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比他自己明确得多的政治观念，他最后也许必须为一个他一点都不希望保持的政权作斗争。

    与此同时，印度问题的存在使英国自由党人下意识地放松了对国内问题的民主原则的掌握。报纸、杂志和轮船不断使印度对他变得更为真实；要不是他默认了不给拉其普特人、孟加拉人和印度祆教徒选举权的决定，那他对于波兰移民或伦敦“住旅馆”选民应该有选举权的信念就会更加坚定明确。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讲究实惠的政治家们仅仅因为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觉得竞争的规则需要重申，可能还需要重订，就在运动中途停顿下来。但是，竞选的胜负不会把一个国家的政治责任消耗干净，可能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现在这样更迫切需要把各项政治原则公正地予以检查。迄今为止，促进政治思考的主要动力是战争和革命，是希腊城邦反对波斯人的斗争以及城邦内部争夺霸权的灾难性斗争，或者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宗教战争以及十八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然而，到目前为止，当代欧洲突出的社会事件是各项伟大运动的失败而非胜利；俄国由于改良者当中根深蒂固的知识分子的倾轧以及现代化武器和交通工具使无论多么暴虐**的政府都占有军事优势而明显地使忠诚和勇气付诸流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被宗教和爱国主义的势力以及他们自己的信条一无结果所挫败；美国接连出现的民主浪潮在资本掌握的政权下显得软弱无力。

    但是，失败和迷惑可能像最成功的革命一样向人们提出严肃思考的要求，这种要求目前正在许多方面得到满足。政治经验以前所未有的严密性和精确性被记录下来并加以研究。以往的政治活动史不是交给学者去关起门来研究，而是成为有组织的、分工精细的课题。当前许多新的政治发展，如澳大利亚联邦、瑞士的公民投票、德国的公共财政、英美的政党制度以及其他无数事例，都在行销全球各大学的专门论著和技术性杂志中不断获得记录、讨论和比较。

    对一个一、二百年前的政治思想家来说，现在唯一缺少的一种研究方式，是按照政治与人性的关系来研究政治。过去时代的思想家，从柏拉图、边沁到米尔，都对人性有独到的看法，并把那些看法作为思考政治的基础。但是，现代的政治学论文，无论探讨制度也好，讨论财政也好，没有一篇具有像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则》那样的开场白：“大自然把人类置于痛苦和快乐两位主宰的统治之下”，也没有一篇具有像纳索·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那样的“大前提”：“人人都想以尽可能少的牺牲获得更多的财富”。在大多数作品里，人们甚至无从知道作者到底是否有意识地拥有任何人性的概念。

    要懂得这种情况如何发生，是很容易的。政治学的过于自信的表白在十九世纪上叶遭到公认的失败以后，刚刚开始恢复一些威信。边沁的功利主义在取代天赋权利和法学家的盲目传统，成为全欧洲无数法制改革和体制改革的基础以后，由于普通老百姓不相信快乐和痛苦是人类动机的唯一源泉而夭折了。大学和报纸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麦卡洛克、西尼尔和惠特利大主教的政治经济学企图从人性的“少数简单原则”推断整个工业体制，其下场甚至更惨。它被等同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前半期富人们企图赖以使劳动人民相信生活中好东西分配的任何变动“在科学上俱属不可能”的浅薄的教条主义。马克思、拉斯金和卡莱尔①善于讽刺挖苦，他们用来慢慢地迫使报纸放弃“政治经济法则”（这些法则从1815至1870年像大腹便便的警察那样屹立着保护地租和利润）的方法至今尚未被人们忘怀。

    ①卡莱尔（1795—1881）：英国作家、评论家、历史家。——译者

    正当反对“政治经济学”的斗争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展现了一个世界，其中那“少数简单原则”似乎有点荒唐，迄今还没有任何东西取代它们。确实，赫伯特·斯宾塞先生企图把他从生物进化史仓促得出的结论变成他本人的一门完整的社会学，并宣扬一种“仁慈的私人战争’①，把这场战争完全等同于1884年在英国小店主中流行的那种程度的生意竞争。斯宾塞先生甚至没有获得报纸的全心全意的支持；但是就他的体系广为流传来说，它有助于进一步使任何使政治学与人性研究相结合的企图声名扫地。

    ①《人对国家》第69页。“仁慈的私人战争使一个人拼命从另一个人的肩膀爬上去。”

