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为了要在最巩固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繁荣的结构，足足忙了几个世纪，而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却凭了他们的新发现，一下子就发了财，在极短促时间内拥有了巨大财富，但这是浪子手里的财富，是中了头奖得来的；而在英国人手里的财富刚好比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家长辛苦集聚起来的。前者是暴发户，浪费过度，任意追求奢侈享乐，可能一时看上去似乎比后者值得羡慕，但是在他手里的财富只是供作取快一时的手段，而后者则把财富看作主要是为后代争取精神与物质幸福奠定基础的一种手段。

    西班牙很早就有了品种优良的羊群，这使英国的亨利一世远在1172年就禁止输入西班牙羊毛，而意大利毛纺织业所需原料的大部分，远在十世纪及十一世纪时，就一直是取给于西班牙的。在那时以前二百年，比斯开湾一带的居民就以制铁、航海与渔业著称于世。他们是最先从事于捕鲸业的，直至1619年，他们在这一事业上还远远胜过英国，英国还特为请他们派专人到它那里去传授捕鲸技术。

    摩尔人十世纪时在阿卜都拉曼（Abdulrahman）三世统治下（912一950年），就已经在瓦伦西亚一带的沃野从事于棉、稻、甘蔗的种植和育蚕事业。哥尔多华、塞维尔和格拉那达在摩尔人的时代就已有了比较发展的丝织业与棉织业。瓦伦西亚、塞哥维亚、托利多与卡斯提尔的几个别的城市都是以毛织业的发达闻名的。单是塞维尔一处，在历史上很早的时代，就已有织布机一万六千架；当1552年，塞哥维亚的毛织业就有一万三千工人。其他各业，尤其是武器与纸张的制造，也有相似的发展。法国当科尔伯特的时代，还惯于向西班牙采购毛织品。西班牙的口岸城市是广大贸易与重要渔业的中心，它直至腓力二世时代止，一直拥有最强大的海军。总之，西班牙是具有一切走向强大、富裕的因素的，而**政治与顽固不化结合在一起，却要来摧残国民的进取精神。这种愚昧无知的举动首先表现在驱逐犹太人，表现得最激烈的是驱逐摩尔人，由此把二百万最勤奋而富裕的居民连同他们的资本赶出了西班牙。

    宗教的排除异端精神就这样地把本国的工业放逐出境，同时也不许国外工业家在西班牙境内安家落户。至于美洲大陆与好望角航线的发现，对于这两个国家财富的增进，性质只是浮而不实的，一瞬即逝的——实际上这关发现对两个国家的工业、两个国家的力量首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并不象后来荷兰人与英国人那样用本国工业品向东印度群岛与西印度群岛易取物资，而只是用他们从殖民地榨取得来的金银向外国购买工业品。它们的国民原来是勤恳的、有用的，在它们的政策下却变成了买卖奴隶的贩子，变成了殖民地的**魔王。它们就这样助长了荷兰与英国的工业、商业和海上势力，养肥了敌人，引火烧身；这些国家不久就壮大起来，有了足够的力量，来摧毁它们的舰队，夺取它们的财源。后来西班牙的一些国王制定了禁止金银输出、禁止工业品输入的命令，但是毫无实效。只有在宗教自由、政治自由的土壤上，进取精神、工业和商业才能生根，才能发荣滋长；只有工业懂得怎样吸引并使用金银时，金银才能保持住。

    但是葡萄牙在一位开明的、有权力的大臣主持之下，对于工业的发展确曾作过一度努力，努力的初步结果使我们感到震惊。这个国家同西班牙一样，从远古以来就有了品种优良的羊群。斯特拉波（Strabo）告诉我们，曾经有一批优种羊由亚洲传入葡萄牙，每只的代价是一个泰伦（talent）。当厄勒塞拉（Ereoeira）伯爵于1681年当权时，他想到了一个计划，要设立毛纺织厂，利用本地原料，以本国工业品供应本国和殖民地。为此特向英国招来了纺织工人。这些毛纺织厂在当局照顾之下获得了迅速发展，结果在三年以后（1684年）就使他可以实行禁止毛纺织品输入。从那个时候起，葡萄牙就把用本国原料制成的这类工业品供应本国和它的殖民地，进行得非常顺利，这样经过了十九年，这种情况在英国作家的著述中也有证明。

