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4年到1990年间，在几乎30个国家的民主化，及在另外几个国家的自由化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基本问题之上。这些民主化是持续的和不断扩展的“全球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吗？这场民主革命会最终席卷世界上的几乎所有国家吗？或者说，只是一个有限的民主扩张？即只是在过去有过民主经验的多数国家重新引入民主？如果第三波终止与一旦会出现一个重大的第三波回潮，这种回潮将会消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民主的许多收获吗？会回归到民主化的谷底吗，当在这个谷底中，在世界上只有不足五分之一的国家有民主政府？

    社会科学不能给这些问题提供可靠的答案，任何社会科学家也做不到。不过，可能做到的是，找出会影响到民主在世界上未来收缩或扩张的因素，并提出一些似乎与民主化之未来相关的问题。其中，关键的因素包括：一，引起第三波的原因有可能继续起作用、汲取力量，是削弱还是被促进民主化的新力量去补充或取代的程度；二，产生新的重大回潮的环境以及这种回潮可能呈现的形式；三，存在于那些到1990年为止尚未民主化的国家中的民主化的障碍与机会。在下面的篇幅中我将试图分析这些因素；不过，在讨论每个标题文字的最后一句话几乎总是用问号来结尾。

    第一节　第三波的肇因：持续、削弱，还是有所变化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民主化潮流会持续到整个九十年代吗？在第二章中讨论了第三波民主化的五个一般原因。其中的两个——威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和经济发展——将在下文中讨论未来民主化的潜在障碍时有所涉猎。这一节集中讨论另外三个被认为是在第三波中扮演重大角色的因素。

    一个是基督教的扩张，更具体地说，是出现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天主教会的信条、感召力、社会和政治主张上的重大变化。基督教的扩张对韩国的影响最为显著。世界上还有其它地区的基督教影响在扩展吗？这个地区的民主化也会相应变得可能性更大吗？最明显的是非洲。在非洲，基督徒的人数，据估计，在1985年时是236,000,000

    人，预计在二十一世纪初将达到400,000,000人左右。到1990年为止，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是世界上有大量的天主教徒和基督徒生活在一大批国家的威权政权之下的唯一地区。在1980年和1990年，基督教领导人积极地反对肯尼亚和其它非洲国家的压迫。随着基督徒人数的成倍增加，教会领导人在支持民主方面的活动大概将不会下降。他们的政治权力将会增加。据报导，在1989年的新加坡，总人口中约有５％是基督徒，但是政府日益关注基督教的扩张，并用压制性的措施来对付新加坡的天主教教主和新加坡天主教大主教管区正义与和平委员会（the

    Catholic Archdiocesan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的执行秘书。在苏联地区对宗教的禁止和骚扰似乎已经终结。这将可望导致宗教教徒和活动的增加，同时也对这个国家的民主未来有积极意义。

    到1990年为止，天主教对民主化的促进已经大功初成。许多天主教国家已经民主化了，或者像墨西哥那样自由化了。天主教促进民主进一步扩张而没有扩张自己的能力，仅限于巴拉圭、古巴、海地和几个非洲国家，像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此外，在多大程度上天主教会像在七十年代那样持续成为民主化的强大推动力量呢？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始终如一地促进神学的保守主义。梵蒂冈对生育控制、堕胎、女性教士和其它问题上的态度与在更多的社会和政体中促进民主并行不悖吗？

    民主化外部行动者的作用似乎也在变化。在1987年4

    月土耳其申请成为欧共体的正式成员。动因之一是土耳其的领导人们希望以此来加强土耳其的现代化和民主趋向，并约束和割裂在土耳其中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力量。不过，在欧洲共同体内部欢迎土耳其成为成员的热情并不高，甚至带有一些敌意（来自希腊）。在1990年，东欧的解放也带出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成为欧共体成员的可能性。这样，欧共体就面临着两个问题。首先，它应该优先扩大其成员范围，还是通过朝着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统一的方向来“深化”现行的共同体呢？其次，如果它决定扩展其会员范围，那么应该优先发展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国，像奥地利、挪威、瑞典，还是优先考虑东欧国家或土耳其呢？欧洲共同体大概在特定的时间内只能吸收数量有限的国家成为会员国。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牵涉到土耳其和东欧国家民主的稳定性。在土耳其，据报道，由于在申请成为欧共体成员方面未获进展已经在1990

