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1660—1731）的诞生，距今恰好是三百年了。他生活在英国历史上的转折时期。在他出生前二十年，英国开始了第一次有巨大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以暴力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政权，杀掉国王，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在他出生的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二世又在本国反动贵族和法国王室的帮助下恢复了反动的统治，他和他的继承者詹姆斯二世，与议会中的资产阶级、新贵族一直进行着或明或暗的斗争。资产阶级终于在1688年再次赶走了斯图亚特王室。迎立了威廉三世。此后在英国就确立了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君主立宪制。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更加迅速。在笛福生活的时期，英国的工商业和航海业增长很快，如出口货总值1705年为五百三十余万镑，而1713年至1714年已达七百六十九万余镑；海关收入1666年为三十九万镑，而以后十七年平均每年为五十五万余镑；进口棉花在十八世纪初每年约为一百万磅，而到1764年已达三百八十万磅；煤铁产量与商船吨位的增长幅度也大致如是。在笛福晚年，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生产增长更加迅速。英国已逐渐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与此同时，农民大批破产。人口向城市集中，兴起了许多工商业城市。资本主义生产每一步进展，统治阶级所得的每一个英镑，都是以本国劳动群众和殖民地人民的血汗为代价的，以国内自耕农的破产、对工人极为残酷的剥削，以连年进行的殖民战争，以对殖民地残暴的压榨换来的。

    笛福为之欢呼的1688年的政变，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与贵族妥协的产物。在这次妥协中，“政治的战利品——职位、肥缺、厚俸——都是由土地贵族名门取得，其条件只是要充分维护金融工商业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①英国社会最上层就是拥有大地产的贵族。他们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是：一方面为资产阶级提供劳动力，另一方面使农业的发展适合工业与贸易的需要。贵族大地主中间最反动的一翼希望反动的斯图亚特王室复辟，其余一部分则是“资产阶级的贵族代表”。这是“官方地统治着”英国的阶级。“非官方地统治着”英国的是资产阶级。它与贵族在利害关系上还有一定程度的矛盾，但是归根结底，政府的一切法令最终还是为这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1688年参加妥协的，只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即金融资产阶级，其中有银行家、殖民公司，特别是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大商人等。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以巨大的财富左右国家大政方针。在笛福的时代，工业还处于手工工场阶段，主要工业，即纺织业的生产过程还有一大部分分散在农户进行，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只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在1830年左右，工业资产阶级才左右了国家政治局势，最终改变了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内部的金融资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中下层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没有地位的。统治着农村的是乡绅。农民因为圈地运动大量破产，到1750年左右，自耕农实际上已经绝迹。工业无产阶级方在形成，还没有成为政治力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与农民享受不到丝毫政治权益。选举权只给予有一定财产的人，十八世纪中叶，每四十八人才有一人有选举权。下院的议席可以用金钱买卖，选举也多为当地贵族、乡绅所操纵。许多几乎没有人居住的村镇仍可以选举议员。这样“腐朽的选区”产生的议员，几乎占了全部下院议席的一半。而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却不能选举议员。这种现象在笛福的《不列颠岛周游记》中有所反映。整个英国是土地贵族、金融寡头的天下。

    ①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英文本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06页。

    笛福无论从出身、教养，还是从经历方面说，都属于资产阶级中下层。在1688年以后的英国，中小商人、企业主、手工业者等以及后来的工业资产阶级都不是当权派。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在对劳动人民与殖民地人民的剥削上，与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没有分歧。但是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政治权利也受到很大限制。这个阶层的人，许多是“不从国教者”，即信奉英国国教会以外的其他基督教新教教派。根据当时的法律，他们不能担任公职。下院的议席也为乡绅、地主与大商人所独占。他们往往根据统治阶级从未兑现的“权利宣言”，借口“人民”、“宪法”或“宗教自由”来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在经济上反对垄断，主张自由贸易。笛福的父亲是伦敦的一个肉店老板，是一个“不从国教者”。笛福在“不从国教者”所立的学校里受教育，以后就经商。在威廉三世到英国时，他已是伦敦较体面的商人了。他经营过袜子批发，烟、酒进口，航海保险等，到1692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和其他原因而破产。以后他为威廉三世所用，奔跑于英国和苏格兰，写论文支持政府的行动，并且为答复反动势力嘲骂威廉非英国人而写了有名的长诗《真正的英国人》。他用威廉给他的报酬开办了一个砖瓦厂，又逐渐富裕起来。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安娜女王继位。笛福在这一年12月1日出版了《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径》，受到了托利党①人、国务秘书那庭干伯爵的迫害，他再一次破产。这件事影响了笛福后半生的生活道路。

