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今天与上一代人相比已完全不一样了。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想把中国当作一个殖民地那样来对待的企图已经失败。在埃及，英国人正在撤退，他们在印度已处于守势。至于荷兰人在一次重大进攻面前没有能守住英萨林，已是尽人皆知之事。法国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两样。美国人对菲律宾人也不感到愉快，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他们就会放弃菲律宾。把殖民地转交给国际联盟保护，可以为殖民大国完整地拥有自己的投资提供担保，并且可以使它们在制止暴动时免于作出牺牲，而土著人如果在和平的进程中分享到独立，并同时得到保证，今后不会有占领欲很强的邻国来威胁自己的政治自主了，也一定会以感激之情欢迎这种做法的。

    7·自由贸易

    古典国民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关税保护以及自由贸易作用的学说。这一学说是如此明白，如此清楚，如此无可辩驳，以至反对者无法提出什么不马上被体无完肤地驳回的理由来反对它。

    尽管如此，我们今天在全世界到处看到关税保护，特别是多种多样的**裸的禁止进口现象。即使在英国这个自由贸易政策的制订国，关税保护在今天也是一张王牌。民族自给自足的原则一天天赢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甚至只有区区几百万居民的国家如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也在试图通过高保护关税政策和禁止进口使自已不依赖国外进口。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思想基础是，对所有在外国用低成本生产的商品通过进口税来补足这种差额。在这里，荒诞的是，所有国家虽然减少进口，却同时想增加出口。这种政策的结果便是阻碍了国际分工，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普遍降低。这种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之所以还不十分明显，仅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总是大到能足以抵消这种降低。但显而易见，要是没有关税保护政策人为地将生产从有利的当地生产条件推入不太有利的条件的话，那么，今天所有的人会更加富裕。

    在贸易交往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会被投放到能提供最佳生产条件的地方。只要能有地方在更有利的条件下生产，人们便不会去利用不太好的生产条件。通过交通工具的扩大，通过技术改进，通过对新开发地区的比较深入的研究，人们看到，有些地方的生产条件比现有生产地点强，于是生产地点便发生转移，资本和劳动努力从生产条件不太好的地区转向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

    但资本和劳动的流动有一个前提，即不仅要有完全的贸易自由，而且资本和劳动在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流动过程中不会遇到障碍。在古典自由贸易学说盛行的时代，提出这种前提是不切实际的。那时不仅对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且对工人的自由流动都存在一系列的障碍。资本家们因不了解情况，因得不到普遍的法律保障以及一系列类似原因而不敢将自己的资金投放到外国。对工人们来说，则由于语言不通，加上法律、宗教和其他方面的困难而无法离开祖国。十九世纪初，人们固然可以笼统地说，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资本和劳动都是自由流动的，但在国家间的交流方面，资本和劳动的流动却受到了阻碍。资本和劳动自由流动的条件仅适用于国内交流，却并不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仅从这里就可以找到为何在国民经济理论中把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分开的原因。因此，古典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果国与国之间资本和劳动的流动受到阻碍，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自由交流有什么作用？李嘉图的学说对这个问题作了解答，道是：生产部门以下述方式分布在各国，即每个国家生产它对其他国家具有最大优势的产品。重商主义者们曾经害怕，一个生产条件不太好的国家进口大于出口，乃至最后会不名分文。他们于是提出了实行保护关税和禁止进口的要求，以便及时制止这种令人担心的糟糕情况。古典学说指出，重商主义者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一个国家即使每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条件都劣于其他国家，也不必担心出口会少于进口。古典学说以出色的、不可辩驳的、无人能否定的方式提出了论据，说明即使生产条件较好的国家也不得不看到，从生产条件不太好的国家进口某些产品是有好处的，它们固然具有优势去生产这些产品，但其优势程度不如它们在专门生产的其他产品方面。

    古典自由贸易学说告诉政治家以下一番话，有的国家具有较好的自然生产条件，而有的国家的自然生产条件不太好。国际分工即使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也将导致每个国家在国际劳动联合体中找到自已的位置，而不管其生产条件比较好或不大好，当然，那些具有较好生产条件的国家会富裕一些，而其他国家则贫穷一些，但对这种情况即使用政策也是改变不了的。这正是自然生产因素差异的结果。

