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的重压下支撑不住，已无能力再资助费用甚高的海上冒险贸易。确实，意大利商人居于独享特权的地位，拜占庭人对这一点是深怀怨愤的，最后达到极点，以致1180年在君士坦丁堡爆发骚乱，大肆屠杀拉丁族人。

    亚马非约在1030年前后，就已在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有一处很繁盛的商人侨居地，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旅馆——“圣约翰旅客招待所”。这片小飞地作为拜占庭皇帝的附庸，宣称有权免缴赋税，并与穆斯林人进行有厚利的贸易，它甚至直到亚马非的商业繁荣衰退以后还能存在下去。1071年诺曼人征服了亚马非，使它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宣告结束。

    可是，威尼斯仍继续处于强有力地位，取得了对地中海沿岸许多小据点的宗主权。直到后来，意大利海上实力参与对十字军的支援，展开了争取恢复地中海贸易的战斗，威尼斯才受到比萨和热那亚两个后来者挑战，这两者都是与西方正在兴起的城市运动有联系的。

    威尼斯和亚马非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成长中，是起过很重要作用的。12世纪热那亚的“海会”，大概是从更早以前威尼斯的“伙会”（Colleganza）演变而来。对地中海贸易以及后来对大西洋海运贸易至关重要的海上法规，其渊源须经由威尼斯和亚马非追溯到拜占庭。亚马非大概最早是在公元954年，最迟不晚于1010年，就曾公布过它的海事条例。公元900年前后，古代罗马和罗马以前的海事惯例曾由拜占庭几位皇帝恢复；威尼斯的海运贸易所遵循的，大概正是那种惯例。这类法规最重要的部分在于，要分摊货物损失时承受损失的责任，要管理货主与船主之间的纠纷，尤其要提供一套可在一切口岸和货物集散地通用的规章条例。

    银号经营技术和实际业务，也必定曾在威尼斯和亚马非的发展中，起过主要作用。钱业法人组织直到14世纪之前尚未出现，但是在这两个城市里，有许多建筑物遗址和当时的生活记载，都呈现出曾有过巨大个人和家族财产的迹象。10世纪和11世纪时银号业务的确切经营技术，从现存资料难以察明，我们只可通过现在人所共知的种种事实来作推想。携带大量金币或金锭去为若干艘大船的货物结帐，实际一定难以办到，而商人组成商队驮带大批现款则更难想象，因此就需要假定有信贷机构，至少在“中间商人”（mercatores）——专以买进卖出为生的人——作大买卖时如此。唯一可作的臆断是：在威尼斯和亚马非这两个城市及其周围的银钱行业的发展，要比现有的最早史料记录还更早得多。

    因此，我们可以见到，威尼斯和亚马非乃是对西欧经济渗透的结集阵地，这种渗透当时既推动了、后来又深刻影响了西欧当地原有的革命性城市运动。经由威尼斯和亚马非，以及后来的热那亚、比萨和它们的联盟网传来的种种法律和商务技术，原都是在古代罗马的国际贸易所形成、而又在拜占庭得到过发展的。意大利各城市从拜占庭商人手里接过了办理货栈、从事海运、经营钱业等等活动，就将那些技术都传输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