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不是完全有说服性的话，支持西方文化命题的证据至少给人印象深刻：

    １．现代民主起源于西方。

    ２．自十九世纪初以来，多数民主国家一直是西方国家。

    ３．在北大西洋地区之外，民主主要存在于以前英国的殖民地，以及那些有浓厚美国影响的地方。直到最近，才流行于伊比利亚国家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

    ４．在1973年第二次回潮的最严重的时期，仅存的29个民主国家中，包括20个西欧的欧洲定居者的和拉美的国家，以及８个前英国殖民地和日本。

    ５．1990年58个民主国家，包括37个西欧欧洲人定居者和拉美国家、６个东欧国家、９个前英美或澳大利亚殖民地国家、６个其它国家（日本、土耳其、南韩、蒙古、纳米比亚和塞内加尔）。在第三波中实现民主化的30个国家中，有26个要么是西方国家，要么是西方有重大影响的国家。

    西方文化的命题对巴尔干和苏联的民主化有着直接的意义。历史上，这些地方都是沙皇和奥托曼帝国的一部分；它们主要的宗教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而不是西方的基督教。这些地区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重大影响：它们也没有体验过西方的那种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自由主义。正如威廉·华莱士所指出的，冷战的结束和铁幕的消失，把最重要的政治分界线向东推迟到1500年的西部基督教国家的边界。从北部开始，这条线沿着芬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边界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的东部边界，向南延伸，通过白俄罗斯、乌克兰，把西部的天主教乌克兰与东部的东正教乌克兰划分开来，再向南延伸，然后到罗马尼亚的西部边界，把外西尔凡尼亚与该国的其余地区断开，然后进入南斯拉夫，沿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与其它国家的边界线穿过。这条线现在也许可以把那些民主已经扎根的地区与民主尚未扎根的地区区分开来。

    文化阻碍论的一个不太严格的版本认为，不是只有一种文化对民主特别有利，而是一个或数个文化对民主特别不利。最通常被引用的两个文化是儒教和伊斯兰教。决定这些文化是否对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构成障碍与三个问题有关。第一，传统的儒教与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和信念在多大程度上敌视民主？第二，如果它们真的敌视民主，那么，在多大程度上这些文化事实上又阻碍着迈向民主的进步？第三，如果它们的确阻碍着民主，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它们又可能在未来这样做下去？

    儒教。几乎没有一个学者在传统的儒教要么不民主，要么**的命题上持学术上的反对意见。在儒教中，唯一有利于民主的因素是在古代的中国政体中，考试制度使得职业向有才能的人开放，而不考虑其社会背景。不过，即使情况如此，以功绩为基础的晋升制度并不构成民主。而没有人会因为军官们是根据能力来提拔而把现代军队说成是民主的。古典的中国儒教及其在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流派以及在受到冲淡的日本都强调团体、团队胜于强调个人，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儒家社会缺少抗衡国家之权利的传统；而且就个人的权利存在的程度而言，个人的权利是由国家创造的。对和谐与协作的强调胜过对分歧与竞争的强调。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的尊敬是核心价值。思想、团体和政党的冲突被看作是危险的和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儒教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来在全国的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在“传统的中国，没有把神圣与现实区分开来，没有把精神与世俗区分开来。儒教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天命之上，而天命又是根据道德性来界定政治的。”对权力的限制没有正当的理由，因为权力和道德是等同的。“认为权力会**，而要求有制度上的牵制与平衡被看作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在实践上，儒教或受儒教影响的社会一直不适合民主。在东亚，只有两个国家，日本和菲律宾，在1990年之前有持续的民主经验。在这两个国家，民主都是美国影响存在的产物。此外，菲律宾完全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而儒教基本上不存在。在日本，儒教价值被重新解释过，而且与其本土的文化传统融合在一起。

    中国大陆没有民主的经验。西方式的民主在过去的年代仅仅受少数激进的持不同政见分子的支持。“主流的”民主批判者并未断绝与儒教传统中的关键分子的关系。用白鲁恂（Lucian

    Pye）的话说，中国的现代化人士一直是国民党和**中的儒教列宁主义者。在八十年代末，当急速的经济成长在中国产生了以学生、知识分子和城市中产阶级团体为代表的新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和民主的要求，**领导人以两种方式作出反应。首先，他们提出了一种“新权威主义”（new

    authoritarianism）的理论。这种理论建立在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的经验基础之上。其论点是，一个处于中国这种发展阶段的国家，权威主义是实现平衡的经济成长和防止发展出现混乱所必不可少的。第二，领导人们平息了在北京1989年之夏的政治民主风波。