    这就是较早的自由主义面临的形势，它用古典自由贸易学说对这种形势作了回答。但自李嘉图时代以来，世界上的情况已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最近60年中，自由贸易学说所面临的形势同它在十八世纪刚开始时以及在十九世纪初估计的那种情况完全不一样。因为在十九世纪，一部分在世纪初反对资本和劳动自由流通的阻力已被排除。对资本家来说，将资本投放到外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要比在李嘉图时代容易得多。法律保障已明显地大大提高，人们对外国及其风俗习惯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股份制提供了将远方企业的风险分摊到许多人头上，从而减少了这种风险的可能性。但如果有人说，二十世纪初国与国之间的资本流动与国家内部的流动一样方便，那也肯定是夸大其辞。这里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尽管如此，已不可能有人认为，资本只到国界为止了。劳动力的情况亦同样如此。十九世纪下半叶数百万欧洲人离开了欧洲，以便在海外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工作。

    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产生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随着这一条件的消失，那种把国内交流中的自由贸易作用和国外交流中的自由贸易作用相区别的做法也失去其正确性，因为现在对外交流合适的东西同样适用于国内交流，自由贸易导致，只有较好的生产条件得到充分利用，而不太好的生产条件则无人利用，于是，资本和劳动从生产条件不太好的国家涌向生产条件比较好的国家，更明确地说，便是资本和劳动从老的人口密集的欧洲国家涌向美洲和澳洲这些生产条件较有利的地区。对那些除了在欧洲的老移民区外，还在海外拥有适于欧洲人移民的地区的民族来说，这就无非意味着，把一部分自己的人口移到海外。例如对英国来说，就有一部分子民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或南非居住。离开英国的移民可以在其新的居住地保留英国公民和英国民族的身份。德国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一个流亡的德国人来到国外，生活在外国民族之中，并成为外国的公民，可以认为，在一代人、两代人至多三代人以后他就会失去自己的德意志民族特性，他将融入外国民族之中。德国面临的问题是，它是否袖手旁观自己的一部分资金和子民流向外国。

    人们不应错误地认为，英国和德国在十九世纪后半叶面临的贸易政治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对英国来说，问题是是否应容忍它的一些子民移居到自治领去，实际上没有理由对这种移民制造任何障碍。而对德国来说，问题则在于，是否应冷静地许可德国人移民到英国的殖民地、南非和其他国家。可以相信，这些移民在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国籍，犹如过去移民到国外的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德国人所做的那样。由于德国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因此，这个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己经越来越倾向自由贸易的德意志帝国到七十年代末重又转向用保护关税来保护德国的农业和德国的工业，同外国的竞争对抗。在这种关税保护之下，德国的农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经受得起来自在比较肥沃的土地上经营的东欧和海外的农产品的竞争，德国的工业则可组成卡特尔，将国内的物价保持在高于世界市场的水平，通过由此获得的利润使德国工业能够在国外以世界市场的价格，有时甚至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

    然而，德国推行的返回关税保护的贸易政策达不到它的最终目标。正是由于保护性关税，德国的生活和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于是，贸易政策的环境也必然随之越来越困难。确实德国在新贸易政策的头30年内在工业上取得了蓬勃发展，但这种蓬勃发展本来即使不采取关税保护也是能取得的，因为它主要是在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中引进了新的工艺的结果，这种新工艺使德国工业能更好地充分利用德国丰富的地下资源。

    今天的贸易政策环境的特点表现为，反自由主义的政策取消了国际交流中工人的自由迁徙，并且不无明显地限制了资本的流动。它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消除了十九世纪初和十九世纪末之间存在的国际交流条件的差别。资本，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又受到了阻碍。在这种情况下，不受阻碍的商品交流无法引起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于是它又导致各个民族转向自己拥有相对最佳条件的生产活动。

    但是，不管国家间的贸易交往条件如何，关税保护永远只能达到一个目的，生产不是在那些自然和社会条件最佳的地方进行，而是在另外的地方，即在条件较差的地方进行。由此可见，关税保护政策的结果是使人类劳动的成果越来越少。国家用保护主义政策所反对的是一种坏东西，对此自由贸易者不想争辩，他只是断言，帝国主义者和关税保护者们所主张的手段并不能消除这种坏东西。所以他提议走另一条道路。有些民族，如德意志民族或意大利民族在对世界进行分配时被认为像继母一样，使它们的子民不得不迁移它处，在非自由主义国家政体的条件下被非民族化。这正是自由主义要改变的当今国家关系的一种状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和平不受干扰创造条件。

    8·自由迁徙

    有人不时责备自由主义，说它的纲领绝大部分是消极的。自由的本质已经决定了这一点。因为自由只能被设想为是不受任何拘束的自由，而对自由的要求则存在于对任何要求的拒绝之中。与此相反，有人认为，权威政党的纲领是积极的。消极与积极这两种表达方式中通常含有一种完全确定的价值取向，有人正是企图用这种表达方式来诽谤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

