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特点具体体现在汪维藩的神学思想中是相互统一、相生相伴的，这里只是为了论述的需要将这些特点分别列出。在他理解，重灵命和重伦理、重实践是一个互为表里的整体，重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了对圣经进行中国化的诠释，重视圣经的研究是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基础。

    汪维藩神学思想中这些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中西方思想文化背景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教会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汪维藩的神学思考必须以形而下的实践神学为重心；中国文化具有深厚的重生命、重实践、重伦理的传统，这一传统不能不在深受其熏陶的汪维藩的神学思想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源于西方的福音派神学强调圣经权威、个体灵性皈依的传统也不能不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这些特点的形成，又有其自身主观因素的重要作用，与其自身对神学的理解和解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汪维藩所理解的中国特色神学是：

    “带有中国文化学养与操持、中国历史之沧桑与使命感的中国人，肩负并怀揣着中国教会、社会和人民的困惑、艰难、忧患等等，来到上帝施恩座前聆听上帝的声音；又将源于上帝的安慰、指引、饶恕、督责等等，带给教会、社会和自己的人民。”汪维藩神学的贫困见：汪维藩的博客——汪维藩的神学言说

    他认为，神学是：

    “在奋斗的生活中对上帝的一种敬仰、追寻与聆听。”汪维藩让神学成为一门中国学问金陵神学志，1997(总)32期

    带着这样的理解，汪维藩提出中国特色神学建设需要四个不可或缺的根本条件：“启示、传统、文化及实践或经验，像四根柱石，支撑着中国神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的大厦。”汪维藩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文字工作室，19971启示，即上帝的启示——圣经；传统，即教会传统，是使徒所传的，流传至今的信仰与教义传统；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基督之道在中国的“肉身”；经验，即中国教会和中国信徒的信仰实践或灵性经验。正是带着这样的神学理解，从这四个条件出发，汪维藩展开了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基督教神学的思考。因而，其神学思想中就必然具有了重圣经、重传统文化、重实践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