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拥有脚下的广阔的土地，永远不会沉没。

    农民熟悉他们的土地，他们在他们的土地上闭关自守，在那里设防、他们唯一害怕的是土地被人侵占。对他们来说，沉没的危险就是把他们耕种的一小块土地合并到他不知道的、无边无际的土地海洋中去。因此，“分配”土地和“共有”两个词在他们听起来好象是警报。1848年这些话大大地加深了共和国的灾难，自从三个王国结成新的联盟以来，这些话又被用来反对共和国了。

    这并不是要把“**”一词从政治词典中删去的理由。远远不是如此，而是必须使农民习惯于把**理解为是一个希望而不是一个威胁。只要证明共产社会是整个国家的全民协作就够了，而全民协作是部分协作逐步形成的，部分协作又是随着联合组织的不断扩大而成的。在法国领土上已经有了政治协作。为什么经济协作不能随着思想的进步而成为政治协作的自然补充呢？

    但是，必须明确宣布不能强迫任何人把田地加入某一个协作组织，而且如果参加协作，必须完全是自觉自愿的。共和国敌人的财产，将根据司法委员会的命令作为罚款予以没收，这丝毫不牵涉到所有权的原则问题。

    必须同时宣布这些命令将尊重中、小业主，因为他们的反抗没有多大关系，即使有也不值得予以打击报复。需要立即坚决彻底把贵族和僧侣从我们土地上驱逐出去。走，滚出国境去！

    **要多久才能在法国建立起来呢？这是个难题。根据人们目前的思想情况来判断，**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但没有什么比形势更不可靠的，因为没有一件东西如此变化不定。实现**的最大障碍是愚昧无知，再三重复这点也不算多。在这一点上，巴黎还有幻想。这很简单。人们在光明的中心看不见黑暗的地区。报纸和旅客谈到外省的情况，并没有加以描绘。要想了解黑暗势力，必须深入到黑暗中去。如此浓厚的黑暗势力笼罩着法国，以致似乎不可能冲破。只有一个地方有阳光，某些其他地方刚刚是黎明，或者是有点微微的曙光，其余到处都是黑夜。

    因此，对我们来说，要清楚地看到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现实和愿望之间有着如此大的距离，以致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然而，有一个假说给我们一把解决难题的钥匙。假如每个公民都受过中学教育，通过什么方式能建立绝对平等呢？绝对平等就是协调所有人的迫切要求的唯一手段。毫无疑问，只有通过**才能绝对平等。**是一个文化极高和完全平等的社会可能采取的唯一组织形式。

    但愿渴望平等是教育的第一个结果，最不可抗拒的结果，为了相信这点，只要用眼睛看看周围，看看自己就行了。在有知识的人之中，如果不是慑于暴力的压制，谁愿意忍受任何欺压呢？压制已养成了人民逆来顺受的习惯。人们甚至不敢想象平等，即使是想，也只是耸耸肩膀，作一个无可奈何的雄辩姿态。

    可是这个暴力是什么呢？这就是愚昧无知，由于偶然的机会，听从首先来者的指挥，应征参军、胆战心惊、俯首帖耳、既是暴力的工具同时又是它的牺牲品的愚昧无知。没有愚昧无知的人，没有士兵！这样就消灭了一切统治的力量。那时谁还能够任意支配他的邻人，或者依靠损害他人来生活呢？平等将是第一条法律。博爱和自由，是它天然的、永不可少的伴侣。**肯定是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的必然形式，因为根据一般常识来看，只有**才能解决全部经济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不可能是当前社会形式的原因，**只能和普及教育并存，而我们目前还不能实现普及教育。过早地企图把**种植到不适应的地方只会带来灾难。1848年大多数工人不能接受工资平等，因为工资平等和他们受过的有限教育的确是不相容的。

    协作是**的未来母亲，她还只是处在怀孕的初期。协作组织把它的参加者保持在交换制度之下，因此仍然是个人主义性质的制度。任何人都不会同意使这个组织更狭窄的。进行如此深刻变革的条件一点都未成熟。直到今天，共产社会给人们看到的只是协作的、讨厌的表现形式，修道院似的形式。可是共产社会未来的表现形式却是自由。一条路道不论天冷天热，都是干燥而坚硬的。但在冷热之间，有一个熔解的过程。

    在巴黎，人们胆敢在群众集会上用谩骂政变的字眼攻击“脱离劳动阶级的人”。人们胆敢说学者社会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人们宁可要一个愚人社会。当一个国家因愚昧无知而被奴役时，却埋怨说有教养的学者太多了，这难道不是人民敌人的语言吗？他们也深深感觉到这一点，因此用恭维词藻来掩盖他们的策略。他们用阿谀奉承来骗人，向无产阶级宣传双手的灵巧和脑子的智力具有同等价值。忠实于人民大众解放事业的劳动人民完全了解这种称赞所包含的毒素。他们深知体力和技巧并不等于智慧，一个工业品的制造者可能同时是一个盲目的受骗者。

    在原材料的手工操作方面，多少动物如果不比人强，至少也是人的对手啊！有些鸟窝简直是些无法模仿的杰作。哪有比蜜蜂和蜘蛛更高超的工人呢？蜜蜂能按我们永远不能超过的几何的精密度把许许多多六角筒并列起来。蜘蛛无视数学家的科学和纺织工的手艺会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织丝，在各种不同的角落里结网。但它们只是两种普通的昆虫啊！

    不！之所以成为人，并不是手工的巧妙而仅仅是人的思想。解放人的工具不是手臂，而是脑袋，而脑袋只有经过教育才能有活力。攻击思想的乳母就是对有思想的人的凌辱，对社会的犯罪。

    胃不吃东西会难受，脑子却相反容易习惯饥饿。脑子越饥饿，越没有吃东西的需要。脑子过分饥饿不会引起贪欲，反会引起对食物的厌倦。脑子并不感到饥饿的坏处，甚至还会感到满意，它自愿陶醉在有气无力的昏迷之中。如果胃不吃东西会造成身体的死亡，那么脑子没有知识就会造成精神的死亡。只有一些野蛮的人才能满足于纯粹牲畜般的生活。因此，暴政也知道，只有通过使人的智力萎缩才能从精神上消灭一个民族，并且可以说是把他们排出于人类之外。一个民族能够宽恕压迫者的奴役、监禁、苦刑、贫困、饥饿、一切暴力、一切灾难、一切痛苦，但是永远、永远、永远不能原谅对他们思想的凌辱和对他们智慧的窒息。对这样一种罪行，不能有半点饶恕！