    这里还需再重复说一遍，自由主义——一个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纲领，其积极性不比任何其他最理想的政治纲领差。自由主义纲领中消极的东西只是在于它否定、拒绝和反对所有那些与这个积极的纲领相对立的状况。而自由主义纲领的这种抗争行为——顺便提一下，这和任何党派的纲领一样——取决于反对派对纲领的态度。哪里反对派的阻力最大，哪里的自由主义的反击也就一定最激烈；哪里的阻力比较小甚或根本没有，哪里的自由主义纲领视情况只需短短一句话就够了。在历史的进程中，自由主义面对的阻力是变化不定的，因此，自由主义纲领中的抗争部分也有一些变化。

    这种情况在自由迁徙问题上表现得最清楚。自由主义主张每一个人有愿留在哪里就留在哪里的权利。这当然不是“消极的”要求。每个人可以在他认为最好的地方工作和生活，这属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的根本品质。这个要求只是在那些限制劳动力自由迁徙的地方，才变得消极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由迁徙权的这种消极成分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自由主义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兴起时，它要为移民的移出自由而斗争，今天则是为了移入自由而斗争。当初的法律阻止住在城外的居民迁入城内，并且规定，要对想离开自己祖国到国外营建一种更好的命运的人施以严厉惩罚。自由主义当时不得不反对这种法律，而在那时移民从外移入还通常是自由的，不受阻碍的。

    如所周知，今天的情况已不同了。数十年前，开始有法律反对种植园工人和中国人移民进来。今天世界上所有对移民具有诱惑力的国家，都有程度或轻或重的严厉的法律，或者完全禁止移民移入，或者对此加以非常严格的限制。

    可以从双重角度来看限制移民移入的政策，一种是工会的政策，一种是民族的保护政策。

    工会——如果我们这里撇开各种工人的强制性组织采取暴力手段、义务性的罢工以及对工人意愿实行武力压制不谈的话——只有通过下述手段才能按自己意图去影响劳工市场，即限制劳动力的供给。然而由于今天工会无法减少活在世界上的工人的数量，因此它们只有一种办法，即通过制止工人流入，以损害在其他工业部门工作或在其他国家生活的工人为代价来减少某一工业部门或某国的工人数量。出于实际的政治原因，制止国内其他工人进入某一工业部门的做法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奏效。与此相反，对外国实行这种禁止办法在政治上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在美国，天然生产条件和与此相关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工资要比欧洲大部分地区好。要是可以自由迁徙的话，欧洲的工人会大批移民到美国去，到那里去寻找工作。但这一点因美国的移民法而极难做到，所以在美国的工资就保持在高干它如若实行移民完全自由所能接受的工资的水平，而在欧洲的工资则低于这个水平。一方面是美国工人得益，另一方面是欧洲工人受损。

    但如果只从对工资的直接作用来看限制自由迁徙的影响，那是错误的。这种影响要大得多。因为在生产条件不太好的地区劳动力的供给相对过剩，而在生产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工人数相对不足，于是，彼处的生产进一步发展，而此处的生产更加萎缩。若在充分自由迁徙的条件下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见，限制自由流动的影响与保护关税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它导致世界上部分地区较好的生产条件得不到充分利用，而世界上其他部分地区不太好的生产条件却被竭尽利用。从人类的立场来看，它降低了人类劳动的效益，减少了供人类使用的物质财富。

    因此，想从经济角度为限制移民移入的政策辩护历来是徒劳的。限制移民移入降低了人类劳动的效益，对此不容有丝毫疑问。当美国或澳大利亚的工会限制移民移入的时候，它们反对的不仅是地球上其他国家工人们的利益，而且也是在反对所有其他为自己谋取特殊好处的人们的利益。这里有一点还不能完全肯定，即通过实行完全自由迁徙提高人类劳动的一般效益，是否能大到使美国和澳大利亚工会的会员们外国工人流入而遭受的损失得到完全补偿的程度。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工人们如果还找不到另外一个理由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他们就限制不了移民的移入。某些自由主义的原则和思想直至今天还一直有很大的力量，使得有些人无法反对它们，如果这些人不能在获取生产最高效益的利益之上提不出所谓更高、更重要的利益的话。我们已经看到，有人如何利用民族动机来为保护关税辩护。那种为限制移民移入而提出的利益也是一种民族利益。

