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玛斯·摩尔（Thomas

    More，1478—1538）属于他那个时代最有教养的人物之列。他是一位卓越律师，在普通法法庭上为人辩护收费极高，同时也是一位富有才华的社会评论家，其发表于1516年的名著《乌托邦》，提出了对一个理想社会的憧憬，文笔优美，满纸尽是辛辣的社会批评。他的许多警语、诗篇和戏言，他对异端的谴责，他同伊拉斯莫斯终生不渝的友谊，他对《圣经》经常不断的研读，他对教育女儿通晓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关怀，他曾论述圣奥古斯丁《上帝之都》的多次讲演——所有这一切充分证明他是众所公认的欧洲人文主义哲学运动的领导人。总的说来，摩尔乃是将中世纪普通律师最优秀的品质，同我们所谓“文艺复兴人”所具有的种种气质结合于一身了。

    如果说摩尔代表着中世纪传统，那末，那确是不仅受到人本主义精神影响，而且也还经受种种实际事务磨炼，因而变得开明通达的传统。中世纪传统与新兴市民阶层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并非仅仅是强使信念趋于同一与信教自由之间的冲突，也不只是天主教社团精神与抽象的个人主义理念之间的冲突。就摩尔而论，发生冲突的根源，都深藏于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内部，我们考察一下摩尔本人所曾作出的若干抉择——它们必然导致与亨利八世直接冲突，并终使他以叛国罪名被处死——就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那些抉择看起来乃是现实经济后果与人生后果之间的抉择，是在对真正上帝普遍、强有力信仰指导下作出来的。在中世纪概念中，这上帝是以永入地狱苦来迫使世人顺从他的愿望的，而在新兴观念中却以善行作为救拯的确证。

    摩尔的一生还表明，他乃是资产阶级法律史上一个决定性时期的产物。作为英国两所最重要普通法法庭之一，即高等法院（King's

    Bench）的一位法官的儿子，摩尔曾研究欧洲大陆民法，对公教法也有认识，但他实际所受的却是英国普通法训练。他显然也很懂得商人法，或至少很懂得商人种种惯例，因为曾被新一代英国商人市民最重要的团体“布商公会”授予“自由权”，并曾多次被各种商人集团选派前往与英国日益增长的毛布贸易有密切联系的制造业中心法兰德斯，执行交涉任务。摩尔曾有一个时期出任国会议员，并曾担任下议院议长，其时正值该院的独立性及财政功能均已开始有明确规定。他在亨利八世手下被委任多个重要官职以后，又被任命为通常只有教士才能担任的**官，这实系对他法律才学的破格推崇。摩尔以**官身份行使司法管辖权，复审各普通法法庭案件，并依据衡平法原则予以修正和纠绳，还在原判法庭无能为力时提出补救办法。在此我们并非要突出摩尔作为推动英国社会的基本力量，而毋宁是要在他一生和死亡之中，看出正在起作用瓦解封建秩序的种种矛盾。

    摩尔在获得律师资格那一年——即在专业学院“林肯法学所”熬足岁月、有资格出庭之后——还曾发表演讲，论述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都》。那个时期，中世纪宇宙观还残留在人的信念之中，深信“唯一真正教会”是统一的。仅以早期最杰出的神学家圣奥古斯丁为例，他就曾经宣称信念的统一乃是在世间造成符合上帝旨意社会的唯一途径。他的理想强韧有力，在宗教革命种种斗争中一再得到证实。就连喀尔文在底子里也都服膺这一中世纪理想，因为他对唯一真正信仰——新教——之外的异端，决不会比宗教裁判所更宽容。

    但是，这统一当时并不存在，过去也从来不曾存在过，只有在早期受迫害的基督徒社团中或许例外；路德和喀尔文都很正确地发现，它的精神成分业已开始腐烂和受到毒害。然而，那一理想作为人类社会应当追求的目标，却仍然是高悬着的。人人当尽力追求的基本德性也十分明确：公平价格、真正的宗教、人人各得其所、鄙弃唯利是图。而且，在怀抱此种理想的人看来，许多人竟要抛弃这理想，转而追求建筑在制造业、贸易和金锭等具体的事物上的社会，实在是在引导国家走向道德和人性灾难。

    摩尔认为，英国经济扩展所付的社会代价未免过高，特别因为这扩展意味着中世纪人本主义理想的终结。《乌托邦》乃是在16世纪时已开始成为哲学和技术研究特征的理性指引下，对早期教会理想的精神普世性的再创造。《乌托邦》描述了一个公社式社会，它并不强求一致，但却通过明显可见的公正制度而达到全体一致。人人都有工作，尽管不是有组织的工业式工作。在那里，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生产。摩尔写道：“你将会惊奇地发现，多么少的人实际生产出人们全部需用的东西。”相应地，那里不鼓励企业家精神或利润动机。在乌托邦没有贪婪之心，因为人并不是生来贪心，那里也没有律师，没有贵族。

    摩尔的宗教是同对英国社会的实际观察结合的，在《乌托邦》导言部分借拉斐尔之口，他对英国社会进行了有力批评。

    那里有大批贵族，他们都像雄蜂一样依靠别人的劳动过活，换句话说，就是依靠他们的佃农过活。……他们不以自己游手好闲为满足，还要带着大群同样游手好闲的随从到处跑。……

    盗贼当兵十分在行，兵充盗贼干劲十足。……它［指战争和常备军］实际是一种传遍世界的瘟疫。例如法国就正在感染一种毒性甚至更大的瘟疫。

    羊……这种温顺的动物，向来只需要很少的食物，现在却显然变得胃口极大，竟要吃人了。田地、房屋、城镇、一切东西都被它们咽下喉。……贵族和乡绅，且不说那几个圣徒一般的修道院长，都不再满足于过懒散、舒适而无益于社会的生活——他们非要积极地危害社会不可，把所有他们能够用来放牧的土地统统圈围起来，不留一片耕种之地。每一个贪得无厌的人都在掠夺本乡本土，就像恶草蔓延，侵占了一块又一块良田，用一道栅拦圈围起成千上万英亩土地。其结果——成百论千的的农民遭到驱逐。……等到他们四处流浪了一阵子，……他们除了盗窃——从而理所当然地被绞死而外，还能够做什么呢？

    这位代言人还继续指出，由于羊毛价格高涨，少数有钱人操纵羊毛销售，很多贫穷毛呢纺织工都受到价格排挤退出了市场。

    在上面寥寥数行之中压缩了的，乃是此前100年来的经济史、以及亨利八世及继位者治下实行都铎王朝经济政策的种种后果。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亨利八世虽曾阅读过摩尔送给他的《乌托邦》，竟仍然要摩尔为他效劳，并不断提升其官职直至全国第二最高之位，那么他的用意到底何在呢？

    但是，那又是怎样一段历史呢？数百年来，英国一直向法兰德斯或北意大利的毛呢纺织作坊输出羊毛。许多银行和商人的文件档案，从法兰德斯和意大利收购商、伦巴底钱商和“斯泰普”（Staple）商人的观点，十分清晰地描绘了这项贸易。“斯泰普”是一个对原料享有王家垄断权的集团，15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