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认为，经济法则只有两种表述方式，其一，任意（随机）作出术语规定，采用各种同义反复的方式对经济现象进行推导分析，这种表述形式没有规定某些前提和假设，因此，它不包含任何经验分析的成份。其二，以经验和现实为根据的表述形式，这种形式只有在规定前提和假设的情况下才具有实用价值，因此，采用这种形式来表述经济法则时必须不断地用经验来加以检验和证明。（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经济学要么变成一种毫无意义、毫无实用价值的数学游戏，要么变成一种“经验性的经济分析手段”或者变成“社会学的不完整的技术手段”，实证主义的这一观点与历史主义极为相似，它们均认为，经济理论和经济历史这两者之间没有系统的区别；经济历史是测验所有经济理论的须臾不可缺少的基础和试验场）。
同其他绝大部分古典经济学家一样，米瑟斯认为，用历史主义，尤其是实证主义及其错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从事经济科学的研究是不恰当的，因此，他驳斥了实证主义，并且指出实证主义理论是错误的。
人们也许认为，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范畴内的立足点是可靠的。但是，如果把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引进经济学范畴，必然会产生全面的错误认识（几乎所有的实证主义的领袖人物，包括波普尔在内，都是训练有素的数学家或自然科学家，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实证主义者所观察的仅仅是一些典型的、最基本的经济现象：其一，无论何时每个人都希望占有更多的财富，即，在财富的多寡之间作出选择时，每个人都愿取其“多”者；其二，每一次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货物交换都是对交换的双方有利的（否则这种交换就不可能发生），而且双方都认为，被交换的商品或劳务是“不平等的”（与付给对方的商品相比，双方更喜欢通过交换而获得的商品）。同时，交换的双方都声称在交换过程中给予了对方优惠（即双方均对自已的商品的价值实行高估，与此同时，对另一方的商品价值实行低估）；其二，货币发行量的增加会导致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从而形成收入再分配的过程）。其四，人为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若高于市场形成的最低工资标准会导致失业率的增加。对于波普尔之类的实证主义者而言，以上经济现象的表述要么是没有内容的同义反复，要么就是内容丰富的、可以用经验加以证明的假定或假设。但是，实际上这两种表述都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这些现象所反映的只是明显的事实（它们并不是任意的术语规定，因此，不能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进行“分析”），是不用假设就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否会导致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或者反之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以及加剧相对贫困化等问题，人们既不能“尝试”，也不能“测试”。因为人们清楚地知道，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绝不可能导致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而只会造成更高的失业率和更严重的贫困现象）。上述现象的表述准确地说明了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的门徒们认为不可能或不能科学地阐明的问题，即非假设性的现实认知。按照康德的术语来表述，即先验的真实的综合判断。
然而，米瑟斯并没有对此满足，他继续向前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将经济学拓展成为一种十分清楚的演绎科学。一切真正的经济学原理的出发点都基于一个公理，即人们在其行为过程中都追求某种特定的目标，他们在若干个较高或较低的目标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即作出择优选择），以便使他们主观想象的利益（即幸福）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得到满足。毫无疑问，这一公理真实的，不论是否认它的人或反对它的人都不得不按照这个公理办事。同公理具有非假设性、先验性和真实性一样，在借助附加的、以经验为根据的、而且可以证实的假设的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从公理中演绎和推导出来的表述也具有非假设性、先验性和真实性。以经济法则中的基本理论之一边际效用理论为例，它从上述不容置疑的经济现象的表述中逻辑地推论，每个人的行为方式都相同，即他在任何时候都会对能更满足其愿望的事情作出择优选择。边际效用理论还假定，在具有相同使用价值的前提下，人们为了增加另一种货物单位，必须使自己储存的货物变成可以实行交换的单位，通过交换而获得的新的货物单位可以满足再增加这种原有的货物储存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即边际效用递减定理）。如果认为这一定理需要用假设或经验来证明的话，那么，这种看法不仅是荒谬的，而且也是一种智力紊乱的表现。这一定理的真实性是不可否认的，经济历史和社会历史不可能来“测试”这一定理，而仅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以历史上的具体事例来说明这一定理的有效性。
在日内瓦任教期间，米瑟斯每星期只有两节课的教学任务，加上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他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工作。1940年他发表了《国民经济学：行为与经济》这部他的主要著作。米瑟斯运用了他在认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人的行为为出发点，逐步归纳和发展了他过去在货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以及社会制度理论等方面的科研成果，从而创立了完整的理论经济学体系。
六
到此时为止，米瑟斯在国民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科研成果已达到无人攀越的顶峰。然而，这些丰硕的成果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他的著作发表后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只到大约十年以后，随着他的著作《人类行为》的发表以及1949年一部用英文重新扩展编篡的《关于经济学的论文》的发表，米瑟斯的国民经济学理论才开始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
自1939年以来，欧洲处于战争状况之中。1940年，当他的《国民经济学》一书发表的时候，希特勒的军队正在向法国挺进，6月14日，德军占领巴黎，两天之后法国政府投降。此时的米瑟斯感到他已处在敌国的包围之中，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再加上直通日内瓦门户的法国陷落。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夫人马尔吉特（她是一位丧失寡居的歌剧演员，米瑟斯长期向她求婚，1938年两人才结为伉俪）的催促，米瑟斯决定离开日内瓦，离开欧洲。