    因此，不要去理会那些胡说八道，那些幻想的纲领、词句和形式的争论！人民的得救要依靠教育。知识！知识！这是普遍的呼声。敌人是不要教育的。他们千方百计要使我们退回到任他们践踏的中世纪去。谁不记得1850年蒙塔郎贝尔①在立法讲坛上讲过这句名言：“对峙着的有两支大军：一支善的大军；一支恶的大军。善的大军是四万个牧师；恶的大军是四万个教师。”

    ①蒙塔郎贝尔（Montalembert，1810—1870年）政论家和政治家。天主教和社会保守主义的积极维护者。

    好啊！这两支大军今天合而为一了。蒙塔郎贝尔的号召得到了响应。人们打开政变后的《总汇通报》②就可以看到蒙塔郎贝尔的纲领在严格地执行：耶稣会学校到处代替了公立中学；教师象野兽一样受到迫害；沦落者受到诅咒，也可以说是对穷人教育的诅咒；小学教育降低到宗教教义教育；在中学里，取消了哲学课，将研究引入歧途，或者更确切地说，扼杀研究；年青一代完全交给了教会；到处都对知识展开殊死的斗争，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种子，高声号召教士和黑暗势力去挽救资本万能所面临的危机。

    ②第二帝国时期的官方报纸。

    在这些不幸的日子里，眼见着一切邪恶的力量都放出笼来围攻人性，谁能忍住自己的眼泪呢！怎么能不意识到他们的穷凶极恶的罪行呢！啊！如果他们把法国带往很远的地方，带往天涯海角，他们会如何大喜若狂地消灭宣扬人性的全部不朽杰作和印刷文字本身，甚至印刷术的名词呢！

    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如果把居民搬走的话，土地总还在那里；而且因为在文明的世界里，唯有智慧才是真正的力量，所以我们的胜利者将由于他们自己的胜利迅速走向死亡。他们在死亡的威胁下不能不停止前进，因此也不可能彻底消灭大脑的作用。但他们已经造成了多么巨大的破坏啊！而我们所受的苦难还没有到尽头呢。一直拥有最高权力的刺刀——金钱——教会三位一体，只能依靠暴力和愚民来维持。普选成了这三位一体的可怜的奴隶，这个奴隶被宪兵和教士抓着衣领在资本的押送下，在鞭打、脚踢的情况下，前去投票。

    这有什么可以惊奇的呢？一个无知的人几乎不能算是一个人，人们可以用缰绳和马刺象驾御马一样驾御他。主人唯一关心的就是要他们劳动，要他们屈服。如果你们愿意深刻地了解保守主义的梦想，就得研究一下他们的语言和作品，政变之后，当他们把人民踩在脚下时，他们就揭掉了假面具，以为不必再装模作样了。他们立即封闭了培养大批真正教师的师范学校，还必须看一看这一时期对“培养造反者和毒害青年的学校”的疯狂诬蔑。官方演说、报纸、传道说教，都在竞相宣传平民的子弟只应该学一点宗教教义和一门手艺，其他一切教育都永远是叛乱的根源，公共的灾祸。到处都展开了咒骂教育的活动，因为教育点燃了广大群众的求知**，促使他们走上社会；到处都掀起了一场诅咒“脱离劳动阶级的人”的风暴，咒骂他们是整个社会秩序的敌人，暴动的制造者。

    当人们今天在人民议会的内部再次看到对“脱离劳动阶级的人”的攻击和义务教育的论战时，不难推测出在社会主义假面具之下的封建宗教的阴谋诡计。只要深入研究一下“职业学校”的计划，人们就会很容易重新发现1852年的病毒，那是一个确定不移的观念，要把劳动人民束缚在一种职业上，并通过这条道路恢复等级制度。

    一个进行精神生产的工人往往比一个进行物资生产的工人要穷苦得多。如果“脱离劳动阶级的人”不是一些知识贱民，又能是什么人呢？人们之所以咒骂他们，只是因为他们贫穷。他们一旦有了金钱，就不再是脱离劳动阶级的人，而是一跃而为第一流人物了。在我们的社会里划分人的等级的，不是德才，而是财产，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大量的学者一生进行劳动而不受重视，结果生活贫困，死于贫困。他们有知识。但是他们缺乏计谋，然而只有计谋才能使人致富。计谋这个吸血鬼的吸血器官，是我们这个残酷社会至高无上的主人。自然忘了给某些人这一器官，这真是他们的不幸啊！他们只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即剥削科学的鱼肉对象了。

    成千上万的优秀人物在贫困的泥坑中慢慢衰弱下去了。他们是资本所害怕和恐惧的。资本并没有弄错它所仇恨的对象。这些“脱离劳动阶级的人”是进步的无形武器，他们今天是暗中鼓动群众的秘密酵母，并且不使他们在衰颓中消沉下去。明天他们是革命的后备军。

    （1869—1870年）

    （三）圣埃蒂安事件。厂主和工人之间的斗争①

    ①《社会批判》第二卷的大部分是手稿，我们下面发表最具有特点的几篇。

    1848年组织起来的名为“人民社”的纺织工人协会，稍微减轻了这个城市无产阶级所受的沉重压迫。厂主们因受到这种新力量的压制而暴跳如雷，并预言这个城市将要毁灭。他们认为外国的订货因货价上涨而减少并转移到巴塞尔和英国去了。厂主们过去习惯于制订法律，今天却要接受工人的法律，使他们感到愤怒。这就是当前社会秩序的情况。资本只能发布命令而不能服从命令。一旦它不再能统治时，他们便叫喊受压迫了。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绝对的权力。资本不允许和劳动之间有其他的关系，只承认两者之间的主人和奴隶的关系。

