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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融贯中西(8)(2/2)

心理学和宗教发展的趋势;拉姆把圣经揭示的神启,即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基督之启示视为终极权威,并认为神启要超越人之理解,却不与人的认知矛盾,人对神启的接受和把握使神启的超越性化为内在性,这就意味着神启已存在于一切人类知识真理之中。葛培理是当代福音派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剖析了苦难世界的诞生:苦难其实并不在神的原初计划中,只是因为人在刻意违抗神的话与诫命时,才为自己带来了苦难,但葛培理对苦难的存在持冷静而不绝望的态度,通过上帝的大能化苦难为祝福,这正是苦难的“积极价值”;他认为天国早已存在于人间,藉着基督与我们同在,住在一切真正信仰他的人的心灵里,因此,信仰的意义在于注重人的灵性、人的精神生活。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基督教会未能及时接触、了解到福音派神学运动在20世纪40~50年代以来由基要派向现代福音派发展衍变的整个过程,在近30年的时间里,现代福音派神学兴起和发展出的各种神学观点基本上没有对中国基督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我国基本上处于和外界隔绝的状态……神学思想完全停滞不前……这50年间,世界基督教经历过许多变化,神学思想上有许多重要的新发展……我们是到最近十几年来在改革开放中才多少知道一点……我们比境外的基督教在神学思想上也的确落后了几十年”陈泽民中国基督教应以怎样面貌进入21世纪——有感于《丁光训文集》出版,中国教会基要派信徒占大多数的现状并未改变,中国大多数基督徒还是持守着追求个人灵魂得救、消极遁世的基要信仰。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之后,现代福音派神学思想才随着当代西方各种神学思潮涌入中国基督教会,开始对教会上层产生影响。汪维藩很欣赏现代福音派神学的观点和模式,欣赏他们的现代福音主义路线——既持守基本信仰,又关心社会与人生。但汪维藩开放的福音派思想并不是从西方现代福音派的影响而来,实际上是在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在千难万险中自己探索出的一条“窄路”。所以他的思想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现代福音派的神学模式。在其神学思考中,充满了现代福音派的神学观点和倾向,但又具有中国特色,他自己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或者中国开放的福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