    在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到八十年代末，惊人的经济成长为民主创造了经济基础。在这些国家，经济与文化在决定政治发展方面与文化形成冲突。在1990年，新加坡是唯一的没有民主政治体制的非石油出口的“高收入”国家（这是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新加坡的领导人公开拥护与西方民主的价值观相对立的儒教价值观。李光耀认为，美国人信奉“多党制、不同意见、激烈的辩论、相信启蒙来自观念的冲突。”不过，事实上，“观念的市场并没有带来和谐的启蒙，而是不时地导致暴乱和流血”。政治竞争“不是日本文化、也不是中国或亚洲文化搞政治的方式。这会导致争议和混乱。”对抗性的政治在新加坡这样的多种族社会尤其不合时宜，李光耀说，“在新加坡，没有人有权来推翻我。”在八十年代，李光耀把儒教价值观的传播看作是其城邦国家的高度优先的工作。并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限制和镇压不同的意见，以及阻止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媒介的传播。这样，在世界上富裕的国家中，新加坡是一个威权主义的儒教的反常现象。在奠定这个国家的李光耀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之后，这种局面还会持续下去吗？

    在八十年代末，中国的台湾和韩国都朝着民主的方向迈进。在历史上，台湾总是处于中国的一个边缘地区，它曾经被日本人占领达50

    年之久。其居民在1947年举行过反对强加控制的叛乱。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因为被**所击败才来到了台湾。这场失败“使得多数国民党领导人”不可能“继续坚持与传统的儒教权威观念相一致的那种骄傲的姿态。”迅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一步削弱了传统儒教的影响。大量的企业家阶层的出现以一种非儒教的方式创造了权力和财富的来源，这种财富独立于最初由大陆人支配的政权，而且这个企业家阶层当初也主要是由台湾当地人所组成的。这就在台湾产生了“政治文化上的一种根本的变革，而这种变革没有发生在中国自身，也没有发生在韩国或越南，而且，在日本文化中就从未出现过。”在中国台湾，惊人的经济发展，这样完全压倒了相对脆弱的儒教遗产。在八十年代后期，蒋经国和李登辉对经济和社会变迁所造成的压力作出了反应，并在其社会中开放政治。

    在韩国，古典文化含有社会流动和平等主义的成分。然而，它也包含有不适合民主的儒教成分，包括威权主义的传统和强人统治。正如一位韩国学者所描述的，“人们不认为自己是有权利和义务可以行使的公民，而是倾向于指望从上面获得指导和恩宠，以求得生存。”在儒教传统中，对不同意见的宽容没有什么市场，不正统被看作是不忠诚。韩国的一位宗教领袖观察到，“在韩国的宗教传统中谈判和妥协不被当作是一种社会规范，而是被当作一种出卖。儒教学者从不用妥协这个词。他们必须维持其良心的纯洁，而且，这种文化特征现在依然固我。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种以妥协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呢？”在八十年代末期，都市化、教育和中产阶级的形成以及基督教的急剧扩展都削弱了儒教作为韩国民主的障碍。然而尚不明确的是，旧文化与新繁荣之间的斗争是否一定会以有利于后者的方式得到解决。

    经济成长和亚洲文化之间的互动似乎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东亚式的民主制度。到1990年，除菲律宾外，没有一个东亚国家出现过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一个政党的政府把权力移交给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另一个政党的政府（而菲律宾在许多方面更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而不像一个东亚国家）。这里的样板是日本，无疑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这种民主并没有真正满足第一次易手的检验，更不用提第二次易手。日本式的一党独大民主，正如白鲁恂所指出的，似乎正在亚洲的其它地方扩散。在1990年，韩国的三个反对党中的两个与执政党合并，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一政治集团会有效地使得由金大钟和以乔拉地区为基地的另一个反对党永远不能取得国家的权力。韩国的总统卢泰愚用“取得政治稳定”和防止“不同阶级、世代和地区的受到长期压抑的斗争的爆炸这种必要性来证明这种合并的正当性”。他说，我们必须结束“因为政党利益而出现的对峙和分裂”。在八十年代末期，台湾的民主发展似乎也在朝着一种国民党可能会成为一党独大的选举制度方向发展，而其中成立于1986年的民主进步党会被限制在永久反对派的角色之上。在马来西亚，由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３个共同体组成的３个主要政党的联盟先是在联盟党，后是在国民阵线中取得了牢不可破的权力，从而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一直压倒所有的竞争者。在八十年代中期，李光耀的副手和继任者也拥护在新加坡建立类似的政党制度：