    如果对从国外来的移民完全开放，移民们就会从欧洲人口过于密集的地区一大批一大批地涌向澳洲和美洲，其数量之大将使人不再能指望对他们实行民族同化。从前，从国外迁入美国的移民不久就接受了英语和美国的风俗习惯，其部分原因要归结到他们不是一下子以如此众多的人数过去的。小股的移民分布在广袤的国土上，很快就在巨大的美国民族中解散了。当后来的移民踏上美国的土地时，先前到来的移民已一个个都被半同化了。民族同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外来民族的移民人数不过于庞大。有人认为，这种情况现在会发生变化，而且存在着一种危险，即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占优势的统治地位，或更正确地说是单独统治地位，将会崩溃。有人特别担心这种崩溃将源自亚洲——蒙古种族的强劲的移民。

    这种担心对美国来说也许是过分夸张了，但对澳大利亚来说肯定不是夸张。澳大利亚的居民人数与奥地利差不多，但其面积却是奥地利的l00倍，且其自然资源肯定无法比拟地比奥地利丰富。要是放开向澳大利亚移民，那就可以设想，短短几年后，澳大利亚居民的大多数人极有可能是日木人、中国人、马来西亚人和中南美洲的种植园工人。

    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对外来民族，特别是对外来人种的人的厌恶感是如此强烈，以致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反对用和平方法来解决这种矛盾的想法。几乎无法设想，澳大利亚人会自愿同意英国民族的欧洲人移民进来，他们也绝不可能会允许亚洲人在他们这块土地上寻找工作和安身之所。英格兰藉的澳大利亚人的立场是，英国人最早移居这个国家，这一情况赋予英格兰民族永远有单独拥有这整块大陆的优先权。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丝毫不想对澳大利亚人在澳大利亚拥有的一切东西提出异议，他们只是认为，澳大利亚人不许他人充分利用在澳大利亚未被开发的比较好的生产条件，而迫使他们在自己家乡不太好的生产条件下工作，这是不合适的。

    这个对世界命运最重要的争论问题能否得到满意的解决，关系到文明的存在与否，这一问题的现状是，一方面成千上亿的欧洲人和亚洲人被迫在不太好的生产条件下劳动，而不能到那些生产条件较好的封闭起来的地区工作。他们要求打开这个禁止入内的伊甸园的边界，因为他们从中看到自已劳动效益可以得到提高和由此而来的更多的福利；另一方面则是些幸运的人，他们已经把具有较好生产条件的国家称为自己的国家，他们——只要他们是工人而不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的地位保证了他们有较高的工资，他们不愿放弃这较高的工资。整个民族都一致地害怕外国人泛滥成灾，他们害怕自己有朝一日可能在自己的国家被挤成少数，从而不得不忍受各种各样可怕的民族迫害，就像今天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意大利、在波兰的德国人所遭遇的那样。

    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对此人们无可争辩。在今天国家拥有充分权力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不得不担心处于多数的另一个民族干出最坏的事情来。只要国家机器拥有充分的权力，——这种权力在今天已经有了并且得到了今天的公众舆论的认可——对人们来说，一想到不得不在一个其政府掌握在另一个民族的国家中生活，便会不寒而栗。在一个到处都遇到居统治地位的多数民族迫害——在虚假的公正掩盖之下——的国家里生活，那是十分可怕的。同样可怕的是，早在学校时就因为民族籍贯而受到歧视，并且因为不属于居统治地位的民族而在任何司法机关任何行政机关都受到不公正待遇。

    如果从这种角度来考察冲突，便会使人感到，除通过战争来武力解决以外，别无它法解决这种冲突了。可以认为，这时数量上处于弱势的民族会遭到失败，因此，数以亿计的亚洲民族就会成功地把白种人的后裔从澳大利亚逐出去。但我们绝不愿意去作这种猜测，因为可以肯定，这种战争——我们倒是完全可以相信，一个波及面如此广的世界性问题不可能一下子通过一场战争来解决——必将导致人类文明最可怕的灾难。

    同样清楚的是，如果人们执着于多事之国的理想，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进行干预，甚至完全执着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这个迁徙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实行自由主义则可以使今天看来不可能解决的迁徙问题消失。在一个自由主义执政的澳大利亚，如果这块大陆上的一部分地区是日本人占优势，而另一部分地区是德国人占优势，由此还会产生什么困难呢？