    非常可能的是，在圣埃蒂安，使资本家正在高声地叫喊的所谓奴隶制，仅仅是资本家**统治的缩小，是对至今无法无天的**统治的限制而已。工人联合起来的力量，使工人不再屈服于老统治者的意志了。工人用同样的武器和资本家的贪得无厌进行斗争，因而不再处在蚯蚓的地位。他们能够制止工资下降，限止资本家的剥削，同资本家进行谈判，而不是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他们参与了利润的分配，从而减少了分配上的不公平。

    一个工厂主不再是劳动力价格的最高决定者，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不可容忍的造反，这场造反剥夺了他的利润的主要来源，那就是任意削减工资，因此，减价出售商品，以吸引订货和保证销路。

    所有这些斗争都孕育着内战。资本家永远不会同意放弃任何一点权力。资本家比**帝王更难对付，更不屈服，他们是既不愿意也不能作出让步的。他们只是根据他们的心意来承认法律。

    今天，反革命的议会再一次试图箝制法国，并疯狂地为这个冷酷无情的主子资本家服务。反革命的议会又重新制造了一条束缚劳工的锁链，用维持刑罚对付劳工联盟。圣埃蒂安工人取得的优势激起了保王党内心不可抑制的愤怒。广大的纺织工人协会的团结一致和意志坚定迫使保王党不得不小心从事，这种谨慎小心可以从《辩论日报》的外交辞令中看得出来，这家报纸是实力的驯服工具。

    这些高傲的贵族向奴隶妥协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为了谨慎起见不得不小心从事，不得不抑制自己，这就激起了他们心灵深处万分的愤怒。在这些幕后的暴君的思想上，有时甚至在他们的言论里都闻得出血腥味。圣埃蒂安这个不幸的城市遭到的屠杀还没有结束，哭丧的日子还没有到头呢。这个城市完全处于戒严状态，尽管它始终保持着平静，没有受到丝毫的扰乱。人们把共和党的报纸封闭了，使人民在他们的刺刀之下生活着，把拉德茨基①和海瑙②之流调在城里驻防。

    ①约瑟夫·拉德茨基（Joseph　Radestsky，1766—1858年）奥地利的将军。1848年革命时期，他指挥了反对皮埃蒙特、伦巴迪亚、威尼斯的战争。他的军队以惨无人道而臭名远扬。

    ②尤利乌斯·雅科布·海瑙（Julius　Jacob　Haynau，1784—1855年）奥地利的元帅。他以野蛮镇压1848年意大利革命而著名。1849年5月，他扼杀了匈牙利革命，残暴地迫害起义者。他被称为“布雷夏的鬣狗”。1850年他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工人到处举行反对他的示威游行。

    资本不限于进行威胁。这一丁点，是不能使它满足的。它还要制服在它统治下的人们的胆大妄为，消灭胆敢限制他们行使权力的协会组织。因此有人要求把省会从蒙布里松③迁移到圣埃蒂安去，为了更有效地监视这个社会主义的策源地。当地的帕夏格腊蒙（Grammont）将军叫嚣说：“社会主义取得了可怕的进展！”这些人正在酝酿阴谋。

    ③事实上，不久以后卢瓦尔省省会迁到圣埃蒂安去了。

    （1849年12月）

    （四）财富的来源

    在我们历史的初期，财富是通过征服得来的；后来，是通过没收、抢劫、国王的恩赐得来的；中产阶级的财富是通过高利贷和背信弃义得来的；革命时期，是靠收买国家财产、买卖股票、供应军用物资得来的；帝国时期，是靠战争，靠帝王的赏赐得来的；1814年以来，是靠投机取巧、证券交易和破产骗局得来的。现在的暴发户中，第一代是高利贷者，第二代是荡子和赌徒。

    （1850年）

    （五）平分主义者

    在第戎反动派的《秩序报》上出现了这样一段离奇的文章：

    “社会主义者在谈到分配土地的时候，答应使穷苦大众得到幸福，这完全是欺骗。我们眼前就有这种实施情况。从前的公社财产在绝大多数地区被分配了。那些有放牧权、通行权的穷人都得到了一份土地，作为私有财产。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大多数人由于贫困或缺乏远见，把所得的一份土地都变卖了，把地价也花光了，结果比过去更加穷困，因为他们不再有权放牧了。这就是穷苦大众从平分财产的理论中所得到的一切。我们，我们愿意把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提供给平等主义者考虑。”

    这家内容贫乏的报纸把社会主义者看作是平分主义者。但社会主义者恰恰完全相反。他们主张普遍协作，把普遍协作看成是拯救当前弊病的唯一良药，也只有协作才可能解决产生贫困、混乱和内战的各种社会问题。在社会主义者看来，平分土地并不是一剂救药，而只会使贫困和痛苦更加普遍化。在他们看来，分配公共财产似乎是一个会给穷苦大众带来巨大灾难的救急办法，这个办法使他们贫苦的命运更不堪设想，因为他们旧有的公共财产必然会丧失，所有权必然会被剥夺。社会主义者早已预言过这种不幸的事实，而这家无知的报纸却反把这个罪名加在他们头上。有趣的是这家报纸不自觉地在为他们敌手的论点辩护，变成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拥护者，站到了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放弃了它自己的家庭和所有权的立场。这是多么严重的失策啊！居然反对个人所有制啦！它的笔怎么没有吓得掉下地？当它在写“由于公共所有制转变成个体所有制，劳动大众比过去更加穷困了”这句话的时候：

    由于把一份公有财产改变为私有财产，穷人就变得更穷了。

    这是真正纯粹的**。因为逻辑推理是无情的。从公有财产制借来的论据同样可以应用到土地共有化上去。所以私有制是一场灾难；它不可能一会儿是一件好事，一会儿又是一场灾难。如果它是一件好事，那么它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一件好事。对分配公共财产来说是如此，对分配其他公共土地来说也是如此。停止公有，就公有财产而言，可以说是变成了当前所有制的试金石。其结果不是谴责这个制度就是为这个制度辩护。如果结果很好，这种制度就合法了；如果结果很坏，这个制度就行不通。制度的维护者自己会作出判断的。分配公共财产造成了可悲的后果也加深了贫困。因此，一般说来，土地私有的必然结果同时产生贫穷和豪富。贫困和富裕，这就是私有制的双重性的公式。