    年导致了“伊斯兰的反弹”。就土耳其目前的边际地位而言，穆斯林的遗产、过去的军人干预和令人怀疑的人权记录而言，土耳其的民主可能需要欧洲共同体的锚地，至少就像在七十年代西班牙、土耳其和希腊的民主那样。若是不能提供这种锚地，将会使得土耳其民主的未来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取得欧洲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前景也会加强东欧和中欧新民主国家。不过，取得欧共体成员资格的前景不会为任何一个拥有威权政府的国家提供民主化的动力。

    苏联权力的退出使得东欧可以实现民主化。如果苏联结束或大量减少其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支持，在古巴也许会出现迈向民主的运动。除此之外，苏联几乎在其边界之外作不了什么促进民主的作为。关键的问题是，苏联内部将会发生什么。随着苏联控制的放松，更可能的是，民主政治将会在波罗的海国家重新建立起来。迈向民主的运动也会存在于其他共和国。当然，最重要的是俄罗斯自身。在俄罗斯共和国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出现的话，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民主收获。不过，在1990年底，保守派的力量仍然在俄罗斯和苏联伸张自己的力量，强调有必要重新建立秩序和纪律，从而潜伏着发生苏维埃式的热月政变的可能性。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美国是民主化的主要促进者。美国是否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取决于它的意愿、能力和其感召力。在七十年代中期之前，对民主的促进几乎总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它也可能再次在重要性上趋于次要地位。与苏联的冷战和意识形态竞争的结束可能会摒弃其支持**的独裁者的行动准则，但是也可能减少美国对第三世界的任何实质性的介入的动因。到八十年代初，美国的决策者们吸取了这样一个教训，民主国家比任何基础狭隘的威权政权在反左翼激进思想方面是更好的堡垒。如果左翼激进意识形态的威胁得到了削弱，那么，用民主来作为这种意识形态最强大的替代者的必要性也会受到削弱。此外，卡特和里根都奉行一种道德主义的对外政策，为民主和人权赋予了一种华丽的词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在其外交政策的目标中赋予它一种有意义的和实质性的角色。与前两任总统相比，布什总统似乎更为务实，而不那么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在1990年4

    月，贝克国务卿宣布，“在遏制的彼岸就是民主。横扫旧的独裁者的时间正在很快逝去；建立新的民主的时机已经到来。所以，布什总统为我们规定的新使命是促进和巩固民主。”

    这样，美国促进民主的意愿也许会、也许不会继续维持下去。另一方面，美国做到这一点的能力似乎可能受到了约束。有关美国在八十年代后期衰落的谣言常常被夸大了。不过，事实上，贸易和预算赤字的确给美国可以用来施加对外国影响的资源增加了新的限制。此外，正如天主教会促进威权国家的未来能力因为天主教国家不再是威权国家而受到极大的削弱一样，美国促进民主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下降，因为这种能力已经在它可以被最容易运用的地方运用过了。在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欧洲和东亚的那些国家中它们对美国的影响最为敏感，因而，除少数例外，都变成了民主国家。在1990年，美国仍然可以以民主化的名义来施加重大影响的主要国家是墨西哥。