    9·欧洲合众国

    美利坚合众国是世上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地方的资本主义能够通过政府来更自由、更少阻力地得到发展。因此，美国的居民远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居民富裕。六十多年来，他们的领土没有遭受过战争。要是他们没有发动过对土著人的灭绝性战争，要是他们在一**八年并非毫无必要地同西班牙打了一仗，要是他们没有参与世界大战，那么，今天在这个国家的公民中，几乎就不会有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叙说战争为何物。人们可能怀疑，美国人自已是否明白，他们应将一切归功于美国在其政治中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多地实现了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外国人也不明白，是什么使这个被许多人羡慕的共和国变得富裕和强大起来的。但有一点大家都是一致的——撇开那些满腹忌恨者不谈，这些人声称对美国文明的“唯物主义”高度蔑视——即他们除了希望自己的国家像美国那样富裕和强大外别无所求。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今天各个方面都提出，最简单的途径是建立“欧洲合众国”。欧洲大陆单个国家人口太少，土地不足，无法去参与争夺霸权的国家斗争，无力反对越来越强大的美国联盟，反对俄国、英帝国、中国以及其他还在形成的——比方说在南美——类似大小的实体。因此它们必须团结成一个军事和政治的统一体，组成一个保卫和防御性的联盟，这个联盟将完全有能力在未来几百年中确保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一如欧洲在过去几百年中所曾有过的那种地位。泛欧联盟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推动，这种推动源自每一个人都日益明显的认识，没有比欧洲国家的关税保护政策更荒谬的东西了。只有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增进福利，生产出我们所需的丰富物质，从而提高大众的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然而，所有欧洲国家，特别是较小的国家的经济政策恰恰都在考虑要完全阻止国际分工。北美的工业拥有一个不受任何关税和类似障碍限制的市场，有1亿2千多万富有的消费者。比较一下北美工人的生活条件与德国的，甚至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的工人的生活条件，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种想建立小块的、闭关自守的经济区的企图是何等荒谬。

    欧洲合众国思想的先驱者们所反对的弊病无疑是存在的，人们必须尽早革除这些弊端，越早越好。但为达到这一目标，建立欧洲合众国却未必是一条合适的道路。

    国家间关系的任何改革，目的均是要革除个别国家一心损害它国利益、扩大自已领土的现象。今天具有无限重要性的国界问题必须失去其重要性。各国务需认清，对外政策最重要的问题是创造永久的和平。它们必须明白，只有把国家活动限制在最狭小的范围内，从而使国家及其空间边界对每个人的生活来说不再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世界和平才能得到保障。国家及其空间边界的那种突出的重要性使得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过去和现在各国为了划定边界而血流成河。思想上的狭隘使人只着眼于本国和本民族的一切，而不懂得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对此必须用世界主义的思想取而代之。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采用建立国家联合体、建立国际性的超国家机构的方法，即使得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个人因为其民族性和民族的特色而受到压制。

    民族政治的狭隘性表现在，它总盼着邻国败坏，而最终导致所有国家败坏。为了把各民族从这种狭隘的民族政治引导到真正的世界政治的轨道，第一要义是需要认清，各民族的利益并不互相冲突。如果每个民族都为促进所有民族的发展着想，不敢有任何压制其他民族或其他一部分民族的企图，那么，每个民族就能最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但这并不是要各民族用一种更大范围的沙文主义来代替着眼于本民族的沙文主义，而是要各民族认识到，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都是错误的，而且必须让新的和平的手段来取代国际政治中老的军事手段，这种新的和平的手段的目的是共同工作而不是互相打仗。

    但泛欧洲与欧洲合众国思想的先驱们追求另外的目标。他们所计划的不是一种新形式的、在政治上与迄今为止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国家有本质不同的国家政体，而是一种对老的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加以改头换面的东西。泛欧洲应比在它当中发展的各个国家大，应比它们强大，因而在军事上更有能力、更适合于同英国、美国和俄国等大国对抗。欧洲的沙文主义应取代法国的、德国的和马扎尔的沙文主义，其矛头应针对“外国人”，针对不列颠人、美国人、俄国人、中国人、日本人。对内它则应是一个把所有欧洲民族团结在一起的实体。