    ①托利党和辉格党是当时的两个政党，它们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其界限不是很严格的。一般说托利党更多代表大地主、门阀贵族和英国国教会的正统派，其极右翼主张斯图亚特王室复辟。辉格党更多代表“金融贵族”资产阶级上层，非国教教徒的利益。当时有所谓“地产利益”与“金融利益”、“高教会”与“低教会”之说，即指此。笛福就其政治主张来说是辉格党。

    《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径》是一篇讽刺文，是对主张限制非国教教徒的托利党人的攻击。我们知道，当时英国的政治斗争，往往以宗教斗争为其表现形式，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都惯于以宗教为名谋求自己的阶级利益。当时的欧洲君主**的王室都是信奉基督教旧教（天主教）的，如法国、西班牙，而新教国家多是资产阶级比较有力量的国家，如英、荷等国。信奉旧教的反动的斯图亚特王室统治英国的时候，资产阶级掌握的议会在1673年通过了“宣誓法”，规定只有按英国国教会仪式领圣餐的人才能担任行政与军事职务，其目的在防止拥护斯图亚特王室**的、亲法的天主教徒掌权。1688年政变以后又通过了“容忍法”，规定国教会以外的新教徒只要每年在国教会教堂领圣餐一次（即所谓“间或服从国教”）也可以担任公职。在当时非国教会的新教徒多半是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分子，而辉格党是主张对他们“容忍”的，托利党则主张对他们加以限制。1702年，在下院占多数的托利党为了树立该党巩固的统治，在下院通过了“防止间或服从国教法”，目的是排除可左右选举的各市镇的行政官中的非国教会教徒，而代之以当地地主，这就可以保证托利党的多数席位。在这时笛福的《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径》出版了。他装作一个极右的托利党人的口气，故甚其词地提出了镇压不从国教教徒的办法——包括将其首领处以极刑。他还用了许多夸张的词句，使人看出破绽，觉得这些意见过分顽固，十分可笑。据说，初发表时许多不从国教者看了愤怒异常，而一些托利党人反而很高兴。如果真有其事的话，那末，这是由于这些人根本不懂得讽刺。笛福在这里用的本是常用的一种笔法。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为了抗议英国统治阶级对爱尔兰极为残酷的剥削，使爱尔兰人民赤贫如洗，写了《一个谦卑的建议》，愤怒地提出以小孩作食物，或出口，以解决贫穷问题。同样，笛福建议用在英国久已绝迹的对异教徒残酷的迫害办法来暴露托利党人，真正的意思是反对限制信仰，主张宗教自由，而最终目的则是维护信仰其他新教教派的工商业者的政治权利。

    执政的托利党人当然懂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担任国务秘书的那庭干伯爵在1703年1月3日下了逮捕状。笛福一面躲藏起来，一面写信给那庭干，请求原谅。他说，如果实在不能求得宽恕，则希望以绅士待他，不要使他受“监禁、枷刑之类的惩罚，那对我比死还坏”。为了“赎罪”他建议自己出钱装备一队骑兵，由他亲自率领为女王效忠。那庭干以更积极的搜捕来回答。笛福终于在5月里被捕。7月初法庭判决的处罚恰是他最害怕的“监禁、枷刑”，此外还有罚款，并要他“保证以后七年中行为端正”。这个判决按当时标准也是过苛的。在执行前后，那庭干几次亲自审询，甚至破例到狱中去审问。其间曾有政界要人为他说项，枷刑示众的执行两次延期。那庭干的目的是要笛福招认这篇文章是新去世的威廉三世时得势的辉格党首领主使他写的，以便对辉格党进行打击，其次才是惩治敢于反对执政党、主张宗教自由、要求开明政治的笛福。那庭干没有得到什么口供，于是笛福从7月29日至31日每天上午11点至下午2点之间分别在三处闹市受到枷刑示众的侮辱。

