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时当位”、“崇和尚中”、“通变守常”思想与基督教有融合会通之可能，并进行了探索，在这些方面，与那些老一辈神学家相比，汪维藩的贡献在于又往前走了一大步，探讨的范围更广了，进深到了哲学的层面，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伦理的层面。中国教会一般以中国的“天”代表上帝，以“道”代表基督，而汪维藩则用不可名状的“道”来体悟、感悟无形无象的上帝，这是其独特之处，也是其对神学中国化的贡献。而他最大的贡献则在于找到了基督教在中国文化中的生长点和契合处——“生生”思想，初步开创了中国生生神学体系，他在《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汪维藩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97之《生生篇》中对其进行了集中阐述，并将这一神学贯穿于其神学思想的各个部分。在汪维藩的生生神学体系中，《周易》“生生”思想与圣经创世论的结合是内在的、深层的、深刻的、融洽的，使得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会通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同时，也证明了基督教完全可以和中国文化达到深层次的融合。他的这一思想对中国神学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第二，对圣经诠释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理论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开始了创立中国新约诠释学的尝试。

    作为福音派神学家，他继承了福音派强调圣经权威，重视圣经研究的传统，在国门初开之际，在没有多少向国外同行借鉴圣经研究经验和资料的机会之时，凭藉其英文和希腊文功底，开始了对圣经的研究，对这部源自东方而后又在翻译过程中融入西方文化背景的圣经进行了中国化的解读和诠释，写出了多部圣经诠释作品。

    与中国老一辈神学家及当代神学家相比，他在圣经研究方面的特殊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老一辈神学家由于身处战乱动荡的时代，需要面对很多的问题，基本没有条件、时间和经历潜心研究。而中国当代神学家如丁光训等人，他们作为中国教会的领袖和中国最高神学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有着大量繁重的事务性工作和政治活动，也没有时间进行这种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研究工作，而汪维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神学院教书，没有多少政治活动，因而能够潜心研究。同时，在教书的过程中又能够以教带研，教研相长，从而取得了丰硕的圣经研究成果。他对《圣经·旧约》，尤其是《利未记》的研究犹有独到之处，在《利未记注释》,中文圣经注释(4),2002一书中他将《利未记》与中国传统经典《三礼》特别是《礼记》进行了贴切、自然的对比研究和融合。在此基础上，他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圣经诠释理论和方法，开始了中国新约诠释学的创建工作。所有这些工作，对推动中国教会的圣经研究，推动神学的中国化均具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