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
所有反资本主义的理论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它们错误地歪曲了资本主义的节俭及其结果，还有资本积累在人类的生存努力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知道，动物和野蛮种族仅能勉强糊口。而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他积累了财富，使其有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沉迷于能够满足其多方面需求的间接（roundabout）方式。人类一切文化和精神的卓越成就都是以资本积累为其前提条件的。而要让这些间接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节俭是基础，而且是改善人类体能、智力以及道德状态的唯一方式。某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和那些贫困、落后、不发达，或野蛮的国家有差别，就是因为它具有更高的人均资本积累率，并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利用这些资本（即投资）。
地球上有很多地域，大自然为其所分配的初始资源都要比创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白种人所居住的地域好得多。西方文明一切成就的取得，只是因为建立了道德的和法律的制度，只是因为这种制度保护了个人的财富积累，保护了个人为了反抗统治者的巧取豪夺而进行的生产投资。在东方，私有财产实际上是出于官员的恩赐，而在西方的法律制度下，私有财产却是社会构成的基石。
四
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体系常常被描述为一种消费者的民主，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有权投票。[2]这样一种比喻性的说法还是可取的，但如果我们真要接受这个比喻，就还需要指出被称为民主体系的两种体系间的某些非常重要的区别。
第一：在代议制国家的政治民主中，人们投票选出一些代表，这实际上是选举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将其交给了被选出的官员。而在市场民主体制下，投票选举的目标并不是人，而是人所达致的成就，即他努力的产品。选举人在此处并不需要对候选人未来的表现表示盲目的信任，只需对一个已经完成的产品表示赞同或是不赞同即可。
第二：普通的选举人虽然有选举权，但却可能没有能力对政府的政策问题作出切中肯綮的判断。然而一般的家庭主妇却有着很强的能力，可以判断出哪个产品是好的，是对其家庭有益的；哪个产品是不好的，对其家庭是无益的。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政体是小农经济的原始社会或者市场经济在政治发展上的必然结果。而社会主义体制则意味着领袖人物拥有无限制的**权力。在西方文明国家中，代议制政府的产生是由于资本主义逐渐地取代了正在瓦解中的封建社会体制。而血腥的独裁**政体则是由于政府一步步地加深对商业干预的结果。
社会主义体制还不只是废除了市场民主，它还与政治民主毫不相容。由于目前在政治术语使用上的混乱，很多人被所谓的“政治民主”引入了歧途，因而在左翼和右翼政党之间产生了欺骗性的区别。在19世纪初期的欧洲各国议会中，反对**主义、支持议会制度的政党通常都要坐在议会主席的左边，而他们的对手，即**制度的走狗们则通常坐在主席的右边。而今天在美国，人们却把支持宪政和经济自由的党派称为“右派”，而将支持社会主义或**学说的人称为“左派”。这真是巴别塔式的语言的混乱！
有关资本主义体系的成就，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还有很多东西可说。然而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根本性的批评，那就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创立任何一种经济学的核算体系，因而在满足人类的需要方面也就缺少衡量这种满意度多寡的任何一种有效的方法。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受到多数人拥护的社会主义体系并没有什么长处。社会主义尚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从社会主义生产管理者的观点以及其人民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尚无法对社会需求的数量关系进行核算。到目前为止，这种计算能力的缺失还没有给**国家的统治者带来麻烦，因为他们依然可以利用建立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机制之上的价格理论。
市场经济之所以伟大并且具有无可比拟的效率，是因为可以对一切经济活动进行核算。换句话说，它能够计算出每一种活动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将每种活动所需物品的价格换算成货币成本我们就可以确定哪些活动可以做而哪些活动必须放弃。当然，还有很多活动，其成本还不能仅用市场上有确定价格的物品来衡量，它还需要一些无价格的物品。不过这些无价格的物品，其价值可以由喜爱它们的人直接决定。如果某市政当局的一项工程，除了正常的货币成本外，还需拆除一座历史遗迹，此时就应充分考虑到人们对该遗迹所怀有的情感因素，而不能只简单地为其确定一个货币价格。
经济学计算具有一种超凡的力量，它是人类的一切活动以及在一般经济事件上开展协作的激励因素。它是人类智慧的伟大成就，正是这种智力工具方使得人类超脱动物的生活而不断提升自身生活的一切努力成为可能。
人类经济活动和技术成就的历史向我们展示的只是一些根本性的变革与创新，是人类智力以及牟利发展进程中的一些转折点，比如关于蒸汽动力的利用，历史只不过记录下了蒸汽动力时代出现的一些前提条件而已。如果只求助于这样一种简化的历史，那人们就很容易忘记“蒸汽动力”这一概念其实还涵盖了在利用蒸汽的过程中人类所采用的大量的方法。最老旧、最原始的蒸汽机是在经历了一长串的演变和改进之后，才成为可适用于各种用途的蒸汽机械的。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学范畴中，不存在任何永久的或固定不变的技术，而只存在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趋势：追求最佳效能和最低成本，经常更新生产手段，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方面需求。正是成千上万种技术上的改进——大多数都是微小的改进，只有某些改进产生了重大的结果——才使得出现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的汽车演变成了今天我们称之为汽车的商品。而将这种改进转变成为人类思想上固定习惯的则是依照复式记账法的簿记系统。采用这种系统，企业家可以计算其产品构成上的每一项成本，并由此找出管理其生产经营的最佳方法。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智力手段，才有可能对各种生产方法的效用进行量化的比较。