    在非洲、中东和亚洲大陆的不民主国家对美国的影响则不太敏感。例如，在1988年，缅甸的示威者们要求美国谴责其政府的镇压行径，“抓住希望美国会介入的每一根稻草”，而且在一段时间甚至因为有报道有美国海军正在驶向缅甸海域而充满希望。美国的海军偶尔也支持民主，他们驶进过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巴拿马和格林纳达的水域。可以想象，在某个时候，它也会驶向古巴水域来执行这一使命。不过，缅甸在美国利益和美国权力的最遥远的那一端。在那里，美国所能作的只是提出外交抗议和撤回经济援助。美国政府在非洲和中国促进民主的能力同样十分有限。

    除中美洲和加勒比海之外，对美国利益利害攸关的第三世界主要地区是波斯湾。海湾战争和派遣约500000美军部队到这一地区在科威特和沙特激发了要求民主的运动，使得伊拉克的侯赛因政权失去了合法性，美国在海湾部署的庞大军队如果能够维持下去的话将对自由化、如果不是民主化起着强有力的外部推动作用，如果出现要求民主的运动的话，这种军事部署完全有可能被维持下去。

    美国对民主化的重要性不仅仅涉及到美国有意地和直接地运用其影响力。在八十年代，整个世界范围内要求民主的运动中，都从美国的典范中受到了鼓舞，并以此为榜样。在仰光，民主的支持者们打着美国的国旗；在约翰内斯堡，他们重印了《联邦党人文集》；在布拉格，他们高唱“我们将会克服一切”；在华沙，他们朗诵林肯、引证杰弗逊；在莫斯科，约翰·苏努努（John

    Sununu）给戈尔巴乔夫出谋划策，教他如何组织一个总统制政府。美国的民主典范具有号召力，部分是因为它象征着自由。但是，人们也必须看到部分是因为它象征着一种力量和成功的形象。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波民主化一样，人们愿意模仿取胜的典范。

    不过，如果美国的模式不再体现着力量和成功，那么，当不再有自身的典范时会发生什么呢？在八十年代底，许多人认为“美国的衰落”是真正的现实。另一些人则持相反的看法。不过，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否认美国碰到了一些重大的问题：犯罪、毒品、贸易赤字、预算赤字、低储蓄和投资、日益下降的生产力增长速度、落后的公共教育和日益衰落的贫民区。整个世界的人们都会逐渐把美国看作一个衰落的大国，它充满着政治停滞、经济低效率和社会混乱。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那么，所体察到的美国的失败会不可避免地被看作民主的失败。世界范围内对民主的诉求也会受到重大的挫折。

    滚雪球对民主化的影响在1990年显然波及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蒙古、尼泊尔和阿尔巴尼亚。它也影响到在一些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迈向自由化的运动。例如，在1990年，据报导，“东欧的动荡在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变革的要求”，而且促进了埃及、约旦、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们为民间表达不满提供更多的政治空间。一位埃及记者观察到，由于在东欧所发生的变化，“现在对民主来说，没有退路。所有这些阿拉伯人政权除了赢得其人民的信任，并服从于人民的选择外，没有其他选择”

    东欧的榜样对其他威权政权的领导人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不是对被他们所统治的人民。例如，据报道，南也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治者们“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关注着东欧政权的垮台，担心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很快与北也门统一，以避免同样的命运。蒙伯托总统看到电视上其朋友齐奥塞斯库血淋淋的尸体吓得浑身颤抖。几个月之后他评论道，“你知道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并宣布他将允许两个政党同他自己的政党一道参加1993年的竞选。在坦桑尼亚，尼雷尔观察到，“如果在东欧发生的变化以及后来在其他一党制国家所发生的变化表明社会主义也受到了冲击”，那么坦桑尼亚应该从东欧当中汲取“一、两个教训”。在尼泊尔，1990年

    4

    月政府宣布，国王比兰德拉将撤消对政党的禁令，原因是“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和“人民的期望有了增加”。

