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首先从信仰的角度去思考，对待人生，对待历史，对待民族，对待国家，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总是首先要在信仰上、神学上想通，才能理解、接受，但是一经想通之后，就不大容易回头了，正如恩格斯评价英国的工人阶级那样：“用缓慢而适度的步伐前进着，前进中有时踌躇不定”但“一个进步一经取得，照例以后永不会失去”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恩选集转引自：汪维藩有容乃大——罗竹风先生逝世七周年祭当代宗教研究，2003年第四期12月号。

    汪维藩的神学思想，正是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高层次适应的典范，是对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最有力的支持和贡献，中国教会如果能借鉴之，必将对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次，对于政府宗教事务主管部门来说，汪维藩在神学信仰倾向上由一位保守的基要派信徒转向开放的福音派信徒的过程和经历，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思考、他的顾虑、他的挣扎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和他有着相近信仰倾向的一大批占中国教会之主流的基督徒的思考、顾虑和挣扎，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笔者以为，在这方面，汪维藩的经历给我们的启示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和态度，一定要慎重稳妥，耐心细致，和风细雨，切不可急于求成，越俎代庖，急风暴雨。对待思想信仰上的问题，只要不是反动思想言论或异端邪说，应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切忌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粗暴干涉，伤害他们的思想感情，这样不仅不能改变他们的保守思想，反而会适得其反，激化矛盾，激起他们更大的怨恨和不满，进而越发的固守成见。宗教信仰，更是处于一个人思想的深层和核心，任何微小的触动，都会引起其激烈的反应和自我保护性对抗，因此只能引导他们自觉自愿地改变、自觉自愿地适应，在这方面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任何人都强求不得。而且只有信徒通过思考和了解之后，真心实意的改变和适应才是最稳固的，最长久的，坚定不移的，“不大容易回头的”。正像汪维藩所说，问题若不从内心解决，不从精神上解决，不从心灵里解决，对基督徒来说，伦理道德的要求永远只能是空洞的说教。同样，信徒若不能自觉自愿地从内心，从思想上，从心灵里解决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其外在的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适应只能是一种他律式的约束，不能够巩固和持久。面对中国基要派/福音派信徒占大多数这一现状，我们的引导工作必须知难而进，稳步开展，但一定要注意到以上的问题。正如孔汉思先生所说，宗教现象建立在人的存在的深层，“一旦人们在宗教这个深层受到攻击，面临失去其‘最神圣’的东西的威胁，他们不惜拳脚相加，用整个身心，用全部感情捍卫自己”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吴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40。在这一问题，很多信徒的立场是坚定而强硬的，也是应该被理解和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