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融贯中西（4）

    赵紫宸先生相信中国文化传统实质上体现在孔子思想即儒家传统上，因此中国神学的任务就是对基督精神与孔子精神加以比较，弄清二者之间的区别和沟通从而使基督教融入中国文化。汪维藩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四书》，而后又研读《五经》，尤其熟谙《周易》和《礼记》，对之有深刻的研究，儒家文化中的许多思想都对其中国化神学思考产生巨大影响，以至于教内教外很多人称其为“儒家基督徒”。汪维藩从儒家经典中体认到了儒家人文主义的思想精髓，他在《让神学成为一门中国学问》一文中指出，在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具有包容性、涵摄性和践履性的大人文精神，即不把学问看成专门的知识，仅仅是为了澄清概念而提供正面知识，提倡做学问是为了实现“学者的主体人格修养和社会理想追求”汪维藩让神学成为一门中国学问金陵神学志，1997（总）32期。汪维藩指出，在儒家人文主义精神影响下，中国基督徒的神学思考大都以基督为中心，并习惯于从人伦推出天伦汪维藩中国教会神学思考之特色金陵神学志，1991（总）13期，使人伦与天伦相吻合。

    汪维藩从儒家经典《周易》、《中庸》中领悟出中国传统的“崇和尚中”的思维定势，认为崇和尚中既要排斥过分和不及两个极端，对事物或问题取适中态度，还要不流俗，不随大流，超脱于物外。汪维藩指出，以这种思维定势看待中国基督教的宗派联合，可以看到儒家的宽容与中庸精神是中国基督教进入“宗派后时期”的深层文化原因；以这种思维定势研读圣经，就能理解保罗超脱于得失、生死、尊卑的灵性境界。

    从《周易》和《中庸》中，汪维藩还领悟到儒家通变守常思想，即通晓事物之变迁、变化，同时又持守一些不可变易的规律、原则，这也是楼宇烈先生所说的儒家“守常明变思想”或者说权变思想。

    儒家的中庸和谐精神和注重整体关联性的人文理性思维方式对汪维藩等中国基督徒有很深影响，使得他们能够摆脱西方二元逻辑所造成的神学上的羁绊，在爱神与爱人、信心与行为、入世与出世、生命与死亡、今生与永恒等诸对神学范畴间游刃有余，保持某种平衡与和谐，不走极端。

    冯友兰、梁漱溟等众多学者都认为中国人缺乏宗教意识，缺乏宗教虔诚，汪维藩却从孔子对鬼神“敬而远之”的态度中读到了儒家对神的“虔”敬，从《中庸》“至诚与天地参；至诚如神”和新儒家王阳明“惟求得其心”、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天人合一思想中体会到了新儒家追求与宇宙相通，与上帝合一的纽带与通道——至诚，从儒家思想中找到了一条接近上帝的道路——虔诚。

    汪维藩从儒家经典《礼记》中感受到一种“不忘其本”的依恋情怀和注重归回或返回自己的初始的“乡愁”，并理解了《圣经·利未记》中祭祀之义乃是献上“归回上帝的一颗至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