    因此，目前差不多所有研究政治的人都分析体制而避免分析人。诚然，自从人类进化学说创始以来，心理学家研究人性的工作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是这个进展过程并没有影响政治研究，也没有受政治研究的影响。现代的心理学教科书充满了无数从家庭、学校、医院以及心理实验室汲取的例证，但是对政治几乎只字不提。确实，新兴的社会学教授们正在开始不仅按照人性与家庭、宗教和工业的关系，而且还按照人性与某些政治制度的关系来研究人性。然而，社会学对政治学的影响至今仍微乎其微。

    我个人认为，这种把政治研究同人性研究割裂开来的倾向只是思想史上一个短暂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延续期间，它对政治学以及政治行为的影响很可能是有害的，已经有迹象表明这个阶段行将结束。

    常有人说，如果工作要做得彻底，道德科学必须像自然科学一样有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政治研究者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一种人性概念，自觉性越差，越可能被这种概念支配。如果他本人有丰富的政治生活经验，他的不自觉的假设可能是有用的；如果没有的话，那它们肯定会使人误入歧途。例如，罗斯福先生论《美国人的理想》这本小册子是有用的，因为当他考虑到政治中的人时，他考虑的是他所熟知的政治家。读过这本书的人会感到美国大学教授们所写的许多更系统地论述政治的书是无用的，就因为作者们谈论的是些抽象的人，这些人是按照他们所觉察不到的、从未以经验或研究核实过的假设形成的。

    在涉及人的行为的其他学科中，研究所做之事与研究做该事之人之间是没有区分的。在犯罪学方面，比卡利亚和边沁早就指出，那种把罪行的分类同对犯人的研究割裂开来的法理学是多么危险。他们所掌握的人性概念已被进化心理学取代，但是诸如隆勃罗梭这样的现代思想家已把新的心理学用来为一种新的和富有成效的犯罪学服务。

    还有在教育学方面，洛克、卢梭、赫伯特以及博学多才的边沁都把他们的教育理论建立在人性概念之上。这些概念和作为他们的政治理论基础的概念是一样的，而且都受现代知识的影响。在短短一个时期内，就连英国师范学院的教师们也打算像在政治中一样把研究人的体制同研究人性区分开来。在这个时期内，教学方法的讲授与教育理论的讲授各行其是。前者仅仅成为最佳学校的组织和教学的叙述和比较，后者则是孔美纽斯、洛克或卢梭等经典作家的解说，偶尔也穿插些评论和批评；它们酷似那些关于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非正式讲话，这些讲话冠以政治理论的名义，在我当年在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时构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插曲。但是，虽然牛津讲座依然故我，师范学院关于教育理论的讲授却开始发生变化，同医科学生培养中发生的变化一样巨大，解剖学的教师们不再讲解权威人士的经典著作，而是开始自己负起责任，最充分地说明他们所掌握的有关人体构造的因素。

    这个变化的原因显然是：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讲师往往不是政治家，师范学院的教学理论讲师却无一不是教师，对他们来说，任何新知识能否有助于他们的工作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人们发现，在威廉·詹姆斯、劳埃德·摩根和斯坦利·霍尔等教授的领导下，一门进步的教育科学正在蓬勃发展，它一方面研究各种类型的学校组织和方法，一方面刻意从专门实验、内省以及其他学科了解儿童的真实情况。

    以现代心理学为基础的现代教育学已经对其教师受过专业训练的学校发生影响。教育学的事例逐年增加，它已经避免在沉闷的授课上浪费许多时间，已经使数以千计的教师对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并且使千千万万儿童增进了知识和快乐。

    我写本书是为了说明：政治学状况的相应改变是可能的。在庞大的大学人员队伍里，一批数量不断增加的政治学教授和政治研究者在孜孜不倦地埋头工作。我不由地想到，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当中更多的人将会求助于那种作为道德科学老伙伴的对人的研究。在每一个大城市中，许许多多人由于希望获得比目前的政治论战更使人满意的东西而在晚上聚会。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领导和老师，在这些人身上，已能看出对提供的替换办法表示不耐烦，这些办法要末是单纯将现行各种机制作比较，要末是奢谈社会主义或个人主义、民主主义或贵族主义对人的合适性，而人的天性则被认为理所当然。

    如果拙著为任何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思想家所阅读，我将极力主张：对政治中的人性的研究工作如果由许多饱学之士通力进行，不仅会加深和拓宽我们对政治体制的知识，而且还会打开一个未被发掘过的政治创造力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