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大部分时间总部设于加来（该市迄1588年一直属于英国管辖），它所行使是英王授予的权力。“斯泰普”享有的官方垄断权，是中世纪时期对重要全国性商品进行贸易的典型手段（经“斯泰普”输出的羊毛，大部分显然是由意大利海船运载，虽然早年汉撒同盟商人曾参与其事，向布鲁日地区一些制造业中心运送羊毛）。

    然而，当时却有许多办法可以绕过“斯泰普”的垄断。例如，苏格兰羊毛可以直接运往法兰德斯，更为重要的是，商人可申请独立输出羊毛的王家特别执照。从1455年到1485年，在蔷薇战争期间，英王就曾向意大利银行家颁发许多这类执照，以换取现款或偿付欠债。对这类债款大肆投机，成为麦第奇银行伦敦分行金融崩溃的主要原因。

    1400年前后，毛布成品贸易已变得十分重要，有单独进行组织的基础，因而许多“商人冒险家”——这是往国外旅行销售商品者的称呼——便开始组织一个法人商团，来经营和管理这项贸易。英国历来由于大量输入东方奢侈品，在对意大利贸易中一直有逆差。毛布成品的输出，帮助贸易取得平衡。而且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意大利独揽东方贸易的局面宣告结束，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便开始发展国内市场。黄金和白银从新世界大量流入，为这一扩展提供了资本，而不断上升的物价，尤其是迄1550年以后的涨势，导致小农和大贵族一同陷入绝境。毛布制造原先曾由若干不同行当分头进行——洗毛业、纺线业、织造业、缩绒业、染色业，等等——后来日益变得归由同一位企业家掌握全盘，由他收购羊毛和控制整个生产过程。各业行会因而失去了实际重要性。

    我们曾经谈到人为这发展所付出的某些代价。农村公地一旦被圈围，生产一旦组织起来，以保证羊毛供应，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便结束了。一个由摩尔所提及的那些流浪汉组成的潜存劳动阶级开始出现，他们被吸收到生产过程中来，才得脱出无以为生的困境。这些事件的另一个社会角度，可见之于16世纪中期在剑桥流传的一首为拆毁牧羊栅栏作辩护的诗：

    在我看来，先生，这件事

    像建造一座教堂一样做得很漂亮

    因为剑桥镇长真正是

    给全国树立了极坏榜样

    他们下边的人也都同样仗势逞强

    把穷人土地圈占精光……

    因此我要凭良心

    让历来都有的事成为平常

    这首诗所埋怨的那些城市官员曾做过些什么事，在16世纪中期剑桥镇纪事录中有记载：

    有一片有恶臭的地，从公地上被划开，用一道中墙在耶稣巷尽头将它圈围起来，为此本镇法团组织得了补偿，但本镇全体居民却未得补偿，他们感到受了损害。

    换句话说，城镇属于它的居民——亦即当初期神圣誓盟团结在一起的那些人的后裔——共同所有这一中世纪理想，已经维持不住了。“法团”已变得等同于城镇官员，也就是居民中最有钱有势的人，他们把城镇财产视同自己所有，可以任意出售以饱私囊。

    为了适应生产合理化，田地必须圈围起来，各种行会特权必须在给企业家和出口商组成的商号颁发特许状时予以废除，土地法必须重订；这些任务须有一个强有力、集中的权威，而资产阶级正是在早期最推尊强有力国家机器的人。像英国和法国那样的民族国家，由于能使大家团结在坚强的中央权力周围，所以能渡过经济大混乱，并从而更增强大。

    对于这些发展，摩尔等人加以猛烈抨击。如果我们认为摩尔在《乌托邦》中说的是真心话，就可以找到解答摩尔本人生、死之谜的关键。他乃是为了一个原则而死，这原则就是：“要做国王的忠臣，但要先做上帝的忠仆。”他始终反对亨利八世与亚拉冈的加德琳离婚，忠告国王离婚是违反教会法和神律的。后来，亨利王在离婚以后，又迫使英国议会宣布他为英国教会至高无上的首领，摩尔却拒不参加承认亨利应当受此尊号的忠诚宣誓。他的立场就是他在攻击异端时的立场：一个人可以相信他所希望的东西，“只要他不公开引起反对他君主的毁谤、骚动、暴乱”，就不应因之而要受任何惩罚。

    摩尔以叛国罪名受审，被指控“意欲剥夺国王的尊严、称号、或其王室身份名位”。由此看来，他受审的中心问题，只不过是拒绝宣誓的小问题，但它却具有着远为更广泛的基础：摩尔认为议会决不能宣布一个信徒在信仰方面至高无上，因为这样的僭妄倾向于分裂《圣经》所要求、而实际尚脆弱的基督教信仰统一。这一步必将增加战争和破坏，并将无可挽救地阻碍创建合作性的大共同体。摩尔和伊拉斯莫斯两人有一个相同观点，即认为国家之间疆界纵横乃是“为娱悦君王幼稚的恶念而胡乱画出来的图案”。天主教虔信徒摩尔不能同意亨利对宗教的要求，正如人本主义者摩尔也不能考虑牺牲人与人的关系而代之以现金和契约的束缚。他也决不赞成原则应当充分灵活，以适应可能被提出为国家或经济利益作论辩的任何理由。我们从《乌托邦》中看出，摩尔坚持这类看法已非一日。他还曾在一篇未完稿的理查三世传记中描述理查的性格，说他决不采取“无关道德的治国之术”。摩尔曾写道，“聚敛钱财”乃是“使英国人收回他们爱戴君主之心的唯一事情”。

    摩尔不是一个神秘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为封建时代的野蛮、或为某在位教皇的政策辩护的人。作为一位律师，他对所反对的决定和力量的许多制度性后果看得十分清楚。当那位日后要成为他主要审讯者的汤玛斯·克伦威尔在他辞去**官之职后来看望他时，据摩尔之婿记述他曾经忠告克伦威尔说：

    克伦威尔大人，您现在开始伺奉一位最高贵、聪敏而开明的君主了；假如您许可的话我要略进卑微的忠告：在您向主上献言时，尽管说明他应当怎么做，可千万别说他能够怎么做。……因为一头狮子若是知道了自己的力量，就谁也没法管住它了。

    克伦威尔没有听从摩尔的忠告。马基维利在《君主论》中曾写道：“凡不问既成之事而专究何者当为之人，必自取灭亡而无以自保。”克伦威尔也许没有读过马基维利，但尊重都铎王朝治国术的根本理想。当后来轮到他见罪于亨利八世要上断头台时，他曾发言表明他的尊重：“我依法当死，我冒犯了我的君主。”

    摩尔的错误在于他相信理性、论说、或信仰能够真正改变都铎王朝历代君主所启动的发展。但是，他对于正在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看得十分清楚，致使他的生平和著作成为如柴斯特顿和考茨基那样志趣各异的许多作家竞相研究的题目。后者曾写道：“摩尔为自己树立的那些目标并非闲暇之时的幻想，而是深刻洞察他那个时代实际经济趋势所得到的结果。”在这一研究中，我们也能够看见这些趋势在资产阶级土地法中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