    我认为，一个稳定的制度是一个主流政党代表广泛的人口的制度。那么，这样，你们可以在周围有几个其它政党，而且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政党。他们不能有广阔的眼界，但他们毕竟代表着部分的利益。而且，主流总是主流。我认为这很好。如果我们在新加坡能够造成这种局面，我毫无怨言。

    民主的第一个标准是两个政党之间公平而公开地竞争选票，而政府不存在或几乎没有对反对派进行骚扰和限制。数十年以来，日本显然合乎这一检验标准，因为它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社自由。而且有公平的选举竞争条件。在亚洲的其它一党独大体制下，数十年以来，政治竞技场总是严重地向有利于政府一方倾斜。不过，在八十年代末，这种条件在一些国家开始变得更加平等。在1989年的韩国，执政党没有能够赢得对立法机关的控制。这一失败大概是导致其随后与另外两个反对党合并的主要因素。在台湾，对反对派的限制也逐渐取消了。因此，可以想象，其他东亚国家与日本一道会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竞技场，而在日本的这一竞技场中政府总是获胜。在1990年东亚的一党独大体制横跨民主与威权的两端，日本是一端，印度尼西亚是另一端，他们之间或多或少地排名次序是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因此，这样一种体制可以满足民主的正式要求，但是它显然不同于在西方流行的那种民主体制。在西方，据认为，政党和政党联盟不仅可以自由而同等地竞争权力，而且他们也可能会实现权力交替。在一些西方社会，如瑞典，当然一党在多次选举中仍然在掌权。不过，这仅仅是一个例外。正在出现的东亚的一党独大体制似乎存在着权力竞争，但不存在权力的更迭，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选举，但是，只有那些“主流”政党中的人才能进入官职。这是没有权力交替的民主。在这种体制中的中心问题是在“执政党的势力圈与容忍反对派的程度”之间划一条界限。这种政治体制代表着用西方的民主实践来服务于东亚或儒教的政治价值。民主制度的作用目的不是来促进西方竞争和变化的价值观，而是促进和谐与稳定的儒教价值观。

    正如已经指出的，西方的民主体制不像威权政权那样依赖于政绩的合法性，因为政绩的失败被归咎为现任者，而不是体制。现任者的罢免和取代会导致体制的更新。已经采纳或似乎正在采纳一党独大的民主模式的东亚社会已经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不相等的经济成功记录。不过，如果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８％的成长速度消失以后，失业、通货膨胀和其它经济问题迅速增加时，而社会和经济冲突又不断加剧，那时会发生什么呢？在一个西方民主国家，所作出的反应是把现任者赶下台。不过，在一党独大的民主下，这会意味着在一种政治体制中出现革命性的变革，因为这种体制是建立在一党独大总是掌权，而其它政党总是在野的假设基础之上。如果政治竞争的结构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对政府不良政绩的不满有可能会导致示威、抗议、暴乱，和动员群众的支持来推翻政府的努力。那时，政府就有可能用镇压不同意见、并强加威权控制的方式来作出反应。这样，问题是：把西方的程序与儒教的价值观结合起来的东亚一党独大体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确保持续的实质性经济成长呢？在长期的经济下降趋势或经济滞涨下这种体制能够持续下去吗？

    伊斯兰教。“儒教民主”显然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伊斯兰民主”是否也是，还不明确。伊斯兰教的核心思想是平等主义和唯意志论。盖尔纳认为，“伊斯兰的高级文化形式带有若干个特征：一神论、规则伦理、个人主义、经文至上、宗教与道德的清纯和排斥调和与等级的平等主义倾向，以及少量的巫术。这些特征大概与现代性或现代化的要求并行不悖。”这些当然也大体上与民主的要求并行不悖。不过，伊斯兰教拒绝在宗教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作任何划分。因此，在凯撒与上帝之间没有平衡，而政治参与则同宗教教籍联系起来。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要求在一个穆斯林国家政治统治者必须是参加宗教仪式的穆斯林、沙里阿应该是基本法、乌拉玛至少应该在“审查和批准所有的政府政策方面有决定性的一票。”政府合法性和政策的程度来自于宗教教规和宗教知识，伊斯兰教的政治概念不同于民主政治的前提，并与之相矛盾。