    这样，人们大约就可以在民族的基础上，但不是在地理的基础上来培植沙文主义的国家感情和沙文主义的国家政策和战争政策了。一方面是共同的语言把民族同胞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另一方面则是不同的语言在民族之间造成一条鸿沟。要是没有这种事实的存在——与各种意识形态无关——沙文主义思想是绝不可能发展的。注视着地图的地理学家智慧的眼睛可以（不是必须）把欧洲大陆（除俄国以外）看成一个整体，但这并不能在这个区域的居民之间创造出一种政治家可以其为基础设计蓝图的共同性。人们可以使一个莱茵兰人懂得，如果他为了东普鲁士的德国人参战的话，他是在捍卫他自己的事业，人们也许还能使他懂得，世界上全人类的事业也是他自己的事业。但他将永远也不会理解，他应该去捍卫葡萄牙人的事业，因为他们也是欧洲人，而英国的事则是一个敌人的事或至多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外国人的事。人们无法从人类生活中勾消长时期的历史的发展（顺便提一下，自由主义也不想勾消它），这种历史发展使得一个德国人在谈到德国风格、德国民族和德国的时候，心就会激烈地跳动起来。早在政治家们想在这种民族感情的基础上培植德意志国家思想、德意志政治、还有德意志沙文主义之前，这种民族感情就已经存在了。“欧洲”或“泛欧洲”，“欧洲的”或“泛欧洲的”，所有这些词汇都唤不起那种心的跳动，它们激发不起“德国”或“德国的”这种字眼儿所能激发的感情。所有那些想让联盟国家来取代民族国家的好心的设计，其基本错误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不管这里涉及到的是中欧、泛欧、泛美或其他一种类似的实体。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在所有这些规划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贸易政策方面的情况，事情就再清楚不过了。就像今天现实中的情况一样，从前可以使一个巴伐利亚人承认，为了保护德国的生产——例如在萨克森——他购买某样东西要因税收而付出更多的钱是正确的。但愿有朝一日能使他转而认识到，一切贸易政策上闭关自守的做法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关税保护都是不适当的，不合理的，因而是应该取消的。但人们却永远无法使一个波兰人或一个马札尔人认可，自己应该为某种商品付出比市场价格高的钱，以便法国、德国、或意大利能在这些国家内生产这种商品。人们固然可以把民族共同感以及关于各民族的利益互相对立的理论作为关税保护政策的依据，但却找不到类似的思想基础，能使一种联盟国家的保护政策构筑其上。把越来越趋向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切割成小块的、尽可能闭关自守的民族经济区显然是荒谬的。但人们不能用下述办法来克服民族主义的封锁政策，即将各种民族集合成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更大国家集团，然后用这个更大的国家集团的封锁政策来取代民族主义的封锁政策。唯一能克服关税保护政策和闭关自守做法的办法是，认清它们的危害性和懂得把所有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

    在证明了将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分裂成小块的、闭关自守的经济区是有害的之后，就能由此得出必要的结论，必须转向自由贸易。若想证明应该建立一个泛欧关税保护区以达到泛欧的闭关自守，就必须首先拿出证据来证明，葡萄牙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利益固然是一致的，但这两国人的利益同巴西和俄国的利益却相抵触；还必须拿出证据来证明，为了德国的、法国的和比利时纺织工业的利益应该放弃马札尔纺织工业，说明这对马札尔大有好处，而英国的或美国的纺织品输入马札尔却会使马札尔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建立联盟国家的运动来自对一切沙文主义民族政策都不能持久的正确认识。然而这一运动想用以取而代之的东西却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在各民族的意识中缺少有生命力的基础。即使泛欧主义运动的目的能够达到，世界上的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善。统一的欧洲大陆同其本土之外的世界大国争斗，其危害性不亚于欧洲国家相互之间的斗争。

    10·国际联盟

    正如国家在自由党人的眼里不是至高无上的一样，国家对自由党人来说也不是最好的强制性组织。形而上学的国家学说迎合君主们爱好虚荣与自高自大的心理说，任何单一的国家都是独立自主的，这就是说，它是最高的和最终的主管机构。但正如对自由党人来说世界并不是到国家边界终止一样，正如世界对他来说根本只具有次要的和无足轻重的意义一样，正如自由党人的政治思想包容了整个人类一样，正如他的所有的政治学说的出发点都是深信国际分工是国际性的，而不仅仅是民族性的那样，正如自由党人从一开始就懂得，仅仅在国家内部创造和平是不够的，更为必要的是所有国家都要相互和平相处那样，自由党人还要求，所有国家像国家一样地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国家，而国家组织便在这联合过程中延续和终止。所以，在自由党人看来，国际法要高于国家法，他也因此而要求设立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法院和行政机关，如同国家的行政机关和法院是为了维护或至少是应该维护国家内部的和平一样，这些超国家的法院和行政机关要以同样方式保障国家之间的和平。

