凡勃伦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完全颠倒过来，认为是人类制度及经验帮助人们决定该相信哪些行为是愉快的，哪些是痛苦的。

    凡勃伦的第一部著作使他一举成名。《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凡勃伦，1899）反对将消费视作实现人类幸福的一种手段的传统观点，同时他也驳斥了认为个体通过内省来决定他们消费不同商品所获取的幸福的观点。凡勃伦发展了消费的文化理论，取代了这些观点。习惯、风俗以及迷信的非理性都将决定人类的消费。

    凡勃伦认为，消费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给他人留下印象。凡勃伦称之为“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然后他继续为这种现象提供历史性说明。他论证了非生产性消费在早期掠夺性文化的情形下是人类威力与尊严的标志。在较为现代的文化中，炫耀性消费包括各种炫耀——将贵重礼物送人、驾驶豪华赛车、举办奢侈的宴会等。这些行为证明了一个人的财富及重要性。即使在较低经济阶层的家庭中，也存在其中一个配偶呆在家里而不到市场上打工赚钱的现象，通过这一点也能证明炫耀性消费。

    炫耀性消费学说破坏了传统的经济人的观点。货币支出并不是因为它给个体消费者提供了效用，相反，炫耀性消费学说认为，消费者花钱是为了让他们的朋友及邻居嫉妒，以及跟上其朋友及邻居的消费水平。

    这种分析形成了几个重要结论。如果我买了豪华轿车是为了让我的邻居嫉妒，我的邻居为了赶上我也买了类似的轿车，我们谁也不比谁更富有。我们双方都有更豪华的轿车，但我们都未能在对方面前炫耀自己。

    情况会比这更糟糕。假如我的邻居为了让我嫉妒，买了一辆比我更豪华的轿车。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我付出更高的代价购买了更加豪华的车型。这个过程将无止境地持续下去，即我和我的邻居不断地购买更为豪华的轿车。这个过程的结果是，我们双方的处境都将极度恶化——我们因为买了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产生了大量的债务，我们卷入这场竞赛中，谁也未能取胜，这对我们双方的破坏性极强。由于人类对于效仿及驾驭别人之上的**，人类的决策事实上也许会减少个人的福利。

    炫耀性消费也破坏了消费者的理性与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一旦认识到消费方式源于风俗习惯，那么消费就不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一旦意识到消费方式要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文化能够影响消费决策，那么消费者就不再是那些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然后再购买什么的自主个体。再者，人都有缺陷，他们通常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因而他们在试图做出消费决定时要注意广告、文化，以及其他人的做法。凡勃伦认为他们并不是那种被动的代理者，只会把从从事不同的事情或消费不同的商品中获取的乐趣累加起来。

    凡勃伦（1904）除了研究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同时也研究了20世纪初期美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