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教要想在此文化背景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对其进行了解和认识，而不能总是抱着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对其不闻不问，甚至敌视。正如李平晔女士所说：“基督新教要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不仅要解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而且要解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李平晔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透视当代宗教研究，2004(1)在这一方面，汪维藩对马克思主义的精深钻研是其作为当代神学家的又一可贵素养。

    汪维藩的深厚学养还体现在他能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主动吸纳接受当今哲学、释义学、心理学、现象学等学科的发展成果，阅读、深思当代学者的前沿成果，既归回原著又不断创新，这就使其中国化神学具有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他洞悉当前学术界的“新保守主义”汪维藩所理解的“新保守主义”是在接受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特征的同时，试图从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和规范化上，制衡文化激进主义、唯科学主义带来的社会文化观念和人生信念的现代规范，尤其是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的沦丧和异化。见：汪维藩有容乃大——罗竹风先生逝世七周年祭当代宗教研究,2003(4)倾向，对后现代主义也有所了解。当今有识之士认为基督教要在今天的社会存在和发展，一是必须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得到广大人民的心里认同；二是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与时代发展相呼应。汪维藩在努力使其中国化神学具有时代精神，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和作为使其不愧为一位当代中国神学家。

    赵紫宸先生又说：“真正的神学家要具备两种资格，一种是敬虔的、顺服的信仰，一种是诚实的思想与成长的学问。”赵紫宸今后四十年中国基督教教义神学可能的发展金陵神学志，1950见：汪维藩让神学成为一门中国学问金陵神学志，1997(总)32期赵先生这里所强调的，是神学家的素质问题。作为神学家，除了必备的学养、学问以外，还要有两种素质：敬虔、顺服的信仰和诚实的思想。笔者认为汪维藩的身上也同样具备了这两种素质。阅读他的著作，从头至尾你都可以感受到他那种发自内心的真正的、敬虔的、顺服的信仰，并且能够体会到这种敬虔的信仰于其生命中真实的、热烈的流露和彰显。

    耶稣我主，我爱所归，

    我身我灵永属于你。

    幽谷之中思你心切，

    与你同去，今又春回！汪维藩与主同去歌（1982）赞美诗新编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已被译为英、日、德、丹麦、挪威等国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