    的确，即使在那个时候，英国已经显示出了它的才能，这种才能后来更发展到了完善的境地。当时英国人为了逃避葡萄牙对毛织品输入的关税限制，它们把这类出品加以改头换面，称之为哔叽或毛毯，实际上用途相同，然后把它输入葡萄牙。但是这种伎俩不久即被发觉，这类货色随印也被禁止输入，诡计归于无效。葡萄牙这次发展毛纺织业居然获得成功，的确是有些出人意外的，因为这个国家在不久以前，由于驱逐犹太人而流出了大量黄金，而且还一直受着顽固势力、**政治与封建贵族的毒害，人民自由与农业生产长期受到了摧残。

    但是在厄勒塞拉伯爵逝世以后，1703年，有名的英国大使保罗·麦修恩成功他说服了葡萄牙政府，使它相信，如果英国允许葡萄牙酒类按低于别国所纳酒税三分之一的税率进口，同时由葡萄牙允许英国毛织品进口时按照1684年以前的税率(即百分之二十三）纳税作为交换条件，这样于葡萄牙将大大有利。在葡萄牙方面，签订这个条约的主要动机，看上去好象是葡萄牙国王方面的希望增加关税收入与贵族方面的希望增加地租收入。英国女王安娜在这个条约里把葡萄牙王称为“她的老朋友与同盟者”。当年那些不幸的国王被罗马的元老院拖下水，与它发生进一步密切关系时，元老院对这些国王也是惯于使用这类称呼的。两者所奉行的是同一个原则。

    这一条约缔结以后，顷刻之间，英国工业品即泛滥于葡萄牙市场，而且立见分晓的是葡萄牙工业突然而彻底的崩溃，这种结果跟此后与法国签订的所谓伊甸条约以及德国废除大陆制度的情形极为类似。

    根据安德森的证言，即使在那个时候，英国人对于在海关报单上将货值以多报少的技巧就已经那样精通，结果他们实际支付的税款还不到应纳税款的半数。

    《英国商人》有这样一段记载：“禁令取消以后，我们从他们那里拿走了那么多的银币，以致在那里剩下的，已经几乎不足以供应他们的需要；于是我们把目标转向他们的黄金。”这样的贸易由英国人一直继续到最近时期。他们把葡萄牙人向殖民地取得的贵金属全部运走，其中有一大部分是运到东印度群岛与中国的，然后，象在第四章里已述及的那样，在那里把贵金属换成货物，运售欧洲，换回原料。英国对葡萄牙每年的输出额超过由那个国家的输入额达一百万镑。由于贸易上这种顺差现象，使外汇率降低到百分之十五，不利于葡萄牙。《英国商人》的著者向那位鼎鼎大名的公使的儿子保罗.麦修恩爵士献辞时说：“我们对葡萄牙贸易中，差额的有利于我方，为对任何其他国家的贸易所不及，我们现在从那个国家输入的硬币已达一百五十万镑，以前不过三十万镑。”

    从那时起，所有英国商人、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家一致赞扬这个条约，认为是英国商业政策上的一个杰作。安德森对于有关英国商业政策的一切问题是具有清晰的观察力的，而且讨论这些问题时态度也是非常坦率的，他也称赞这个条约是“极度公平而有利的”，他也不禁要天真地高呼，“但愿它能够天长地久地继续下去！”

    直到亚当·斯密才提出了一种与这类异口同声的论调直接相反的理论，他认为麦修恩条约并不在任何一点上对英国商业有什么特殊利益。舆论对这位轰动一时的作家表示了盲目信从，接受了他的（一部分是很荒谬的）见解。如果要问为什么对他意见的信从是盲目的，只须举出一点就够了——上面所提到的那个意见，直到现在还存在着，没有人加以反驳过。

    亚当·斯密在他著作的第四编第六章里说，根据麦修恩条约，葡萄牙的酒进口时只须檄纳别国所檄进口酒税的三分之二，这是给与葡萄牙人的明确的利益，而英国人以毛织品运往葡萄牙时，仍须照檄与别国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