    因此，伊斯兰的教规含有既有利于又不利于民主的成分。实际上，除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长期维持过充分的民主政治体制。这个例外便是土耳其，在这个国家，凯末尔公开拒绝伊斯兰教的社会和政治观，并极力试图建立一个世俗的现代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土耳其的民主经验并不是十分的成功。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方，巴基斯坦曾三次尝试过民主，没有一次持续得很久。土耳其的民主常常被偶然的军事干预所中断；而巴基斯坦的官僚和军事统治则常常被偶尔举行的选举所中断。唯一能够在较长时期内维持民主的国家是黎巴嫩，尽管这种民主带有组合制的色彩。不过，其民主实际上是一种组合的寡头，而其人口的40％至50％都是基督徒。一旦穆斯林在黎巴嫩占据多数，并开始伸张他们的利益要求，黎巴嫩的民主就会垮台。在1981年到1990年间，在世界上穆斯林占多数的37个国家中只有两个被《自由之家》在其年度调查中评为“自由的”国家：冈比亚有两次，北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共和国有四次。不论伊斯兰教与民主在理论上是否相容，但在实际上它们却没有走到一起。

    在南欧和东欧，在拉丁美洲，在东亚，反威权政权的运动几乎一致采纳西方的民主价值，并声称他们愿意把民主程序引入他们的社会。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他们有机会这样作的话，他们真的会毫无例外地引入民主制度。不过，至少他们使用了民主的词藻。相比之下，在威权的伊斯兰社会八十年代公开拥护民主政治的运动极为软弱，而且，最强有力的反对派是来自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

    在八十年代后期，国内的经济问题加上其它地方民主化的滚雪球效应导致好几个国家的伊斯兰政府放松对反对派的控制，并试图通过选举来更新其合法性。这种开放的最初主要受益者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救国阵线包揽了1990年

    6 月的地方选举，获得了总选票中的65％，赢得了对阿尔及尔、48个省中的32个省，以及

    15000 个都市职位中的55％的控制，这是自该国1962年独立以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在1989年11月约旦的选举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赢得了议会中80个席位中的36个。在埃及，许多与穆斯林兄弟会有关系的候选人选入了议会。在几个国家，据报导，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在策划推翻现行政权的叛乱。伊斯兰集团的选举结果部分说明，在这些国家不存在反对党，要么因为受到政府的压制，要么是他们抵制了选举。不过，原教旨主义似乎在中东国家正在扩大力量。在那些似乎最同情原教旨主义的团体中，有商人和青年人。这种趋向的力量使得突尼斯、土耳其和其他地区的世俗政府首脑采纳了原教旨主义者所拥护的一些政策，并作出一种姿势表明他们对伊斯兰教的信仰。

    这样，在伊斯兰国家的自由化提高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影响力，而这一运动对民主的忠诚却极有疑问。在1990年伊斯兰社会中原教旨主义政党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就像**在四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西欧国家的地位。而且，由此所产生的问题也比较相似。现行的政府会继续开放他们的政治，并举行回教团体可以自由和平等竞争的选举吗？回教团体会在这些选举中获得多数的支持吗？如果他们真的赢得了这些选举，军方会允许他们组织政府吗？（而军方在许多回教社会，如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中一直很强大。）如果他们组成政府，他们会奉行激进的回教政策，而这种政策会瓦解民主和离异其社会中的现代化的和西方导向的因素吗？

    文化障碍的局限性。可以料想，回教和儒教文化对民主发展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不过，也有几项理由来对这一障碍的严重性提出疑问。

    第一，类似的文化论在过去并没有站住脚。如前所示，许多学者在有一点上认为天主教是民主的障碍。另一些学者，按照韦伯的传统，则认为天主教国家不可能用新教国家的方式发展经济。然而，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天主教国家实现了民主，而且其平均经济成长速度高于新教国家。同样，在这一点上韦伯和其他学者认为，有儒教文化的国家不可能成功地进行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不过，到八十年代为止，新一代的学者们看到，把儒家看作东亚社会惊人经济成长的一个主要原因。从长期来看，儒教阻碍民主发展的命题会比儒教阻碍经济发展的命题更站得住脚吗？特定的文化是某项发展的永恒障碍，这种论点应该受到怀疑。