    （1850年）

    （六）资产阶级报纸

    无能为力、信用扫地的资产阶级报纸在选举上也不能起什么作用。永远不要相信资产阶级报纸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在每张日报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资产阶级集团，他们可能是采用暴力的公开敌人或是使用阴谋诡计的隐蔽敌人。

    罗思柴尔德有十八亿财产，每天可以把十几个报馆经理、印刷工人和作家送进监狱或者送交检察院。他的豪富造成的同一的贫困可以提供成千上万个饥饿者听他挑选，唉！这些人能在监狱里找到一片面包也许会感到太幸运了。

    （1869年）

    因为富人现在能够不经过特许就可以发行报纸，《卢瓦尔灯塔》周刊就肯定说政府“恢复了”出版自由。

    但是穷人的出版自由却受到了保证金的限制。取消印花税只会加强资本家的垄断，使资本家有可能用较低价格的报纸挤垮穷人的报纸。因为穷人只能在外省发行报纸；每张报纸寄到巴黎要外加四个生丁邮费。

    （1869年3月）

    《费加罗报》猛烈地攻击第一国际，并且拒绝刊登反驳这些谎言的文章。这就是资本垄断的报纸。过高的保证金、印花税、邮资，保证有钱人可以诬蔑、诽谤、逍遥法外。穷人被堵住了嘴，不得不哑口无言地忍受攻击。

    （1870年6月）

    （七）圣西门主义者。文化人信贷

    安凡丹①向圣西门主义者建议成立一个文化人信贷社，把所有思想工作者组织起来，听命于、服务于金融封建统治。学者、作家、艺术家等等，都发给股票，根据他们的才能评定他们可抵押的钱数，可以预支和借贷。用这种方法，人们将消灭文化人的失业，使他们的思想转到资本的旗帜之下，使魔鬼变成天使。智慧将成为金融界的助手和仆从，不再是它最可怕的敌人。

    ①巴特尔米·普罗斯比尔·安凡丹（Barthélemy　Prosper　Enfantin，1796—1864年）：乌托邦主义者，圣西门的信徒。圣西门学派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圣西门主义堕落为一个宗教学派。

    圣西门主义者认为这个建议不切实际，拒绝进行试验。他们自己猜测到会有一些人反对，这样就不可能达到目的。那些人后来都成了反对者，而没有任何参加者。

    （1863年3月）

    （八）资本向革命宣战

    1866年4月1日《两个世界杂志》刊登埃·福尔卡德（E．For－cade）的一篇政治评论：

    ……1851年以后，法国的工业和财政活动可以代替它过去的政治活动。许多旧有的铁路公司需要恢复，铁路网需要继续修建，需要完成大部分公共企业，需要发展生产，所有这一切都对资本大大有利。此外，在共和国的动乱时期，由于厉行节约，资本积累已经大大增加了。

    这是多么明确的招供！共和国时期，资本逃到阿旺丹山上去了，使法国陷于失业、贫困和饥饿的境地。资本不但没有损失。反而增加了积累。资本象平时一样向劳动征收了什一税，霸占了人民的血汗果实，并且把它抽出去不让它流通。这一部分剩余，这一部分预先提取的收入就不再流动，除非能够换得新的利润。资本家宁愿把这部分收入保存起来而不愿把它投入生产，尽管这样会减少他们自己的收益，他们宁愿饿死劳动人民，迫使他们投降。你们进行革命，而资本却在敌人手中，资本的呼声是：你们不做奴隶，就得死亡！

    （1866年4月）

    （九）杀害婴儿和它的原因：上帝和资本

    杀害婴儿有两个原因：资本造成了一些穷人，使穷人的女儿找不到丈夫；教会无情地摧残没有结婚的母亲。

    有钱的女子能在求婚者中间进行挑选。穷人的女儿无人问津。每个女子都有一颗心。但是，对于有钱人的女儿来说，做母亲是光荣；对于穷人的女儿来说，做母亲是耻辱。这种情况是现行秩序所造成的。

    上帝和资本联合起来消灭没有结婚就作母亲的女子。资本夺走她的面包；上帝夺走她的荣誉。婴儿就死在他们手里；母亲急得发狂。这样的被害者有几百万啊！

    这两个杀人犯怎么样了呢？他们在那儿呢？一个在王宫的宝座上，另一个则在教堂的祭坛上。正直的人们对这些恶魔会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1867年）

    （十）演讲稿

    公民们：

    我要发言，痛苦的怀疑纠缠着我的思想，使我无法沉默。在谈到有关人民大众的事业时，忠诚老实是最应尽的义务之一，口是心非这个恶习，现时成了真正的罪恶。因为，纯朴忠实的人民不能防备阴谋诡计，他们的好心善意使他们容易受人欺骗。因此，我要在这里清楚而坦率地谈出我的全部思想，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中途阻止我的演说，此外，我的强烈攻击只会对阴谋诡计不利，只会揭露他们的本来面目。

    ……合作是一个奇怪的新事物，是一个混血儿，它一半是蒲鲁东①，一半是马尔萨斯②，或者不如说骨和肉是马尔萨斯的，只有一些头发是蒲鲁东的。人们到处得意洋洋地贩卖这个偶像，泪盈眼框，高声欢呼：“好消息！这是真正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坏的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了。它的罪恶杀死了它。人民对它喊道：不中用的东西！于是就抛弃了他们过去的错误观点。人民否定了他们1848年的过火行为，甚至后悔1848年把‘协作’一词扔进了垃圾堆来惩罚他们过去的罪行。他们用‘合作’这个朴实的词来代替‘协作’这个罪恶的词，‘合作’这个词排除一切羁绊的思想，只容许一点束缚的概念，因此更符合于他们谦虚的愿望。这是多么高尚而优秀的下层阶级啊！”

    ①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年）：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他尤其是以他的著作《什么是财产？》一书而闻名，在这本书里，他宣布“财产就是盗窃”。在他主要的经济著作《贫困的哲学》一书中，充分暴露了他反科学的乌托邦的社会思想的特点。为了驳斥蒲鲁东这本书，马克思写了一本《哲学的贫困》，批判了蒲鲁东的反动思想。

    他为实现不经过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改革”而斗争。1848年革命时期，他抱着怀疑态度。一般说来，动摇不定、犹豫不决构成了他的文学生涯和政治活动的特色。