    不过，在一些受影响的国家缺少有利条件的情况下，滚雪球本身仍然是现代化的一个软弱的肇因。甲国和乙国的民主化在本质上不会构成丙国民主化的原因，除非在甲国和乙国有利于民主化的条件也存在于丙国。在八十年代民主作为政体的合法性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得到了认可。不过，有利于民主存在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却并不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对任何特定的国家来说，“全球性的民主革命”可能会产生有利于民主化的外部环境，但却不能在一个国家内部产生民主化所必须的内部条件。

    在东欧，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是苏联的控制。一旦这些控制被撤消，迈向民主的运动就变得轻而易举。不能相提并论的是，在中东、非洲和亚洲，民主化的唯一主要障碍并非只是缺少东欧的民主化的典范。如果统治者在1989年12月之前能够选择威权主义的话，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在1989年12月之后也可以不继续选择它，而这一原因则不甚明了。只有到了他们在心中感受到了雪球效应，并使得他们相信民主化的可取性与／或必要性的程度，滚雪球效应才能发生影响。1989年的东欧事变无疑鼓励了其他地方的民主反对派，并吓坏了那里的威权领袖们。但是，在前者势单力薄，而后者又长期进行压制的情况下，东欧在实际上究竟可以为其余地区的大多数威权国家迈向民主的实质性进步提供多大的动力，人们难免会有所疑问。

    到1990年，第三波的最初的许多原因都受到了实质性的削弱，甚至已经不再存在。不论是白宫、克林姆林宫、梵蒂冈，或是欧洲共同体，在亚洲、非洲和中东那些不存在民主国家的地方推进民主方面都曾处于一种强有力的地位。不过，主张民主化的新兴力量能够出现，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在1985年，谁会想到戈尔巴乔夫会在五年之内在东欧实现民主化呢？可以料想的是，在199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要求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作为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方面都比其过去变得强大得多。可以想象，法国也许会在其以前的非洲殖民地国家促进民主方面起更积极的作用。在它的这些前非洲殖民地国家，法国仍然有实质性的影响。可以料想，东正教教会可以在巴尔干和苏联成为主张民主的强有力的势力。可以料想，一个新的杰弗逊式的纳塞尔可能会把民主版的泛阿拉伯主义在中东传播开来。可以料想，甚至日本都可以使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在那些它为之提供贷款的贫穷国家鼓励人权和民主。在1990年，这些可能性似乎都还看不见，但是经过1989年的事变之后，若是排除任何可能性则未免显得有些轻率。

    第二节　第三波回潮

    到1990年为止，至少有两个第三波的民主国家已回归到威权统治。正如第五章所表明的，巩固民主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在一些国家维持民主的条件不够充分的地方出现倒退。不过，在第一波和第二波民主浪潮之后都分别出现了大的回潮，这种回潮不仅仅与民主的巩固问题有关，而且，在此期间，在世界范围内的多数政权，从民主转向威权。如果第三波民主化速度慢下来，并停滞不前，那么，什么样的因素会产生和凸显在第三次回潮中呢？第一次和第二次回潮的经验也许有点参考价值。对这些政权变化的全盘探讨超越了本书的研究范围。不过，下面的一些概括似乎能够有效地反映前两次回潮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从民主转向威权政治体制的原因至少随从威权向民主转型的原因不同而异，而且部分重合。那些造成第一次和第二次回潮的因素是：

    １．民主价值在主要的精英团体和一般的公众中十分薄弱；

    ２．能够加剧社会冲突的经济危机或经济崩溃，提高了只能由威权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法的受欢迎程度；

    ３．由试图引进或太快地进行太多的社会经济改革的左派政府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两极化；

    ４．保守的中上层集团决意把群众性的左翼运动和中下层的团体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

    ５．由于恐怖主义或叛乱导致秩序和法律的崩溃；

    ６．非民主的外国政府的入侵或征服；

    ７．在其他国家民主体制的垮台或推翻以示范形式所产生的滚雪球。

    第二，除了那些由外国的行动者所造成的复辟外，从民主向威权的倒退几乎总是由那些在民主体制中的掌权者和接近权力的人来完成的。除一到二个可能的例外，民主体制未曾被民众的投票或群众的反叛所推翻。在第一次回潮中的德国和意大利，**的运动受到了民众的大量支持而掌权，并建立了法西斯**。因此，纳粹的征服结束了７个其它欧洲国家的．民主政权。在第一次回潮中的西班牙和在第二次回潮中的黎巴嫩，民主是在内战中终结了。