有了这种手段，才有可能消除一定数量的劳动或生产资料的技术性浪费，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抑制劳动或生产资料的某种用途而将其转移到另外的生产用途中，从而可能以更恰当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最近的两个或三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史为这种资本主义手段的有益作用提供了大量的例证。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西欧和中欧地区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是令人震惊的糟糕。而使这种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并非出于当权者的政令，而是出于一批有进取心的人的理想和行为，是他们在赢利动机的激励下发挥了才能和勤勉的结果。幸亏在这一目前仍在持续的发展进程中有这样的一群人，正是这些人把他们国家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转变成了工业体系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把各自孤立的经济区域转变成了全球市场。这些国家目前的生活水准与美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相比已非常之高，这全赖于制造品的出口，而绝大多数制造品则是用进口的原材料生产的。经济学计算使所有这些生活的改善成为可能，并对商业行为进行调整使其能够持续不断地改变需求状况和各种商品与服务的供应状况。
五
马克思并非社会主义理念的创造者，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赖以立足的经济计划的完善性和实践性的各种无效的试验也没有说过任何话，事实上他激烈地反对这类非科学的尝试。只有对他自己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到来不可避免的预言，他才冠之以科学的称呼。按照他的看法，这样一种科学解决了达尔文和麦克斯韦尔[3]的同代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又有哪位体面人士真会去质疑其科学思想究竟如何呢？通过批判和贬低所谓被资本主义社会完全玷污了的每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获得了神圣的光环，似乎成了未遭玷污的卓越的纯科学的代表和黄金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
马克思反对一切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论调。但是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能受到欢迎，这类民族主义情感又恰恰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近代资本主义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而西欧和中欧的沙文主义者们对于本国人民只能做大不列颠所发明并加以完善的资本主义方式的模仿者总是感觉不很舒服，随着资本主义方式在全世界各地的普及，这种愤懑情绪便越积越多。欧洲的斯拉夫各族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居民也在仿效欧洲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饱受着文学、艺术、社会、科技和经济等领域内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折磨和困扰。于是有人谴责资本主义为降临人世的罪恶渊薮，而马克思主义则能够为他们重新建立道德上的平衡。由于马克思的哲学不必为资本主义这个最不公正最有害的制度的出现负什么责任，所以它不会被视为道德和智力低下的证明，相反地倒成了优越的象征。
在社会主义理想的影响下，国家和市政当局对各类企业实施国有化或市有化。执行这类政策最力的就是俾斯麦首相所领导的德意志帝国政府，《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称其为“他那个时代国家社会主义最杰出的范例”。[4]当然，这种社会主义趋势在其他国家也很盛行。费边派社会主义的领袖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声称，社会主义哲学“不过是关于社会组织原理的思想和明确主张而已，在很大程度上早已被人们无意识地加以采纳了。”他认为，19世纪的经济史其实就“几乎是社会主义不断进展的纪录史”。[5]几年后，一位著名的英国政治家威廉·哈考特（William Harcourt）爵士也说：“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6]1913年，一位美国作家埃尔默·罗伯特（Elmer Robert）就将德意志帝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定义为“君主制社会主义”。
准确地说，正是各国政府和市政当局的这类社会主义措施首次引起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对企业公有化管理的天然无效率问题的关注。服务不善和赤字增加几乎是所有国有化或市有化企业的最显著特征。人们普遍认为必须对企业的经营方式进行根本变革，但是却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遭遇的毁灭性失败使德国人丧失了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心理平衡，这就让他们在1918年甚至要比俄国更急切地想实行全盘社会主义化，他们认为这是向获胜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大不列颠和法国实施复仇的最佳办法。但是他们首先需要克服一个巨大的障碍，这就是如何才能找到令人满意地管理社会公有化企业的方法。德国革命将这个任务委托给了一个由社会主义专家和大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这真是一个荒唐的场面。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左翼，他们充分自信其革命行动是人类历史上所实现的最重要的转折，并且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后终于获胜之时，却不得不承认他们并不知道随后的进程该如何开展，因而不得不期待一个由专家和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来告诉他们该如何做！当然，这个委员会并未能解决建立该委员会的初衷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不过其中最著名的成员希尔菲丁（Hilferding）博士和熊彼特（Schumpeter）教授倒是撰写了一批处理各类经济问题的著作。该委员会始终未能找到一种能够合理地而且成功地指导企业运营的方法，一种能够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追求利润的方法。