    ②马尔萨斯（Malthus，1766—1836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英国圣公会牧师，劳动人民的公开敌人。他认为劳动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穷困不堪是人口增长的结果。根据马尔萨斯反科学的反动理论，人口倾向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数学级数增长。

    布朗基在谈到马尔萨斯时，指的是一般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错了，先生们！人民什么都没否定，什么都没抛弃，也没有把任何东西扔进阴沟里去。只不过是1848年的社会主义受到了排斥而已，但决不是受到人们的排斥。这种排斥并不能作为一个论据，自由主义藐视地践踏一个政治犯的尸体，只不过表示了它乐于通过一个对手来摆脱一个敌人而已。哼！自由主义者对这个过去的同盟者真是助了一臂之力呵。

    等着瞧吧！这些尸体有时还会复活的。当然，在目前，1848年的社会主义进了坟墓。人们不许它再从坟墓里爬起来。此外，看守它的敌人也并没有睡觉。十六年来，他们如同坟墓一样保持沉默，并没有把一根头发来做合作的装饰品。所有的阵地都留给了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尤其是自从人们看到他们所谓蒲鲁东的信徒怎样理解和运用他的社会主义以来，这种主义显得更不可怕了。可怜的蒲鲁东啊！难道他曾想到过，一个包扎在他的理论的襁褓之中的婴孩，他名义上的亲生儿，会受到马尔萨斯之流的政治经济学的洗礼、宠爱、抚摸、教育和夸奖吗？

    然而必须互相谅解。是的，在1848年存在着两个互相交锋的社会主义：一个是蒲鲁东的社会主义①，它建立在义务协作的温和个人主义基础之上；另一个是无名氏社会主义，它建立在普遍发展的协作基础之上。当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它们的胜利不是一天就能取得的。后来，它们两个都同样遭到了失败。这是一对仇敌般的兄弟。但这两个兄弟，在他们激烈的斗争中仍然保存了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这相似之处证明他们来自同一个根源，这就允许他们同姓共名。他们两个都向资本主义的暴政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且都宣布任何形式的利润，无论是租金、房租、地租、超过票面的金额等等都是不合法的。

    ①有意思的是，布朗基还不理解蒲鲁东的理论和革命的**之间相隔的鸿沟。

    他们只承认劳动的权力，不承认资本有任何权力。这个理论不仅是科学的真理，而且还是最高尚的道德。事实上，劳动的是人，资本只是物质。只有人能活动，资本是不能活动的。资本只是劳动者手中的死工具。因此，任何产品都不能分一份给资本。

    这里不是批驳主张资本应得报酬的政治经济学这种诡辩的地方。这个插曲会超出我的演说范围。我们只要记住两个斗争着的社会主义、互助主义和协作，尽管它们有根本的分歧，但是在有决定性的一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它们都认为利润是不合法的。当然，这一点并不是一切。但是人们要问，这一点对地主、金融家、工业家和商业家是否都不算什么呢？我并不是不承认这两个社会主义制度里劳动组织的困难，而正是谈到这种组织，它们的对立才爆发出来，但我们可以大胆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这一公式：资本的利润是不合法的。

    因此，如果象合作组织的创始人所夸耀的那样，象他们的报纸每天所殷勤地反复宣传的那样，合作组织是蒲鲁东社会主义精心培养的女儿，那它至少应以使蒲鲁东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唯一理论根据作为它所应该采取的依据。远远不是如此，合作组织的上帝是百分之几的利润，它的主人是资本。合作组织和一切可能的商业公司——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合资公司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之上。看看他们的章程、报告和所有的宣言，用的都是一些金融方面的行话，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对放任自由和不干涉政策公开道歉，这是无情地把千百万牺牲者推到吃人的竞争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完全胜利……，人们还可以补充说，这是供求关系的胜利，因为在合作组织中有一些助理人员。“助理人员”是一个掩饰“领工资者”的好听名词。谁能说这些多头老板不比那些寡头老板更残酷呢？在这情况之下，马尔萨斯主义者对合作组织这个娃娃的钟爱还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这个娃娃的代父们对无产者说：“不要去关心政府。你们用不着政府的任何帮助。不要向政府请求几百万法郎的施舍。你们没有接受施舍的权利，而且，政府的施舍对于你们也是害处多于益处。从你穷苦的钱袋里一个钱一个钱地节省下来，为你们创造资本，创造劳动工具吧，等到有了资本的那一天，你们将不再是领薪水的人和被剥削者，而变成资本家了，你们得进行双重的积累，首先是资本，其次是劳动力，但是不能预先支取。这才是你们争取解放和幸福的真正道路！因此，不要去理睬政府了！不但不要政府干预，最好是请求政府少管你们的事。”

    既然政府就是国家，它怎么能一点也不干预你们的事呢？如果这个建议不是一个讽刺的话，那的确是令人叫绝的。人们建议工人一分钱一分钱地建立十个人、二十个人、五十个人、一百个人的小小的协作组织，安心地呆在这些小范围里，眼睛看着经理，注意他们暗藏的钱财怎么开花结果。这种建议实际上是劝阻工人们不要去干与大协作组织的事，这些大协作组织却要吞噬大量的金钱，可以多到二十五亿法郎。

    难道可以想象，从国民生产上提取二十亿法郎，对于劳动人民的福利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吗？工人不必关心这种大事，就象不必关心月亮里的火山一样吗？这笔法郎如何使用对他们也是没有关系的吗？五亿法郎的公债，谁知道它的本金用在什么上面了呢？五亿法郎用来阻止六十万人劳动，六千万法郎用于教会，换句话说，用来生产愚昧，二千五百万法郎用于所谓的国民教育，其实大多用于教区分会，至多也不过是用来制造半愚昧而已；所有这一切对于广大群众的命运难道没有任何影响吗？人们怎么敢叫他们不必注意国家而只要深信自己呢？

    我知道有人会这样回答：“谁也没有要工人不去注意国家大事，事实正好完全相反。我们极力促使工人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工人关心政治，这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但是政治是一回事，而社会劳动又是一回事。要求国家好好管理公共利益，这是好事。为了私人的利益而向国家要钱，如同1848年那样，这是不合理的。不应该混淆这两个根本不同的截然分开的问题。”

