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一般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真实性曾有所怀疑，对于在我看来的错误以及发生这类错误的根本原因拟加以探讨；自从怀有这一企图以未，直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十三年以上的时间。我的职务（教授职务）使我有了担任这一工作的动机；反对意见是无可避免的，但这一事实却更加促使我要把这个工作深入一步。

    与我同时代的德国人当不会忘记德国的幸福生活于1818年已经衰退到了什么程度。我为了做好准备，对于政治经济学作了研究。关于在这个问题上前人所想过和写过的东西，我使我自己有了与别人一样的充分了解，但是把这门科学就按照它目前形态来教导青年，这样的做法我不能满足；要提高德国文化、生活和权力应当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能实现，我希望能把这个教给他们。流行学派所告诉我们的是自由贸易原则。当考虑到法国取消各省间的关税，考虑到三个王国处于大不列颠一个政府之下的情况时；这个原则显得是与常识相调和一致的，也是被经验所证明了的。但是拿破仑大陆制度的非常有利效果以及这一制度取消以后的危害现象都是近来的、活生生的事实，这一切都不容忽视；这些与我以前凭观察所得的认识都好象是直接矛盾的。我想肯定一下这个矛盾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当我这样思考时，我想到了一个念头——流行理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只有当一切国家都象在上述各州各省一样的情况下遵守着自由贸易原则时，这个理论才有其正确性。这就使我要考虑到国家的性质。我所发觉的是流行学派并没有考虑到国家，它所顾到的，一方面是全人类，另一方面只是单独的个人。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双方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上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幸在工业上、商业上还远远落后于别国，那么它即使具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也必须首先加强它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使它具备条件与比较先进各国进行自由竞争。总之，我发现世界主义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我认为德国必须取消国内关税，采用统一的对外商业政策，由此来努力达到别的国家凭了它们的商业政策在工商业发展上所达到的标准。

    1819年，弥漫于整个德国的是有关政治新制度的种种方略与策划。君主和臣属，贵族和平民政府官吏和学者，他们所忙着的都是这件事。德国就象遭过了一次战争破坏以后的一座家园，以前的家主回来了，一切都想重新动手布置起来。有些人一切都想率由旧章，甚至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主张照原样不动；有些人想全部更新，彻底改用现代装备；还有一些人则常识与经验两者并重，希望走中间路线，使过去的主张与现在的需要相配合。到处是意见上的矛盾和冲突，到处是以促进国计民生为宗旨的团体和组织。国会宪法本身就是草创的，是在仓猝中拟就的，多数有知识、有思虑的政治家都认为这只是一个粗具规模的雏型，此后可望逐渐加以改进。宪法中有一条（第十九条）显然为建立国家商业制度留下了余地。我认为这一条为我们祖国今后工商企的繁荣提供了一个基础，由此就起了这样一个念头，要想粗饿一个德国工商业协会，目的在于取消我们的国内关税，使德国全国能采用统一的商业政策。这个协会最初怎样生试，怎样导使开明的、胸怀磊落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统治者采取一致行动，随后又怎样建成了德国关税同盟，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

    作为德国工商业协会的一个顾问，使我处于很困难的地位。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从业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作家，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染和陶冶，对于任何一种保护税制都认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犯忌的。他们的后援是英国势力，是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那些经营英国商品的商人。尽人皆知，英国政府通过“机密费”的布置，在操纵国外舆论方面，它所拥有的是如何强有力的一个手段；只要有助于它的商业利益，它是从来不惜任何代价的。于是在汉堡和不来梅，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出现了大批的、数不清的新闻记者和报刊社论作者投入阵地，对于德国工商业者施行统一保护税制的“不合理愿望”，加以谴责，对于这些工商业者的顾问更竭尽所能地加以诋毁；例如，他们说这位顾问对于科学最高权威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本一无所知，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智力来理解这些原理。流行经济理论以及德国学者们的见解原来是站在他们一面的，这就使这些为英国利益说话的人，在进行工作时更加得心应手。

    在这一场斗争中，双方所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