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的研究目前（1908年）正处于非常令人不满的境地。

    乍看起来，关于最佳政体的大论战似乎已最后解决，代议民主政体高奏凯歌。四十年前，把一个大的现代国家的主权置于普选基础之上，至少在欧洲，仍然可被说成是一个从未成功地进行过的试验。确实，英国凭借1867年的“冒险行动”①，成了当时唯一的一个实行民主和代议政体的欧洲大国。但是今天，一个以普选为基础的议会共和政体存在于法国，没有遭到重大的反对或抗议。意大利享有显然十分稳固的君主立宪制。奥地利刚宣布实行普选。就连德皇在1907年选举后也自称是一场普选运动的胜利的领导者，而不是神权的继承者。绝大多数俄国人强烈地希望有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而反动的杜马发现自己被形势不断向那个局面推进。最信奉教皇至上主义的罗马天主教徒要求给教皇管理教会财产的世俗权力，不再是作为理想的世界政府体系，而是作为在区区数平方英里意大利领土内为一个教会的领导人争取行动自由的应急手段，这个教会的几乎全体成员将始终是各立宪国家的选民。没有一个与十九世纪的**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相联系的非代议民主制建议曾获得公认，也未能以明确的建设性纲领姿态出现；而今天，几乎所有那些希望借助社会变革使现代科学工业成果分配得更公平的人，都对工人阶级的选举活动寄予希望。

    ①指1867年英国第二个选举法修正案通过。——译者

    然而，就在那些最全心全意地接受代议民主的国家里，政治家和政治研究者们似乎对他们的亲身体验迷惑不解，大失所望。美国在这方面进行了最持久的试验。他们的宪法已存在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尽管对宪法细节的不同解释曾引起争议甚至战争，但是宪法的原则几乎始终没有受到过挑战。但是，就一个英国观察者所能判断，没有一个美国人对其力量在联邦、州和市的政治中还在不断增强的选举“机器”感到满意。

    在英国，不仅我们对代议民主的经验远远不及美国，而且我们的政治传统也倾向于使民主观念甚至在民主体制的运行下也迟迟得不到充分认可。然而，即便具体情况不同，英国最忠诚的民主主义者（如果他们与选举组织的细枝末节有密切关系）同样显示出一种在美国已变得更为明显的失望情绪。我曾经帮助进行过许多次议会竞选，也曾经在一连五次伦敦市议会选举中当过候选人。在上次竞选中，我听到我的两位游说者在谈论当天的工作时不约而同说了一句：“这事情真怪。”我在英国听到不少职业政治代理人说过同样的话，而这些人的效率却取决于他们实事求是地看待选举，不抱任何幻想。我对德国或意大利的竞选活动没有亲身体会，但是一年前当我和巴黎市议会的议员们谈话时，我从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身上仿佛看到对民主选举制度的运行有幻想破灭的迹象。

    在英美，人们还有这样一种感觉，似乎产生最伤脑筋问题的是社会的新生力量，而不是腐朽力量。在美国，选举“机器”表现最恶劣是在那些其人口、财富和能量代表着其余美国文明显然正在追求的目标的新的大城市里。在英国，对任何一个目光远大的人来说，老的渔港的猖獗的贿赂，或者大城市的传统的和为数可观的贪污，似乎都是些比较小和容易对付的弊端。更令人严重不安的是富豪和企业的最新花招、现代化的报纸、支配巨额工业资本积累的人的权力和手腕以及工人的有组织的政治热情，这些工人念过小学，居住在方圆数百英里的新的、卫生的、难以区别的郊区街道上。每过几年，就发明一种新的政治方法，这种方法如果行之有效，两党就都予以采用。政治就像踢足球，流行的战术不是制定规则的人期望的那些，而是球员发现能赖以取胜的那些，而人们隐约感到，他们的党最可能赖以获胜的权宜手段并不能把国家治理得最好。

    更重要的是一种恐惧心理（往往表现在政治中发生新的问题之际），唯恐现行选举制度承受不住强化了的社会冲突的压力。英国人讨论关税问题、美国人讨论资本集中问题、或德国人讨论社会民主问题，使用的论据不少都含有这种心理。人们说，只要不发生那些促使拥有财富和工业权力的人充分利用他们的机会的问题，普选就能运行得相当顺利。但是，如果哪一个现代国家的富人们认为，为了保证一项税率，或使一个托拉斯合法化，或反对一项没收性税，值得将他们的三分之一的收入捐献给一项政治基金，那么，任何一种已制定的《惩治贪污法》都休想阻止他们花这笔钱。如果他们这样做，还得学许多本领，而制造情绪和舆论的本领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整个政治较量的状况今后将为之改观。任何一个现有的政党，除非大大增加其基金，或找到其他新的政治力量来源，都难保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不过，以选举纯洁的名义呼吁贸易保护主义者、托拉斯提倡者以及社会主义者放弃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运动，把政治局限在一些比较不太刺激的问题上，这种呼吁自然被充耳不闻。