    所谓枷刑，就是让犯人站在临时在闹市搭起的高台上，头和两手分别放在枷板的三个洞里，枷板由一个高过人肩的架子支着。通常，看热闹的人群对受刑者叫骂，向他投掷脏东西。但是，当笛福站在这里的时候，周围却是一大群同情的市民，对他欢呼，向他献花，为他祝酒。他的《枷刑颂》也在这一天出版，在观众中出售。在这首有名的长诗里，他攻击执政者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煽动人们迫害宗教异己的牧师、作家，贻误军机的**无能的将领，操纵证券市场的投机奸商，昏庸徇私的法官与治安官，酗酒的和好色的牧师，陷害好人的律师……等等，这些该受枷刑的人消遥自在，而敢于说出真理的人反而受害。他说，这样不公平的刑罚只能教人作恶。至于迫害他的掌权者，今天的法律虽然不能奈何他们，也不允许人讽刺他们，但在将来失势时他们总要受到惩处。笛福这首为自己辩护的诗是对构成这场政治迫害的反动政客的抗议书，它揭露了上层社会某些罪恶和当时政治的**。这首诗是笛福最有力量的作品之一。

    这场官司使笛福的砖瓦厂倒闭，他再次破产。枷刑示众以后，他无钱交付罚款，仍被关在狱中。9月里，当时任下议院发言人的罗伯特·哈莱写信给财政大臣葛德芬伯爵，建议秘密以女王的名义送他一笔钱交上罚款，这样可以控制住笛福，并使他为他们效力。葛德芬同意了这种作法。笛福就这样在11月被释，正式释放书次年（1704年）七月始发下。此后他就被政客牢牢抓住。安娜女王时他先后为葛德芬和哈莱所用，替他们办报纸，到全国各地，特别是苏格兰进行调查动向、影响舆论之类的工作。为促成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他出了不少气力。安娜女王逝世后，汉诺威王室的乔治一世继位，辉格党人得势。笛福因为替托利党的哈莱内阁作过事，这时又一次被捕，但不久即被释。

    笛福一生和二十六种报刊有过程度不同的关系，写了大量的报刊文字，此外他还写了许多小册子与专著。他写作的数量是惊人的。他还不断地经营商业，但都没有成功。他在后世主要是以小说家为人所知，而他第一部长篇小说《鲁滨孙漂流记》是在他五十九岁时（1719年）才出版的。这部小说受到了读者热烈的欢迎，他就接着写了《续集》。此后他大致从每年一部的速度写了不少长篇小说，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摩尔·弗兰德斯》、《伦敦大疫记》等。

    直到晚年，他还是负债累累，最后避债离家，1731年客死在外。

    笛福一生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单是他的文字工作就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学、历史等方面。但是中心思想、基本主张却不复杂，那就是一切为资本主义发展，为资产阶级利益。不管他为哪个内阁服务，这一点是不变的。他是相当典型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十七、十八世纪之交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大规模发展的时候。英国的面貌比起封建时期已有了显著的变化，落后的、保守的势力咒诅这种变化，想使英国退回封建时代。笛福则欢迎这种变化，并且歌颂它。例如当时有一个议员提出一件提案，主张使贫民定居在各自的教区进行生产，使各教区作到衣物自产自用。笛福指出：这是“叫我们返回原始状态，使每一村落自成一邦，与四周互不依赖。这样，五个农民各作一种最普通的行业就能供给全教区的衣食，这样一来还有什么你们称之为贸易的东西呢？这个办法就要使我们已有的二百万人失业”。他认为苏格兰贫穷的原因就是贫民的衣著是靠自产原料、自纺、自织。①可以看出笛福是多少意识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他指出当英国还不懂贸易的时候，英国人分作主人与奴仆，农奴为领主服劳役，过着乞丐似的生活，对领主绝对服从。那时不鼓励制造业，“裁缝是唯一的商人，而鞋匠是最大的制造业者”。而一旦英国人开始从事商业和制造业，英国的面貌就有了很大的改变：穷人挣工资，而不是以劳役换取衣食，对地主不再服役而是交租；建立了手工业师徒关系等等。②笛福当然不了解这一切变化是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他把它首先归之于贸易、制造业，把社会发展的功绩给予商人。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一味歌颂，似乎它既给富人也给穷人带来幸福，他根本看不见资本主义发展给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因地主养羊或改进种植方式而进行的圈地运动所造成的破产与赤贫化，他也看不到手工业工人所受到的残酷剥削。这是他资产阶级本性的表现。但是，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反动、保守封建意识代表者的开倒车的思想比较起来，他的思想有一定进步性，它反映了新兴阶级的阶级意识。

    ①笛福：《评论报》1709年7月9日，见《评论报捃华》（TheBestofDefoe′sReview，ed.W.L.Payne，1951），第143页、145页。

    ②参看笛福《英国商业计划》（APlanofEnglishCommerce，ShakespeareHeadPressed，1927），第34—37页；摩尔：《笛福：近代世界的公民》（J.R.Moore：DanielDefoe：CitizenoftheModernWorld，1958），第306页。

    他认为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