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有闲阶级的涌现与所有制的开始是同时发生的。这是势所必然的，因为这两种制度是同一套经济力量的产物。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它们不过是社会结构中同样的一般事态的两个不同方面。

    这里是把有闲阶级和所有权两种制度作为社会结构——惯常事实——中的因素来看待的，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观点下来研究这些问题的。一贯忽视劳动这一事实并不构成有闲阶级；同样，使用和消费这一机械事实也不构成所有权。因此这里的研究同懒惰习性的起源无关，同用品的提供个人消费这一点的起源也无关。这里研究的问题所在，一方面是传统的有闲阶级的起源和本质，另方面是作为惯有权利或衡平法上有效的权利要求的个人所有权的发端。

    有闲阶级与劳动阶级间的区别所由产生的初期分化，是未开化时代较低阶段发生的男女之间的分工。同样，所有权的最初形态是团体中壮健男子对女子的所有权——说得再通俗些，就是女子为男子所占有，这样说也许跟未开化者的生活理论更加切合。

    在女子被占有的风气还没有开始以前；毫无疑问，用品由个人专用的某些情况已经发生。在现存的某些古老部落中，并没有占有女子的风气，这就是这一见解的明证。这类部落中的成员，不论男女，都习惯地拿许多用品供个人使用，但使用并消费这些物品的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他们所有的。他们对于某些琐细物品习惯地加以使用和消费，而并没有引起所有权问题，就是说，对于外在事物，并没有引起惯例的、在衡平法上有效的权利要求问题。

    在较低的未开化阶段，对女子的所有权显然是从对女性俘虏的夺取开始的。对妇女所以要进行劫夺并据为己有，其最初原因似乎是在于以妇女作为战利品切于实用。这种从敌人处抢劫妇女作为战利品的做法，造成了“占有制婚姻”的一种形式，终于产生了以男性为主的家庭制度。这样的奴役范围以后逐渐有了扩大，除妇女外还包括别的俘虏和居于劣势地位的人们，而占有制婚姻也逐渐扩展到了从敌方俘获的妇女以外的妇女。因此在掠夺生活的环境下进行竞赛的结果是，一方面造成了一种以强制为基础的婚姻形式，另一方面造成了所有权制的习惯。这两种制度在演进的最初阶段是很难加以区别的，两者都起因于胜利的男性的一种意向——把他们的战果在经久存在的方式下显示出来，作为威力的证明，两者也都助长了一切掠夺部落中普遍存在的那种征服和统治的**。于是所有权概念逐渐有了扩大，从对妇女的占有扩展到了对妇女的劳动果实的占有，这就产生了对人和对一切事物的所有权。

    一种明确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成立。虽然在文化发展的最近阶段，消费品之所以具有价值的一个最有力的因素已经是在于它的适用性，然而财富是所有人处境优越的有力证明，这样一种功用到现在并没有丧失。

    不论什么地方，只要建立了私有财产制，哪怕是在极低级的发展形态下，在经济体系中就有了人与人之间对商品占有进行竞争的特性。在经济理论中，尤其是坚决信从现代化古典经济学说的那些经济学家，总是惯于把这种对财富的竞争说成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竞争。当生产事业还处于初期发展或效率较低的阶段时，毫无疑问，其性质大部分的确是这样。当“物力艰难”，人们为了求生存作了不断的努力而一般生活仍然不甚富裕时，其性质也的确是这样。但是在一切进步的社会，其工艺上的发展早已越过了这种初期阶段，其生产效率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人们的所得已经显然超过了仅仅足以维持生活的限度。于是在经济理论上也往往把这种在新的生产基础上进行的对财富的进一步竞争，说成是提高生活享受的竞争，也就是主要为了提高由商品消费所提供的物质享受而进行的竞争。