    第二，伟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像回教或儒教都是各种思想、信念、信条、论点、作品和行为模式的十分复杂的综合体。任何主要的文化，甚至包括儒教都有一些与民主相容的成分，就像清教和基督教中有显然是**的成分一样。儒教民主也许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辞，但是，儒教社会中的民主则未必是。问题是：伊斯兰（回教）和儒教中的哪些因素有利于民主呢？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用什么样的方式取代这些文化传统中的非民主的成分呢？

    第三，即使一个国家的文化在某一点上构成民主的障碍，然而，从历史上看，文化总是动态发展的，而不是停滞不前的。一个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信念和态度是变化着的。尽管文化中的主流成分会保存下来，但是，社会中的主流文化会与前一代或两代人之间发生显著变化。在五十年代，西班牙的文化通常被形容为一种传统的、威权的、注重等级的和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以及以荣誉和地位为取向的文化。但是，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些词在描述西班牙人的态度和价值观中几乎找不到了。文化进化了，就像在西班牙那样，文化变迁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发展自身。

    经济

    社会经济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比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政治存在之间的关系更为牢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974年到1990年间由威权向民主的转变主要集中在中上层经济发展的“转型带”中。结论似乎很明显。贫穷也可能是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是扩展民主的障碍。

    第三波民主化的动力来自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惊人的全球性经济成长。随着1973年和1974年石油价格的上扬，增长的时代告一段落。在1974年到1990年间，民主化在世界范围内加速进行，但经济成长却慢下来了。在1965年到1989年间，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如下：

    1965－1973

    4．0％

    1973－1980

    2．6％

    1980—1989

    1．8％

    在不同的地区，经济成长的速度也有很大的差别。东亚的速度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都一直很高，南亚的总体增长速度也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在中东、北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成长速度则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急剧下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成长速度则直线下降。非洲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七十年代末期停滞不前，在八十年代则下降到2，2％的年平均增长率。因此，非洲民主化的经济障碍在八十年代显然增加了。九十年代的前景也并不令人鼓舞。即使经济改革、债务负担减轻和经济援助能够得以实现，世界银行预测，非洲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本世纪剩下的年代里仅为0．5％。如果这一预测准确的话，民主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主化的经济障碍将持续存在下去，并会延伸到二十一世纪。

    世界银行在预测中国和东南亚和南亚非民主国家的经济成长方面要乐观得多。不过，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低水平通常意味着即使按３％至５％的年人均增长率，有利于现代化的经济条件仍然需要漫长的时间才会到来。

    在1990年有几个非石油输出国家，包括新加坡、阿尔及利亚、南非和南斯拉夫达到了中高收入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超过了渴望实现向民主转型的水平。伊朗和伊拉克两个人口众多和实现一定工业发展的石油输出国也进入了这一区域。在这些国家，民主化的经济先决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但是民主化却还没有发生。另外18个非民主政府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略低，这是对照世界银行的中低收入的范畴。这一范畴包括那些198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500 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的国家。这些国家中有两个，黎巴嫩和安哥拉，没有现成的收入统计数据。在其余16个国家中，有９个在1988年的人均收入在1000

    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其中包括三个阿拉伯国家（叙利亚、约旦和突尼斯），两个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和泰国），三个拉丁美洲国家（巴拿马、墨西哥和巴拉圭），一个非洲国家（喀麦隆）。这些国家已准备跃上中高收入的政治转型带。在９个国家中有５个（马来西亚、约旦、突尼斯、喀麦隆和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1980年到1988年之间达到3．4％，甚至更多。如果这一成长率能够维持下去，有利于民主化的政治条件就有可能在九十年代的某个时候在这些国家出现。如果叙利亚、巴拉圭、巴拿马和墨西哥能够实现比它们在80年到88年之间更高的成长率，它们也会迈向有助于民主化的经济发展水平。

    有7个非民主国家在198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500美元到1000

    美元之间，他们是刚果、摩洛哥、象牙海岸、埃及、塞内加尔、津巴布韦和也门。这些国家在八十年代都有较高的经济成长率。如果它们能够维持这一速度，到二十一世纪初就有可能迈入有利于民主化的经济区。