如果想要理解过去50年间的历史进程，就必须牢记这些事实。西方文明国家和工业国家的群众很容易被一些狂热的宣传家们说服而去接受各种反资本主义的学说，或者去投那些主张一切经济活动均应受中央计划支配的政党的票。在铁幕这一边的文明国家中，大多数选民和政府官员都将社会主义信条视为同调，而教育界和新闻界也很少能够容忍针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批评。然而，我们指出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那个无可补救的痼疾却依然确凿地存在，也就是说，在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中，任何形式的经济计算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任何企业和商号的集体管理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财务上的失效和服务提供上的贫乏。对经济事务的官僚化管理，其效率低下早已有目共睹。而将工业上的集体管理原则加以无限制扩张的思想甚至让那些心胸最为偏狭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们也会感到不寒而栗。
俄国在1917年实现了社会主义，许多半文明国家也紧步其后尘，因为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光靠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不能了解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因此，列宁认为他既然已经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将像邮政那样运转的原则，那么他就完全有把握驱散一切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正常运转的疑虑。[8]在他看来，“把**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就是“计算和监督”，他并且断言，这类工作“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9]
这样一种极其明显的毫无意义的断言也只可能说给俄国那些无知的、但却自封为知识分子的人听，正是这些人自豪地认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部队，正是他们推动了进步和文明。这种论调会让所有落后民族的沙文主义者心理上感觉良好，因为这些人在将本民族的文化与西方文明加以比较时总会产生不舒服的感觉。然而这种论调却不可能诉诸西方的工业国家。美国人就不会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将会成功并且会让所有人幸福这样的蠢话，因为这样的制度竟把邮政当作其经济运行模式，而且要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10]
这就是西方文明国家今天的处境：民众总体而言都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者**的热情崇拜者，而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们也很少会错过任何一个场合来宣泄他们反资本主义的激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效能。但是一旦真有机会给了他们，可以让他们全面实践其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时，他们又都缩回去了。没有人再指望西德的社会民主党或者英国的工党会对他们的社会主义规划施加任何影响。他们要做的就是骚扰商人，并从蓄意破坏生产方法的改良中取乐。
今天各民族的分裂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造成的，因为在一些非**国家，其政府和绝大多数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群体也同样服膺社会主义信条。而阻止了这些自称是自由主义政党和进步政党的人士采纳列宁全面社会主义化主张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方法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们认识到，在向企业的社会主义化道路上每深入一步都将会严重地损害每个产业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每个人都明白这样的结果将首先会损害全体工人的利益，因为他们大量受雇于企业和工厂而成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主要受益者。当然，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勇气公开揭示这一事实，虽然人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马克思之前的一些社会主义作家曾经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和运转设计了详细的规划。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很容易指出这些规划的荒谬性和不切实际。但马克思则小心地避免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并且批评早期社会主义者处理这一问题的所有尝试都是乌托邦的空想。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道，社会主义必定要作为人类进化的最高阶段而出现，而且会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安排和组织一切。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主义理想的每一步实现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并且将会永远导致经济运行的失效，而社会主义者又根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样的结局。
社会主义政策之所以在一些国家已经终止并在另一些国家正在终止，是因为人们今天已经有机会可以比较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状况。自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德的社会主义者们则更以特殊的方式承认了马克思主义梦想的破灭：他们修建了一堵墙试图阻止他们的同志逃亡到非社会主义的西德。
注释
[1] 这一理论在这一点上有一个瑕疵，那就是给了资产阶级出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种特殊权利。他们就属于《**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
[2] 参阅Frank A. Fetter：《经济学原理》，第2版（纽约：世纪出版公司，1910年），394页
[3] James Clark Maxwell完善了电磁波理论
[4] 《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卷2（纽约：麦克米兰，1930），573页
[5] 参阅《费边社会主义论集》中Sidney Webb的文章，1889年首次发表（纽约：洪堡，1891年），4页
[6] 参阅G.M. Trevelyan：《英国简史》（伦敦：郎曼书屋，1942年），510页
[7] Elmer Roberts：《德国的君主制社会主义》（纽约：C. Scribner's Sons，1913年）
[8] 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17年），43页
[9] 同上，83页
[10] 同上，83页
（以上二条列宁著作的引文均按中文版引用，与英文引文略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