    长期以来，建立这样一个超国家世界组织的要求是由少数几位思想家提出的、几乎不为人们重视的乌托邦。虽然自从拿破仑战争爆发以来，世界上的人们看到，最重要国家的国家领导人一再为了作出一致的决议而围聚在会议桌旁，虽然从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实体，其中“红十字会”和万国邮政联盟是最有名的，然而所有这些距形成一个真正的超国家组织尚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即使海牙的和平会议在这里也几乎算不上是一种进步。只是世界大战的浩劫才使建立一个能够防止将来发生战争的世界组织的想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战争结束后，战胜国朝着建立一个实体的方向迈出了步伐，它们称这个实体为国际联盟，而世界上的人们更多地把它看作是将来建立一个真正有用的超国家组织的起点。

    但是，毫无疑问，今天以国际联盟名义存在的这个实体根本实现不了自由主义所要求的一个超国家组织的那种理想。首先，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和最大的国家根本不属于这个国际联盟。特别是美国——且不算较小的国家——站在国际联盟之外。国际联盟的宪法一开始就遇到把国家分为两大类的难题。一类国家享有充分权力，另一类则是没有充分权力的成员国，因为它们在世界大战中站在输掉了战争的那一边。很显然，这样一种把国家联合体划分等级的做法犹如在一国内部各种划分等级的做法一样孕育着战争的因素。总而言之，所有这些皆导致了国际联盟在一切问题上暴露出令人惋惜的软弱和无能。对此，人们只要想一想国际联盟在意大利和希腊之间发生冲突时的态度，想一想它在摩苏尔问题上的态度，特别是在那些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命运取决于国际联盟的决定的事件中国际联盟的态度就足够了。在所有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和德国，都有一部分人认为，为了将这个虚有其表的国际联盟建设成一个真正的国际联盟，一个真正的国家之上的国家，人们在评论它的弱点和缺点时应尽可能抱着充分爱护的态度。然而这种乐观主义从来没有在任何问题上正确过。假如国际联盟是一个不健全的实体——当然，要把国际联盟机构中一般的官员和职员除外——根本不能满足人们向一个世界超国家组织提出的要求，那么，人们就必须一而再、再而三把这种情况提出来，以便说明哪些东西必须彻底改变，从而使这个虚有其表的国际联盟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联盟。人们有时相信，真诚和正直的自由党人所提出的一切或至少一大部分要求已经由日内瓦国际联盟实现。没有比由此而产生的糊涂思想更为严重地损害关于世界超国家组织思想的了。人们无法做到在维护历史延续下来的各国边界的原则基础上建设一个真正能保障持久和平的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保留着迄今为止的所有国际法的基本缺点。在各国间发生争端时，它只是处理程序问题，它一点也不去考虑为解决这些争端制订另外的规则，而只是维护现有的法律状况和业已签署的条约。在这种情况下，和平是得不到保障的，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陷入完全僵化的状态了。

    诚然，国际联盟——尽管是非常谨慎和克制地——提出，今后要依照各国人民以及一部分人民的愿望移动边界。它还对少数民族——也是非常谨慎和克制地——许诺要保护它们。这使我们希望，刚刚建立的极不完善的国际联盟有朝一日能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性超国家，并给各国带来它们需要的和平。然而有关这些问题的决策既不会是在国际联盟的会议上，也不会是在各国的议会中作出的，因为这里牵涉到的根本不是一个组织问题或仅仅只是国际管理的技术问题，而是牵涉到一个人类有史以来需要解决的最大的意识形态问题。它牵涉到是否能成功地在世界上树立一种信念，倘若没有这种信念，则一切关于和平的协议以及仲裁的程序在关键时刻都将永远是一纸空文。这种信念只能是对自由主义无限的、毫无保留的信仰，而不是别的什么。必须对各个国家灌输自由主义的思想，必须将自由主义的原则贯彻到一切国家的机构中去，这样就能为和平创造条件并消除战争的根源。只要存在着关税保护、禁止人员迁徙、强制性学校教育和强制性授课、干涉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就会不断产生导致战争纠纷的冲突。

    11·俄国

    依靠自已的劳动融入到社会中并为自身和他人服务的和平公民受到了强盗的威胁。这个强盗不是志在劳动，而是要用武力来夺取他人的劳动果实。几千年来，这个世界不得不忍受占领者和封建君主的桎梏。这些占领者和封建君主认为，他们来到世上就是为了享受别人辛勤劳动的果实，这是天经地义的。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增加首先表现在，遏制想统治世界的武士阶层和统治阶层的思想影响和物质影响，用公民理想来代替统治理想。现在还远远做不到完全排除只有战争贩子才有的鄙视劳动的黩武思想。在每个国家的人民中，总还是有一些人满脑子是黩武时代的思想。在有的国家，人们认为早已克服的抢掠和动武的本能有时一再爆发出来并控制了人们。但大体上可以说，在今天居住在中欧和西欧以及美洲的白种人那里，赫伯待·斯宾塞所称的工业思想方式业已取代了他所称的黩武主义思想方式。今天只有一个大国仍毫不动摇地坚持军国主义的理想——俄国。