    “根本不同！截然分开！”我们的回答是一千个“不”！这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问题。我知道预算中不能预付款项给劳动人民协作组织……但是，即使假想有一些预算款项违反官方政治经济学的神圣原则无偿地预先付给工人社团，这成百成千的法郎比起大量用于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的千万亿法郎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正如一条河和一杯水一样。他们看见倒了一杯水就大惊小怪，而看见河水流走却沉默无言。然而杯中的水倒在地上还会起点作用，而河水流入大海却毫无效果。

    不要辩论了！预算中的预付款项已经取消！工人们没有向国家要钱。相反，倒是国家在集体利益的借口下向工人要钱，要许许多多的钱。难道工人们的个人利益不会受到这种榨取的损害吗？如果大协作组织拿走了工人们的钱，那么他们又拿什么作建立小协作组织的资本呢？如果大协作组织滥用预先提取的资金，对于工人们来说，那比过重的捐税造成的灾难更为严重。因为，过重的捐税只能夺取他们的金钱，滥用资金却会扼杀他们的智慧，而智慧是一切活动的第一源泉。

    显而易见，使合作组织瘫痪的、贬低的，同时把它事先局限在一个无形的小圈子里的主要原因，就是愚昧无知。绝大多数无产者没有足够的知识来独立判断应该如何管理一个合作社，更没有知识去参与管理工作，他们由于害怕受骗而放弃了管理的权利。他们很有理由害怕上当，所以宁愿稳稳当当地领点工资算了。即使只有这个障碍，也足以使合作组织在他们看来成了一个骗局，何况还有其他障碍呢？

    而愚昧无知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帕利斯（de　la　Palisse）先生会说：“这是没有受教育的缘故。”我还要补充一句：愚昧无知主要来自教会教育，因为教会教育的目的和结果是消灭文化，用迷信来使人变得愚蠢。如果国家不是每年把五亿法郎浪费在使六十万身强力壮的青年受到无所事事的教育，而把这笔钱用于国民教育，建立一套符合科学的、严肃合理的教育制度，那么不到十年，法国的面貌就可以完全改观。那时，所有的劳动人民都会从消极被动的工具变成知识丰富的公民，他们会把他们的脑力和体力自然地结合起来，而劳动组织的问题将公平合理地得到彻底的解决。

    不幸得很，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所以只是在毫无结果的斗争中，在无能为力的奋斗中消耗力量。让我们来看看合作运动和它在目前情况下所起的作用吧。它有三种表现形式：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

    消费合作社是一种最简单易行的形式。参加这种合作社没有多大的危险。但是，它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结果，有时甚至引起失望。此外，消费合作社只能在较富裕的地区实行。总之，这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游戏，甚至不能算一种临时有效的药方。

    信贷合作社对于工人已是一个危险、一个诱人的幻影，它使工人陷入往来账、票据到期和复利等等复杂难解的财政问题的迷宫里，使没有经验的工人很容易迷失方向。信贷合作社需要有一种知识，而这种知识却出奇地缩小了合作社的范围。

    至于生产合作社，我把它看作是无产阶级可能陷入的丧命圈套。显而易见只有极少数劳动人民具有参加这一类企业的必要才能。因此，只有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才有可能走上这条道路。然而在这条道路上，失败和成功都同样是不幸的。失败，那就是破产和灰心。成功却更加可怕，那会使工人分化成两个阶级；一边是无知的、被抛弃的、无依靠的、失望的广大劳动人民，处在靠工资为生的最低层；另一边是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此只关心自己的私人利益，永远脱离了他们不幸的阶级兄弟。

    难道人们要在不可能的情况下，抽出人民中的上层分子，使人民失去自然保护者，使这些上层人物成为一个新的阶层，变成半资产阶级吗？这些上层人物会变得更自私自利，因为他们的现钱不多，因此就更怕钱丢掉，也就更保守了。这就是在摇篮里就被命名为“社会主义复活”的那个私生子的最新成就，其实这是否认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坟墓！这是一个诱饵，引诱人民离开他们的正路，使他们走上泥泞的绝路，使他们迷失在无名的投机儿戏中，其结果除了使不幸的工人更热中于他们的得失之外，不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而对得失的狂热将会吞噬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不再关心国家大事。

    如果国际代表大会在塞纳河畔召开，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在洛桑①，代表大会很难再一次封住反对者的嘴巴。而在巴黎却没有这个困难，这里根本不允许反对者开口。这个合作的诡计无可辩驳地是不顾一切地为了保卫当前秩序的安全最有力、最巧妙的一招；证据就是自从把人民引上这条歧路以来，舆论一日比一日混乱了。保守主义的胜利可能变成法国的灭亡。因为没有什么象政府的绝对安全那样对于一个国家是生死攸关的了。那时，政府冲向灭亡的边缘，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一切都在加速它的灭亡。

    ①指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是第一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布朗基主义者和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在1866年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啊！竟有人认为可以和政府的行动背道而驰，用小小的合作社来解放人民。这是幻想！甚至还可能是出卖！人民只有靠大的合作社团，靠国家的推动才能摆脱奴隶地位，而只有胆大妄为的人才敢坚持和这相反的意见。因为，国家并没有其他合法的使命。

    这种不顾经验和常识，由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提出的论点是什么呢？奇妙的论点，它把人民的一切活动置于政府之外，并且宣布人民的活动与政府无关。这样一种理论是对事实、对历史最大胆的反驳，因此是愚蠢的。更坏的是，这个理论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一种罪恶。

    历史在一些时代面前高声宣布政府可以使民族灭亡，也可以使民族得救。民族由于政府而生存或死亡。政府是一切好事和坏事的根源。政府既然令人惊奇地把好事都归功于自己，那么它怎么不对坏事负责呢？政府要对一切负责，对无知，对贫困，对思想和风尚的败坏，对物质、精神和道德上的堕落和腐朽负责。人民的面包和荣誉同样都有赖于政府。因此，人民的苦难也得要归罪于政府，这是天经地义的。没有政府的许可，人民不能吃一口粮，在英国和在别处也都如此，不管经济学家们高兴不高兴都是如此。政府完全把我们束缚住了。当一个民族受到一个坏政府折磨而又没有意志和力量去更换这个政府的时候，它就痛苦万状，一步步走入坟墓。因此政府问题是一个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