    在九十年代正在出现有利于民主的经济条件的大多数国家在中东和北非。这些国家中的多数的经济富裕靠石油出口（见表6．1中的括弧），这种情形提高了国家官僚机构的控制力，并提供了不太有利于民主化的气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化就一定不可能。东欧的国家机器毕竟比这些石油输出国实施过更为全面的控制。可以料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控制在后面这些国家就像前面这些国家那样一夜间倾刻瓦解。在中东和北非的其他国家中，阿尔及利亚也已达到有利于民主化的水平；叙利亚正在接近；约旦、突尼斯、摩洛哥、埃及和北也门，低于转型带，但在八十年代成长迅速。中东的经济和社会正在变得太富裕、太复杂，以至于到了这些社会中的各种传统的军事的和一党制的威权统治所消受不了的程度。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从一个地区横扫另一个地区的民主化浪潮可能会在九十年代变成中东和北非政治的一个典型特征。经济与文化问题到那时可能会交织在一起：当经济繁荣与伊斯兰的价值观和传统发生互动时，什么样的政治形势会出现在这些国家之中呢？

    表6．1　1988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高收入与中等收入的非民主国家

    收入水平（按美元）

    阿拉伯与中东地区

    东南亚

    非洲

    其他

    高收入

    （＞600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a、（科威特）、（沙特阿拉伯）

    新加坡

    中高收入

    （2200—5500）

    （伊拉克）、（伊朗）、（利比亚）、（阿曼）*、（阿尔及利亚）*

    （加蓬）、南非

    南斯拉夫

    中低收入

    （1000－2200）

    叙利亚、约旦*、突尼斯

    马来西亚*

    、泰国*

    喀麦隆*

    巴拿马、墨西哥、巴拉圭

    低收入

    （550－1000）

    摩洛哥*、埃及*、也门*、黎巴嫩

    刚果*、象牙海岸、津巴布维、塞内加尔*、安哥拉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0》（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New York：Qeford Unversity Press，1990），第178－181页。

    ａ 括号表示该国是主要石油出口国

    ＊

    表示该国在1980－198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于3％

    1990年东亚的民主化障碍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在非洲，这些障碍完全是经济的；在东亚的高速发展的国家中和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中这种障碍则基本上是文化的。

    第四节　经济发展与政治领导

    历史已经证明，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对民主的看法都有差错。未来的世界很可能会继续证明这一点。不利于民主扩展的重大障碍存在于许多社会中。第三波，即二十世纪末的“全球性民主革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而且很可能会接踵而至的是新的一波，构成第三次回潮的威权主义浪潮。不过，这并不能排除在二十一世纪在某个时候出现第四次民主化浪潮。根据过去的记录来判断，影响到民主的未来稳定性和扩张的两个关键因素是经济发展和政治领导。

    许多贫穷的社会将继续处于不民主之中，只要它们继续贫困下去。不过，贫困并非不可避免。在过去，像南韩这样的国家，被认为是陷在经济落后的泥潭之中，然而却以它们快速实现繁荣的能力而令世界刮目相看。在八十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们正在就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上形成一种新的共识。八十年代共识也许会、也许不会比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经济学家中间的那些完全不同的共识持续得更久，并产生更好的后果。然而，新正统的新正统（The

    new orthodoxy of new orthodoxy）已经在许多国家产生了显著的结果。不过，有两点务必注意。第一，对后发展国家（主要指非洲）来说，经济发展也许会比早发展国家更为困难，因为落后的优势正在被富国与穷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史无前例的差距所抵消。其次，新形式的威权主义可能会出现在那些富裕的、信息主导的和以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如果这样的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经济发展就应该为以民主体制取代威权体制逐步创造条件。时间属于民主一边。

    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对未来的民主国家来说，未来的政治精英必须至少相信民主对他们社会和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一种最不坏的政体。他们同样必须掌握技巧来实现向民主的转型，既反对激进派，也反对守旧派，而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并会不断地试图瓦解他们的努力。民主在世界上传播的程度取决于世界上和个别国家掌权的人需要传播民主的程度。在托克维尔观察到近代民主在美国出现的近一个半世纪之后，一波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冲击着独裁的堤岸。在正在兴起的经济发展的浪潮的推动下，每一波浪潮都比前一波进得更多，退得更少。套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但是当有智慧有决心的领导人推动历史的时候，历史的确会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