    当然，在俄国人民中也有人憎恶这种在其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方式。遗憾的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在自己的同胞中实现自己的想法。自从俄国有能力对欧洲政治施加某种影响起，它对欧洲来说就经常居于一种强盗的地位。它跃跃欲试，窥测时机，以求掠取钱财。除了以情势相遇指令给俄国沙皇们的边界以外，俄国沙皇从来不承认另外有一种对其蚕食自己邻国的限制。布尔什维克在扩张俄罗斯统治空间问题上的立场与此毫无二致。他们也只知道，可以而且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占领土地。幸运的是，欧洲国家已强大到足以成功地挡住一帮俄国野蛮人的攻击，从而挽救了文明，使其免于被俄国人所毁。俄国人在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以及在1877一1878年的土耳其远征中获得的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军队尽管数量众多，但没有能力对欧洲发动进攻，世界大战已证明了这一点。

    比刺刀和大炮更危险的是思想武器。确实，俄国思想在欧洲引起了反响，这主要应归因于，在这种思想进入欧洲之前，欧洲已经充满这种思想了。也许，更为确切地说应当是，虽然这种俄国思想符合俄国人的本性，但它们原本不是俄国的，而是由俄国人从欧洲吸收过来的。俄罗斯人民的思想是如此贫乏，以致它从来不能够自己去抓住表达自己本性的思想并把它们表达出来。

    自由主义完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它的政策就是应用科学的成果：舍此无它。它必须防止自己运用不科学的论断。脱离科学的论断永远是纯主观的。因此，人们不能按自已的价值观把民族划分等级，提出高等和劣等民族之说。所以，俄国人是否劣等的问题，完全不在我们考察范围之内。我们一点也不认为，他们是劣等的。我们要声明的唯一一点是，他们不愿意加入到人类的社会合作中来，他们在人类社会和国家社会面前像一个只想享受他人积聚的东西，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想的民族。一个在其中活跃着陀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列宁的思想的民族无法唤起社会的责任，它永远无法与世界和平相处，它必然要回到最野蛮和最粗鲁的状态中去。从自然条件讲，俄国以其肥沃的土地和各种各样的地下资源远比美国富有。要是俄国人同美国人一样实行资本主义政治，他们今天会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弄得他们成为最贫穷的民族。今天他们在全世界寻求资金和贷款。

    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从中得出清晰的结论，让俄国人去当俄国人，让他们在自己国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不要让他们超出自己的国界去毁坏欧洲的文明吧。这个结论必须被视为文明国家对俄政策的准则。当然，这并不是说，应该去禁止引进和翻译俄国的作品，让那些神经衰弱者们去爱好它们吧，只要他们喜欢。反正健康人是会避开它们的；这也不是说，应该禁止俄国人在世界上作宣传和用钱贿赂，就像当年沙皇用滚滚卢布所作的那样。如果现代文明不能够抵挡住被收买了的家伙们的攻击，那么它本来就不应存在下去；这也不是说，假如俄国吸引欧洲人或美国人到俄国去的话，欧洲人或美国人应拒绝到俄国旅行。但愿他们好好看一下这个杀害大众和大众贫困的国家，出了危险则自已负责。这也不是说，应该阻止资本家向俄国人提供贷款，或在俄国投资。如果他们愚蠢到如此地步，相信自己有朝一日能从中捞回些什么，他们就尽可这样做去。

    但是，欧洲和美洲的政府们必须停止通过下述方式去为苏联的破坏狂推波助澜，即为本国对苏俄的出口商品支付出口补贴，也就是说，用金钱资助来怂恿俄国的苏维埃主义。它们应该停止人员流向苏俄和向那边输出资本作宣传。

    是否俄国人民这样就会摒弃苏维埃主义，这要由它自己来决定。今天威胁世界的危险不再来自这个皮鞭和牢狱的国家。尽管俄国人有种种战争和破坏欲，但他们已不能真正地威胁欧洲的和平。所以，人们可以听其自便。人们必须要反对的只是，由我们自己去支持和鼓励苏联人的破坏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