    关于消费品的取得和累积这类行为，一般总认为其目的是在于消费，不管消费者是商品所有人自己，还是他的家属——就这里的研究目的来说，前者与后者是可以在理论上视同一体的。消费消费品，至少人们认为这是取得消费品在经济上的合理目的；理论上所需要考虑的也只是这一点。这类消费，当然可以认为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在物质上的需要——物质上的享受——或者可以认为是为了满足他的所谓更高一层的需要，精神上、审美上、文化上以及其他等等方面的需要；后一类需要是通过对商品的消费间接获得满足的，其方式是一切经济学研究者所熟知的。

    但是如果要说明为什么对商品进行消费必然会引起对商品进行累积的动机，那就得撇开上述的简单意义，只有在相差很远的另一意义下才能有所领会。所以要占有事物，所以会产生所有权制，其间的真正动机是竞赛，而且在所有权制所引起的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中，在与所有权制有关的社会结构的一切特征的继续发展中，这一竞赛动机依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占有了财富就博得了荣誉，这是一个带有歧视性意义的特征。就商品的消费与取得来说，特别是就财富的累积来说，再没有别的可以想像得到的动机，其使人信服的力量能够比得上这个动机。

    一方面当然也不应忽视，在一个几乎一切商品都是私有财产的社会里，对社会中比较贫困的成员来说，维持生计总是一个有力的、始终存在的动机。有些人经常从事体力劳动，其生活常常处于朝不保暮的境地，所保有的财物既有限，一般也极少积蓄，对这些人来说，维持最低生活和增进物质享受，也许是所以要取得物资的一时的主要动机。但根据以下的研究看来，即使就这类贫困阶级来说，他们的物质需要的动机的凌驾一切，也并不像我们有时候所想像的那样突出。另一方面，社会中有些成员和阶级所主要关怀的是财富的累积，对这些人说来，谋取生活或增进物质享受的动机，从来就没有起过相当作用。所有权的起源及其发展成为人类的一种制度的依据，跟最低生活的维持是没有关系的。主要动机从一开头就是跟财富结合在一起的那种带有歧视意义的差别，即使在以后演进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除了一时的或例外的情况以外，这一动机的首要地位也没有被其他动机所篡夺。

    财产在开始时是被看作进攻胜利获得战果以后的纪念品的。凡是一个部落，只要与原始团体组织还相差不远，只要与别的敌对部落还有着密切接触，他所占有的人力或物力的功用，就主要在于借此来在占有者与受到劫掠的敌人两者之间作歧视性对比。至于把个人与个人所属的那个团体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分别开来，这样的习惯显然是后期养成的。在获得光荣的胜利品时，占有此项胜利品的人与同一部落内成就较差的同道者之间的歧视性对比，无疑在很早就作为这类战利品的功用的一个因素而存在，虽然这并非一开头就是价值的一个主要因素。开头时一个男子的威力根本是一个部落的威力，战利品的占有者觉得他自己所保持的，根本就是他的部落的光荣而不是他自己个人的光荣。这种从团体的立场来评价侵占的态度，在社会发展中的较后阶段仍然可以见到，关涉到战争中的荣誉时尤其明显。

    但是一等到个体所有的风气逐渐趋于巩固，进行作为私有财产的基础的歧视性对比时，人们的观点就要发生变化。实际上前者的转变不过是后者转变的反映。这时所有制的最初阶段，即通过率直的劫夺与强占而取得物资的那个阶段，将逐渐转变到继起的、以私有财产(奴隶)为基础的生产的初期组织阶段，游牧部落将发展成为差足自给的产业社会，财产之所以有价值，已经主要不再是由于可以把它作为战斗胜利的证明，而是由于借此可以证明其所有人比同一社会中其他个人处于优势地位。歧视性对比现在已变成了主要是所有主与社会中其他成员之间的对比。这个时候财产仍然具有战利品的性质，但是随着文化的发展，它越来越成为部落中各成员之间在游牧生活的准和平方式下进行关于所有权的竞赛而获得胜利时的战利品。

    后来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以及人们的思想习惯中，掠夺活动渐成过去，生产活动进一步代替了掠夺活动，于是累积起来的财产就越来越成为获得成就与优势的象征，而不再是侵占下的战利品。因此，随着定居下的生产事业的日益发展，以财富的占有为博得声誉与尊敬的基础，其相对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