    要在人民群众的思想上根除这条真理，还要使他们相信他们的物质福利与国家的权限无关，那就没有什么比这更为有害的了。这就是放任自由、自行其是的政治经济学所鼓吹的合作社力图做到的一切，合作社似乎愿意人们自由活动，自行其是，但是人们既不能自由活动，也不能自行其是。合作社试图使无产者相信手脚捆绑起来还很容易走路。欺骗是不能持久的。无产者会发现蒙着眼睛、捆着手足是不可能走路的。

    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唯有为了维护劳动权利和抗拒资本的相互保险合作社团是对工人有用的。一切建立生产组织的企图都会是错误的步骤，不合时宜的作法。这样一种组织只有有了自由和知识后才有可能成功。

    此刻，劳动人民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团结力量以确保反对资本的专横统治，然后为了取得：

    1．出版的完全自由，不受捐税的妨碍和苛刻的约束；集会和结社自由；宣传自由。

    2．每年拨款五亿法郎用于国民教育。

    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主要问题。教育不能再象今天那样是愚弄人民，消灭文明的东西。教育不仅仅应该是免费的和义务的，而且还应该是完整的。只会认字、写字或什么都不知道，这几乎完全是一回事。一件不能使用的工具有什么用呢？必须使全体法国人毫无例外地学习法语、算术、宇宙学基础、初级几何、地理、历史、绘画、地质学、物理和化学的基本概念。应该到处组织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学习农业、工业、商业。

    绝对禁止教会把手插进学校。

    五岁到十五岁的孩子将毫无困难地获得所有这些知识，如果我们愿意尽可能多地把这些知识传授给成年人的话，那么，三年之后，生产的巨大发展就补偿了教育费用。如果人们在这种教育制度之外，再加上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那么不到十年，剥削就会消失，人民就会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那时，人们才可以开始谈“自治”。现在，“自治”只是一种讽刺。任何地方都没有自治，甚至连美国也谈不到自治，因为美国的群众教育是非常低级的，还不能适应自治这样高度的文明。

    如果无产者坚持要枉费心机地走进这个毫无前途的“合作”泥坑里，他们身上的枷锁不但不会粉碎反而会束缚得更紧。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会使他们不去注意改革政府，那对他们都是非常不利的，这些改革中最首要的就是发展教育，他们不知道教育就是面包和自由，无知就是奴役和贫困。如果今天年满二十岁的那些人在1857年就已经开始受到全面的教育，那他们现在就不会以雇佣者的卑贱身份生活在地主的领地上，而是可以和任何人一样平等工作。教育对人民要比五十个加利福尼亚州更有价值。

    唉！教育在我们这个贫乏的国度里受到严重的威胁，因为人民还没感到教育的重要，因此，他们对教育漠不关心，还没有想到大声疾呼要受教育。致命的盲目啊！是的，教育不断地丧失阵地，教权主义却一天又一天、一步步象鼹鼠一样不倦地占领地盘。教会学校慢慢在非教会学校的废墟上发展起来了。以前，教权主义学校约占学校总数的四分之一，很快就占了三分之一，而后占了总数的一半；教权主义的进展还在继续加速并疯狂地占领阵地，每年都在完全无所谓的环境中扩大地盘。有钱的人都为它服务，疯狂地促使它发展。当教权主义完成了侵占工作的时候，当教育全部掌握在教权主义手中的时候，黑暗就会笼罩法国，劳动者就会看到黑暗将给法国带来什么，更确切地说，劳动者将看不见黑暗会带来什么，因为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

    合作被用来帮助敌人，开始摧毁革命，用借贷来代替革命的旗帜。自从1789年以来，只有理想才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得救的道路。无产者全部的胜利都得归功于理想。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口号既包括了物质生活又包括了精神进步。这个口号既给人民福利同时也给人民尊严。但愿人民不要抛弃理想，而投身于投机之中。投机是不公正和剥削者的呼声，不是无产者的呼声。无产者只会在投机中灭亡。

    （1867年8月）

    （十一）罢工与合作

    罢工的意义人人都能懂；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反抗压迫。所以大家都参加罢工。

    合作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如信贷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它很复杂，它能吸引知识分子，却会吓坏简单无知的人。合作很难找到十个参加者，而罢工却能找到一万个。

    罢工有普遍意义，合作只是少数人的事。团结广大群众的旗帜难道不比只团结几个人的旗帜更好吗？

    罢工虽然有许多不便利，却是人人能参加的自然方法。合作仅仅是富有知识的人才能采用的方法，别的人对这种方法不是怀疑，就是漠不关心，甚至一无所知。所以罢工是人民对资本斗争唯一真正的武器。

    人民群众应该暂时以罢工为防御资本压迫的手段，同时，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政治改革，只有在政治改革后才能进行社会改革，才能根据公平的原则分配产品。

    （1867年10月）

    （十二）原始**

    ……人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很久，比人们长时期以来所想象的，甚至可能比人们现在所猜想的还更长久。

    毫无疑问，人的原始生活是十分野蛮的。他们是单独生活还是群居生活的呢？他们之间的相互协作，是在共有的形式之下，还是在交换的形式之下，开始发生的呢？这是一个谜。对原始人类社会状况的一切设想都不过是虚构的。

    根据澳洲土人的风俗和行为类推，可以得到这些古老时代风俗习惯的一些线索。根据澳洲土人极端野蛮的行为来判断，他们似乎是最近才加入人类大家庭的。

    然而，把澳洲土人和猿人相提并论，甚至放在猿人之下，这未免过分夸大，乃至到了荒唐的地步。猿人没有语言，更没有“飞去来”这样有名的武器，这种武器一直使欧洲人感到惊奇不止。猿人更不会操纵为数众多的独木船队。

    澳洲土人拥有这一切，可能还有其他进步标志，只是白人瞧不起他们，观察肤浅，从而视而不见。因为这些观察家都是一些旅行家，他们非常讨厌穷人身上的肮脏和臭味，他们所关心的是为游手好闲者的娱乐描绘一幅美丽的图画，而不是进行对科学有贡献的人类学的研究。

