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何处，不论何时，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例的，财富就随着这些因素而增进或减退；但是个人的勤奋与俭约、创造与进取，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这些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成就。

    历史到处向我们指出的就是社会与个人力量及条件之间起着交互作用的这种动人过程。在意大利与汉撒城市、荷兰与英国、法国与美国，我们所看到的是个人生产力，因此也就是个人财富，随着所享受到的自由以及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作比例的增长；而另一方面，自由与政治社会制度，反过来又从个人的物质财富与生产力取得了进一步进展时所需的要素与动力。英国工业与权力的增长，只是从英国的国家自由奠定实际基础的时候才真正开始的；而威尼斯、汉撒城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业与权力的崩溃，是与自由的丧失同时发生的。缺少了自由制度以后，公民个人方面无论怎样地勤奋、俭约、富于创造能力和智慧，也不能有所弥补。历史还教导我们，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得来的。

    自由、智力与教化在国家力量上的影响，因此也就是在国家生产力与财富上的影响，显示得最清楚的是在于航海事业多就这一点来说，再没有别一事业能比得上它的。在一切事业的经营中，最需要活动力、个人勇敢精神、进取心和忍耐精神的就是航海事业，而这些条件只有在自由气氛下才能滋长。无知、迷信以及偏私、怠惰、怯懦、软弱这些缺点在任何事业中都是要产生不利后果的，但特别是航海事业；在这一事业中，不可缺少自信心这一点，其重要程度，也是没有一个别的事业可以比得上的。因此被奴役的人民而能在航海事业上占有卓越地位的例子，历史上就找不出一个。印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努力，一向就严格限制在运河及内河运输与沿岸贸易。古老的埃及对海上运输所以抱憎嫌态度，也许是由于僧侣和君主们的深恐由此会助长自由与独立精神。古代希腊最自由、最进步的城邦同时也就是在海上最有势力的，它们的自由丧失以后，海军力量跟着也就不复存在，虽然历史上对于马其顿王叙述了许多陆上的战绩，但关于海上的胜利却一无所闻。

    罗马人是什么时候在海上最有势力，他们的舰队是在什么时候销声匿迹的？意大利是什么时候曾在地中海上独断独行，又是从什么时候起连它自己的沿岸贸易都落入外人之手的？西班牙的海军之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还远在英国与荷兰的舰队执行这一命令之前。商人寡头政治在汉撒各城市得势以后，权力、进取精神就跟汉撒同盟脱离了关系。

    西属尼德兰只有沿海几个省是得到自由的，至于屈服在宗教法庭势力之下的那几个省连内河航行的自由都没有。英国舰队在英伦海峡战胜了荷兰以后，到现在已据有海上霸权，实际上由于自由精神的发扬，早已决定了这样的形势；然而荷兰人直到今天还保有很大一部分商船，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船已几乎完全消灭。在法国**君主下，一位有干才的大臣的想建成一支舰队的个人努力，总是劳而无功，因为建成的舰队总是逃不了毁灭的命运。

    但是现在我们却看到法国的航海业和海军势力在日益增长中，这又是什么原故呢？美国的独立还刚刚开始，我们就看到它同它母国的强大舰队展开了斗争。但是中美和南美各国的情形又怎样呢？只要它们的国旗没有在海面上到处飘扬，它们的共和政体效能就很难加以信赖。得克萨斯的情形和它们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对照，这个地区还没有获得充分的政治生活，就已经想在海王领域内占一席地。

    但航海事业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力量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只有与其他的辅助部分结合在一起，才能发展起来，达到重要地位。无论何时何地，只有工业已达到了高度发展状态，航海业、国内和国外贸易、甚至农业本身，才会发展起来。如果说自由是航海发展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那么要发展工业力量，要提高一个国家的整个生产力，自由这个条件又将更加不可缺少到什么程度？一个富裕的、工商业发达的国家，而同时它却并不享有自由，象这样的情况，历史上还未见过。

    无论何处的工业，首先带动的总是河流、公路、铁路等等运输工具的改进，这是使农业方面、文化方面获得进展的基本要素。

    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和商业是会从这一个城市移转到另一个城市，从这一个国家移转到另一个国家的。它们在本上受到了迫害、压制，就会逃避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在那里寻求自由、安全和支持。它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希腊和亚洲移转到意大利，从意大利移转到德意志、法兰德斯和布拉奔，再从那些地区移转到荷兰和英国的。无论何处，驱逐它们的总是理性的缺乏和**虐政，吸引它们的总是自由精神。假使不是由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英国就很难达到掌握工业优势的地位。就我们德国所处地位来说，与其抱着守株待兔的态度，静侯着别国由于政策失当，把它们的工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工业不得不流亡到我们这里来寻找避难所，不如不要等待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而主动提供对工业的有利条件，邀请它们到我们这里来安家落户，这样做不是要聪明得多吗？

    固然，经验告诉我们，风力会把种子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因此荒芜原野会变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培植森林因此就静等着风力作用，让它在若干世纪的过程中来完成这样的转变，世上岂有这样愚蠢的办法？

    如果一个植林者选择树秧，主动栽培，在几十年内达到了同样目的，这倒不算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吗？历史告诉我们，有许多国家，就是由于采取了那个植林者的办法，胜利实现了它们的目的的。有许多孤立的自由城市，小型的共和邦，或这类城市与小邦的同盟，虽然领土有限，人口不多，兵力也很微薄，但是由于具有蓬勃的自由意志，在地理位置以及环境与机遇方面获得便利，它们早在那些大的君主国之先，就已由于工商业的发达而欣欣向荣；它们由于与这些大国的自由通商关系，向它们输出工业品，换回农产品，在财富和力量上获得了高度发展。威尼斯、汉撒城市、比利时和荷兰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这种自由贸易制度，对于同这些范围较小的国家发生商业关系的大君主国自身，在开头时也是同样有利的。这些大国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在社会制度方面还没有充分发展，在这样情况下自由的；这个时候外国商人具有压倒一切的资本力量，具有较高的经验和才能，在这样情况下，它们本国商人的进取精神是永远不会抬头的。因此它们就用了限制制度、特惠待遇、奖励补助等种种措施，把那些外国人的财富、才能和进取精神移植到它们的本土。它们采行这个政策时，有的与所悬的目标格外相切合，有的则在切合程度上差一些，有的在进行时态度格外认真、坚强，有的就不免要差些，政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