    还有，将选举权授予妇女的建议遭到了对自己的智力基础心中无数的政客们所特有的那种迟疑和规避。一个正在就民主的各项原则发表宏论的候选人在受到诘问时，觉得很难想出一个理由为继续剥夺妇女的选举权辩护。正因为如此，在1906年大选中，两大党获胜的候选人都发誓要支持妇女选举权。但是，当我撰写本书时，发誓的人当中有不少，可能是大多数，似乎正在竭力避免履行誓言的必要性。没有理由认为他们这些人极端不老实，他们对一个最后决定可能产生的结果的顾虑显然是真诚的。他们知道男女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别，虽然他们并不明白这些差别是什么，也不懂它们怎样同选举权问题有关。但是，他们的疑虑甚至比誓言更加不牢固，在不久的将来，问题可能因一方坚决要求，另一方顺水推舟而了结。

    这种对于明确政治论争中被当作业已解决的问题的未决感，由于种族问题日益紧迫而加重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欧美的民主斗争是由一些光为欧洲种族着想的人进行的。但是，1870年后，民主不断扩张，世界列强几乎都致力于掠夺热带属地，交通工具的改进使世界上所有的种族交往日益密切。老百姓如今发觉，至高无上的选举权实际上只属于一些起源于欧洲的民族（只有为数甚少的例外）。但是，代议原则的形式或历史似乎都没有任何东西可证明这种状况是正确的，也提不出任何东西来代替选举权作为政府的基础。老百姓也无法从民主国家给或不给非欧洲国民选举权这一实践中得出顺理成章的结论。例如，美国已悄悄地、几乎一致同意地放弃了黑人选举权的试验。在这件事上，由于西非黑人与北欧和西欧白人之间智力相差悬殊，问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至今还没有认认真真去谋求新的解决办法。美国人在处理中国、日本和斯拉夫移民所引起的、或统治菲律宾多种民族所产生的更微妙的种族问题时，显然大伤脑筋，左右为难。

    英国及其殖民地在非白种移民和占领热带属地所产生的政治问题面前同样显得举棋不定。甚至当我们讨论亚洲各独立国家的政治前途时，例如“无代表权不纳税”的原则是否应被看作对它们适用，我们也不清楚。我们自己作为亚洲霸主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波斯的发展，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在某些方面可以自称比我们聪明。当他们采用我们的工程、机械或军队体制时，我们深信不疑他们是在为自己做一件好事，尽管我们可能会担心他们在贸易上或军事上同我们对抗。但是，现在没有一个边沁的信徒急于把我们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最新发明输出供亚洲国家普遍使用。我们听说波斯人已经成立了议会，正密切注视着他们的试验的发展，而对它可能产生的结果完全不作判断。我们帮助日本人维护他们作为一个立宪国家的独立，大多数英国人也隐隐地对中国进步分子争取民族独立和内部改良的愿望表示同情。然而，一个中国人问他是否应该投身于争取一个欧洲式议会的运动，我们当中却几乎没有人愿意给他明确的忠告。

    在我们自己帝国内部，这种对我们政治原则限度的不确定性随时都会产生实际的灾难。比方，在非洲，居住在我们领地上的欧洲人与非欧洲人如卡非尔人、黑人、印度人、哥普特人或阿拉伯人之间的政治关系是按照与纳塔尔、巴苏陀兰、埃及或东非完全不同的方式处理的。在每一种情况下，体制上的差别不是由于当地问题的性质而是由于历史的偶然，随时随地都可能因为欧洲人侵犯英国政府保留给非欧洲人的权利，或者因为非欧洲人起来造反而出乱子。黑人和白人都因为内罗毕实施一条法律，德班实施另一条法律而恼火。

    当然，这种情况就印度来说最为危险。在二、三个世代内，一位普通的英国自由党人对印度政治迟迟不作决定，因为他认为我们是在教育印度人进行自治，到时候他们都会投票赞成建立印度议会。现在，他已逐渐懂得，印度有许许多多种族，那些种族本身之间的一些最重要的差别，以及每一个种族与我们自己之间的差别，都不是教育所能消除的。他所尊敬的人告诉他说，这个事实使得适合英国的代议制绝对不适合印度，因此他只好继续战战兢兢地为三亿人的永久**统治负责，时不时记起这些人或他们的邻人中的一些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