    不过，大多数放弃民主的复辟所采取的形式要么是军事政变，要么是行政政变。在这种军事政变中，军事官员（通常是武装部队的最高领导人）推翻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并实行某种形式的军事独裁。在行政政变中，民主选举的行政首脑有效地结束了民主，并把权力集中在他们自己身上，通常通过宣布紧急状态或军管的方式。在第一次回潮中军事政变结束了东欧的新兴国家以及希腊、葡萄牙、阿根廷和日本的民主制度。在第二次回潮中军事政变结束了许多拉美国家和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希腊、尼日利亚、土耳其的民主。发生在第二次回潮中的行政政变的国家包括韩国、印度和菲律宾。在乌拉圭，文官和军方领袖同心协力通过混合的行政军事政变结束了民主。

    第三，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回潮中的许多案例中，民主体制是被历史上的一种新型的威权统治所取代的。法西斯主义不同于早期形式的威权主义。这种不同的方面表现在其群众基础、意识形态、政党组织和渗透及控制整个社会绝大多数领域的努力等方面。官僚威权主义不同于拉美早期的军人统治。其特征是其制度性格、其所主张的无限制任期及其经济政策。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意大利和德国以及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阿根廷是在引进这种新的非民主的统治并为试图模仿的其他国家的**集团提供典范的主要国家。所有这些新式的威权主义实质上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的种种回应：在欧洲，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张以及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进口替代阶段是无以为继。

    前两次回潮的原因和形式不能产生有关第三次回潮可能的原因和形式的预测。但是，以前的经验的确暗示着第三次回潮的一些潜在的原因。

    １．民主政权若总是未能有效地运作，这将瓦解其合法性。在二十世纪末，主要的非民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来源，其中最显著的是左翼意识形态，已经日趋苍白无力。对民主规范的普遍认可意味着民主政府比他们过去更少地依赖于政绩的合法性。然而，若是长期不能提供福利、繁荣、公平、正义、国内秩序或外部安全，就会慢慢地甚至瓦解民主政府自身的合法性。随着对威权失败记忆的淡漠，对民主失败的不满就有可能增加。

    ２．更具体地说，在1929年至1930年的全面性国际经济崩溃会影响到许多国家民主的合法性。然而，多数民主国家还是度过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然而，若是在未来出现规模相当的经济灾难，有一些国家很可能会放弃民主。

    ３．任何民主化或正在民主化的大国转向威权主义都可能在其它国家触发类似的滚雪球行为。在俄罗斯或苏联朝着威权方向的逆转都有可能会对苏维埃各共和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蒙古的民主化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甚至也可能对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产生类似的影响。它可能向其它地方未来的**者传达了一个信息：“你们可以接着干了。”威权政权在印度的确立可能会对其它的第三世界国家产生重大的示范效应。

    ４．即使没有一个大国回到威权体制，只有几个新的民主国家因为缺少民主所应有的通常的先决条件而回到独裁，都有可能瓦解现行条件比较具备的其它民主国家。这会构成反向的滚雪球效应。

    ５．如果一个非民主的国家大大地扩展了其实力，并开始向境外扩张，这也会刺激其他国家的威权主义运动。如果扩张的威权国家在扩张过程中击败了一个或数个民主国家，这种刺激会变得特别强烈。过去，在经济上发达的所有大国都趋向于向外的领土扩张。

    ６．正如在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一样，各种威权主义可以再次随时间的需要而显得合乎时宜。有几种可能性存在：