    要分析卡奔塔利亚湾①黑人的社会制度是相当困难的。这个社会制度是**的，还是个人主义的？黑人似乎并没有共有制甚至没有交换，他们的协作仅仅是为了共同防御，而不是为了日常生活的需要。

    ①卡奔塔利亚湾（Carpentarie），在澳大利亚北部。——译者

    的确，他们还不会耕种，光着身体走路，晚上拣些树枝盖在身上过夜，早上又把树枝抽掉。因此他们没有不动产。他们是以游牧为生；也没有任何动产。他们唯一的财产是一些他们自己制造的、极简单的武器和工具。

    他们是些牲畜、渔夫、猎人，经常与饥饿作不断的斗争，他们每个人只为自己劳动。然而独木船是不会从天而降的。那是在什么条件下制造出来的呢？是个人制造的，还是集体制造的呢？知道这点是很有趣的。人们对这个问题什么也没有说。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过着群居和部落生活，一个组织有几个首领，这可能是非常原始的社会，但确实是一个社会。

    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是比他们更先进呢？还是和他们一样的呢？这是可以探讨的。但我们的祖先到底有一个拿得出去的后裔。至于澳洲土人，他们的命运已经被注定了。他们遇到了一个毫不留情的民族。这些人企图要他们耕种土地，接受白人文化，这是可笑的、愚蠢的企图，因为它要求从这些不幸的人那儿得到他们的社会机构所不能给予他们的东西。思想转变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它是若干世纪的产物。澳洲黑人一和英国人接触，将和美洲的红种人和聪明而秀丽的西兰岛人一样灭亡。这是悲惨的。

    由于残酷的命运，那些人类大家庭中的年轻民族，在需要保护和抚爱才能培育成人的时候，都不幸地遇到了最自私、最野蛮、最无情、最虚伪的、白种人的变种，安格鲁撒克逊人，他们冷酷无情地、无声无息地消灭了他们面前妨碍他们侵略的一切人。

    对澳洲土人风俗习惯进行正确而切实地调查，将会有助于了解我们祖先原始时期的状况。

    （1869年4月）

    （十三）合作和反动在政府的思想里，合作社和储蓄银行有同样的目的，那就是用福利的幻影来解除无产者的武装，麻痹无产者。合作社比储蓄银行有更巧妙的手段，尽管它已经遭到失败，甚至已经导致革命的结果。

    事实上，问题不再是粗暴地歪曲政治经济学，而是相反地要严格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既不要国家花费一文钱，也不要国家费举手之劳。以储蓄为手段，资本化为目的，巩固旧的秩序，否认社会主义，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人民自己表示他是公认的科学的最卑贱的奴仆。他们签字确认劳动的失权，宣布资本的生产力，换句话说，资本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反动派早就这样梦想过，而他的梦想似乎一开始就得到了实现。日内瓦代表大会公然宣布创立纯粹经济主义体系。一切都与国家无关，没有什么是国家做的。这是政治和宗教的旁观主义。合作建立在资本合法利润的基础上。这是对1848年思想的咒骂。蒲鲁东本人在反高利贷的斗争中也受到了谴责。

    这就是国际协会的工人代表以合作社的名义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所有的报纸立刻表示热烈欢迎，人民自己发出的放弃旧的革命的狂热誓言在这些庄严的誓言面前，主张平等的人低下了头。此后，他们又重新抬起了头。因为1866年在日内瓦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到1867年在洛桑动摇了，到1868年在布鲁塞尔垮台了，到1869年①在巴塞尔根本不见了。**思想粉碎了个人主义，重新取得了胜利，而在资产阶级阵营里，惊慌失措代替了得意忘形。

    （1870年）

    ①布朗基在这里提的是第一国际代表大会。

    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要求把第一国际变成一个国际合作协会，并限定它的任务是研究用合作制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条件。经过热烈地讨论之后，代表大会赞同马克思的意见，认为合作运动仅仅是促使社会转变的手段之一，但它单独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在洛桑代表大会上（1867年9月2日至8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9月6日至19日）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所有制问题，特别是土地私有制问题。这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表明了经济的发展要求过渡到大工业，因此，不仅土地、而且矿山、森林、铁路等等都应该转变成集体所有制。

    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9月6日至11日）批准了布鲁塞尔大会有关废除土地私有制的决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谴责了巴枯宁关于工人停止一切政治行动的建议。

    （十四）缺乏道德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漠视道德而使它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应用到与人类有关的事情上，公正是唯一真正的标准。一切事情对怀疑论者说来，都是漆黑一团。怀疑论者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他通过触觉孤立地确定事物，但是什么也分不清，既看不到事物的细节，也看不到事物的整体。这是一个自愿的瞎子。他的怀疑使他变得无能。人们不能把不断变化、不断完善的生命当作死板不动、一成不变的物质来研究。

    正义是社会机体的酵母。不考虑正义等于不向前看，剥夺自己的了解能力。那样人们也许能够看到现在，但永远看不到将来，甚至于看不到未来的因素。（1870年3月）

    （十五）工业的胜利果实

    政治经济学不断地重复论述文明的进步，工业的胜利果实，物质福利的逐步发展等等。

    所有这些都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工业的胜利果实不是资本的产物而是智慧的产物。巴师夏①把人类思想的发展和文明进步归功于资本。这是“所以如此，就因为它是如此”式的诡辩。

    ①弗雷德里克·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年）：经济学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辩护士。他的主要著作有：《科布顿及其反谷物法联盟》，《经济诡辩论》和《经济协调论》。巴师夏热烈地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辩护，反对保护贸易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思维不断创造了工业所应用的观念。唯有发明者才能享受工业胜利果实的荣誉。资本只是不从事生产，掠夺胜利果实的大黄蜂。资本留给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只是它实在无法剥夺的东西。

    剥削者、寄生虫、杀人犯，这就是资本在各个世纪所扮演的角色，但因为它霸占了一切，人们就称它是一切的创造者！

    中世纪把胆敢穿华丽衬衣的人戴枷示众，基督教的思想也把异教徒要求满足物质**的思想拿出示众。

    谴责依靠剥夺别人而取得享受的并不是平等主义的思想。

    取得这些福利都是依靠智慧，而不是依靠资本，资本剥夺了这些福利，剥夺了广大群众的福利，使它只有利于少数人。

    （187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