    Ａ．威权的民族主义可能在第三世界国家和东欧变成一种熟悉的现象。1989年至1990年东欧各国的革命基本上是一场反**的民主运动，还是反苏联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果是后者，威权的民族主义政权可能会重返一些东欧的国家。

    Ｂ．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一直在伊朗十分流行，但是什叶派（Shiite）和逊尼派（Sunni）的原教旨主义运动（fundamentalist

    movements）都可能在其它国家掌权。犹太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也十分强大。几乎所有的原教旨主义运动都是**的，因为他们限制那些坚持特定宗教信仰人的政治参与权利。

    Ｃ．寡头的威权主义可能作为对民主的平等倾向作出的反动而在富国或穷国出现。那么，社会经济的两极分化严重到多大程度才变得和民主不相容呢？

    Ｄ．民粹主义的独裁政权也可能就像它们过去对民主保护财产权或其他形式的权利而作出的反应一样在未来出现。在那些土地所有权还是个问题的国家，民主政府若是没有能力完成土地改革就可能导致威权主义的复辟。

    Ｅ．族群型的独裁有可能会出现在有两个以上的民族、种族或宗教集团参与其政治的民主国家。如北爱尔兰、南非、斯里兰卡和其他地方，一个社会集团也许会试图确立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

    所有这些形式的威权主义都已经在过去存在过。但是，要在未来发明出新的威权主义并非人类的智慧所不可及。有一个可能也许是，在威权统治下出现的技术**的电子独裁（techmocratic

    electronic dictatorship）会被因为其操纵信息、媒介或复杂的通讯工具的能力而获得合法性，并变得可能。所有这些新旧形式的威权主义并不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很难说其中的任何一种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三节　进一步的民主化：障碍与机会

    在1990年，世界上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没有民主政权。这些国家在地理和文化上分成四大类：

    １．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包括苏联，在那里，八十年代出现了自由化，而且在许多加盟共和国中也出现了民主运动，但是保守势力仍然很强大；

    ２．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除极少数几个例外，多数仍然实行个人独裁、军人政权、一党体制或这三种体制的综合；

    ３．伊斯兰国家，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除土耳其以及还不太明朗的巴基斯坦，都是非民主政权（尽管在1990年有几个国家准备自由化）；

    ４．东亚国家，从缅甸到东南亚到北韩，它们包括**政权、军人政权、个人独裁和两个半民主国家（泰国和马来西亚）。

    在这些国家，主张民主化的障碍和主张民主化的势力可以被划分成三种类型：即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

    政治

    进一步民主化的一个潜在的重大政治障碍是那些在1990年仍实行威权统治的绝大多数国家几乎没有民主的经验。1974年到1990年，29

    个民主化的国家中有23个以前有过某种民主经验。只有少数在1990年仍然是非民主的国家可以声称有过这样的经验。这些国家包括第三波中的几个复辟国（苏丹、尼日利亚、苏里南，可能也包括巴基斯坦），在第三波中尚未重新民主化的四个第二波中的复辟国（黎巴嫩、斯里兰卡、缅甸和斐济），以及三个第一波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后因为苏联政变而未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新民主化（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在1990年，几乎约有90多个其他的非民主国家仍然缺少民主统治的经验。这显然不是民主化的决定性障碍，否则没有一个国家会成为民主国家。不过，除了以前的殖民地外，几乎所有在1940年后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以前都有过某种民主的经验。那些缺少这一经验的国家将会在未来实现民主化吗？

    民主化的一个障碍可能在九十年代的几个国家中消失。正如第三章所指出的，那些创造威权政权的领袖们，以及那些长期在这种政权中执政的人通常会变成反对民主化的极端保守派。在威权体制内部某种形式的领导更迭必须在迈向民主化的运动之前出现。在九十年代，某些人的死亡可能会确保一些威权国家实现这一变革。在九十年代，那些在象牙海岸、马拉维长期统治的领导人们都已80多岁。那些在缅甸、印度尼西亚、北韩、莱索托、越南的领导人也都70多岁了，那些在古巴、摩洛哥、新加坡、索马里、叙利亚、坦桑尼亚、扎伊尔、赞比亚的长期执政的领导人们都已60多岁。这些领导人的死亡或离职都可能会为其国家的民主化消除障碍，但这也并非必定如此。

    在1974年到1990年间，民主化出现在个人独裁、军人政权、一党政治之下。不过，全面的民主化没有出现在**是国内革命产物的一党国家。自由化在苏联正在进行，很可能这也会导致在俄国实现全面的民主化。在南斯拉夫，迈向民主的运动正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进行之中。不过，南斯拉夫的**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塞尔维亚革命。因此，在塞尔维亚，民主的前景仍然模糊不定。在柬埔寨，一个极端残酷的“**革命”政权已经被不太残酷的由外界力量强加的**政权所取代。在1990年，阿尔巴尼亚似乎正在打开国门；但是，在北韩、越南、老挝、古巴和埃塞俄比亚，由革命产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仍然决意要维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在这些国家的革命既是民族性的，又是**的，因此，**和民族认同高度地扭合在一起，而不像它们在以前的苏联占领的东欧那样。在这些国家，民主化的障碍是政权的起源和性质，以及某些国家领导人的长期掌权，还是他们的贫困和经济落后？

    民主化的一个严重障碍是，在亚洲、非洲和中东的领导人中对民主价值的真正信念要么不存在，要么十分薄弱。那些退职的政治领袖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拥护民主。检验他们的民主信念是看他们在任职期间的表现。在拉丁美洲，民主政权通常被军事政变所推翻。当然，这在亚洲或中东也发生过。不过，在那些地区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自身也应该对民主的终结负责，如：韩国的李承晚和朴正熙；土耳其的门德斯；菲律宾的马科斯；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度的甘地；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这些领袖们通过选举制度赢得了权力，然后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削弱这一制度。他们对民主价值和实践没有多少信念。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即使在亚洲、非洲、中东的领袖们或多或少地遵守民主的规则时，他们常常也是勉强为之。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中，许多欧洲、北美和拉美的政治领导人在其任职期间是民主坚定的拥护者和实践者。相比之下，亚洲和非洲国家却没有造就许多同为民主真信徒的政府首脑。为了比较起见，我们可以引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8个国家找出的8位政府首脑，那么，我们能从亚洲、阿拉伯或非洲找到贝堂科、卡马戈、弗格雷斯、弗雷、特里、博什、杜瓦尔特和阿尔方辛？尼赫鲁和阿基诺也许是，而且其他地方也许还有。但是，他们人数极少。我们不会想起一位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也很难找到任何一位享有民主的信徒或拥护者或支持者声誉的伊斯兰领导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导致转向文化和经济。

    文化

    有一个论点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它们的态度、价值观、信仰和相关的行为模式对民主发展的有利程度上都有重大差异。一个从其灵魂深处是**文化的会阻碍民主价值在这个社会中的传播，而且断绝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这样，如果不是阻止的话，至少也就把这些制度的出现和有效运作大大地复杂化了。这一文化命题来自两种形式。比较严格的版本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为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基础。因此，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适合于非西方国家的。在第三波的早期年代，这一观点是由乔治·凯南所明确提出的。他说，民主是一种“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西北欧发展起来的”政体，“它形成于主要那些靠近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国家（但是也延伸到中欧），然后这一政体又被带到世界上其它地方，包括北美的人，因为北美人来自西北欧地区，要么作为最早的定居者，要么作为最早的殖民者。他们规定了文明政府的主导形式”。可见，民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基础都相对狭隘；当然，至于这种政体是否也是其狭隘的发源地之外的人民的天然统治形式，其证据还有待找出。”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发展或运用民主制度的尝试是这些民族的最好方向”。总之，民主仅适合于西北欧，也许包括中欧，或其殖民地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