在当时纽约蔡斯·曼哈顿银行的高级经济师、米瑟斯的好友本杰明·安德森教授的斡旋和帮助下，米瑟斯夫妇获得了美国的长期移民签证。1940年7月初，他们夫妇二人乘汽车从日内瓦出发，后来，为了躲避正在向前推进的德军，他们同其他一些逃亡者一道，不得不选择危险的秘密小道昼伏夜行，从法国南部辗转前往西班牙，然后从西班牙转道里斯本，最后从里斯本前往纽约。
当他们于1940年8月初抵达美国时，米瑟斯已年近六旬。此时，他已是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他的重要著作《货币理论及货币流通理论》和《公有制经济》已于三十年代中期被译成英文发表（英译本的书名分别是《货币和信贷理论》和《社会主义》）。此时，任何一位来自欧洲的二流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的门徒”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在美国找到一个体面的科研位置，而当米瑟斯——这位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家——来到资本主义的美国时，美国的各所大学和知识界却对他表示出一种毫不修饰的、无耻的无情和冷漠。
同许多西欧国家一样，美国从十九纪世以来越来越明显地走上了福利国家和干预主义政策的道路。自1913年来，美国实行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联邦国家收入所得税，建立了联邦储备金（FED）制度，成立了中央银行以及确定了国家对货币的垄断地位。在二十年代，美国经历了一场由联邦银行导演的货币和信贷的规模空前膨胀过程，最后以“大萧条”而告终。1929年，美国的失业率为百分之三，次年就高达百分之十以上。为了克服这次危机，在赫伯特·胡佛总统任期内，更多的却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以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德国为榜样，按照正宗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实行了一系列“新政”，即，取消金本位制（禁止私人拥有黄金），再次扩大货币发行量，扩大信贷规模，由政府控制物价和信贷发行规模，实行关税保护政策，采取充分就业措施，实行平等的收入再分配调整和社会保障政策，提高税收，发行国债等等。尽管这一系列政策导致了明显的失败——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已高达百分之二十五，直到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失业率也从未降低到百分之十五以下——但赋予这些政策以科学合法性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在科学上的影响和势力达到了无人企及的程度。对于那些顺应所谓的时代精神，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妥协让步并鞠躬致敬的人，例如米瑟斯当年的学生戈特弗里德·冯·哈勃勒尔，弗里茨·马赫鲁普以及奥斯卡·摩根斯坦，所有科学殿堂的大门都敞开着的，哈勃勒尔当上了哈佛大学教授；马赫鲁普先是进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来转入普林斯顿大学；摩根斯坦也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相反，像米瑟斯这样一位丝毫不向所谓的“新经济学”作出妥协和让步，并且把凯恩斯主义视为已有上百年历史的通货膨胀的错误理论的新翻版的著名学者，在美国的“一流”大学的眼中，是不可接受的。
此时，米瑟斯跌入了他个人生活的最低点。但是，他的意志力和知识分子的勇气依然顽强旺盛，他并没有被逆境摧垮。当时他住在贫民窟似的最简陋的房子里，依靠自己的积蓄维持生活，并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这本胸怀坦荡、真实感人的回忆录直到他逝世五年之后才得以发表。直到1941年初，米瑟斯的境况才开始略有改善。通过他过去的学生约翰·范西克尔的介绍，米瑟斯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得到了一笔微薄的年度奖学金。后来，这个奖学金一直延长发放到1944年底。由于奖学金的资助，米瑟斯完成了两部著作的写作，即《万能的政府——极权国家的兴起和总体战》和《论官僚主义》。在《万能的政府》这一著作中，他分析和研究了国家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德国的崛起过程，揭示了纳粹党的民族社会主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资本主义主张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他着重强调了民族社会主义现象是德国传统的国家主义的继续。米瑟斯的这一著作是对后来信誉丧尽，但在当时却风靡一时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弗兰茨·诺依曼（此时他正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提出的关于民族社会主义是德国大工业家们为了从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的论点所发起的首次抨击。他在此间撰写的《论官僚主义》一书中，系统地分析了私有制经济的官僚主义——即以赢利为目的的，同时又受到亏损威胁的企业官僚主义的经营管理——与国家官僚主义——即依靠税收提供财政来源而进行的生产或劳务的管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在同一时期内，由于纽约（时代）杂志负责经济政策的专栏“社论主笔”、美国著名的经济新闻记者亨利·黑兹利特的推荐，米瑟斯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世界经济问题的论文。这些论文引起了美国制造商协会的重视。应该协会的邀请，米瑟斯成为协会行动准则委员会的成员。他从1943年至1954年在该协会持续十一年的活动中结识了许多信奉市场经济的著名企业家。1945年，米瑟斯应邀到纽约大学（NYU）担任临时客座教授，从此，他又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从1949年起，到以87岁高龄、作为全美国年资最高、学术活动最为活跃的教授退休为止，他终于从一位临时客座教授变成了拥有终生的、全位置的客座教授。令人感到极为惊讶的是，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米瑟斯的薪水并不是由他执教的大学，而是由一家私人基金会——即威利安·福尔克基金会支付。尽管如此，或许恰恰因此，纽约大学始终把米瑟斯视为一位二流教授。
七
1949年，米瑟斯发表了厚达上千页的长篇巨著《人类行为》。在这部科学巨著问世之际，亨利·黑兹利特在为《新闻周刊》撰写的一篇评论中写道，“简而言之，《人类行为》是一部有史以来最不妥协、最旗帜鲜明的捍卫资本主义的著作。如果有一本书能够阻止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主义在过去的年代里造成的意识形态泛滥成灾的状况的话，那么，《人类行为》就是一本这样的书。”该著的前身是米瑟斯著写的《国民经济学》，由于时间的推移，《国民经济学》这部著作已经从德文的书市上完全消失，原书亦绝版，那位出版此书的瑞士出版商在印行了这部著作之后不久，就因战乱而破产。《人类行为》是一部难度极大的纯理论著作，它的问世无疑是出版业的一个巨大成就。尽管这部著作遭到了在美国各名牌大学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些信奉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知识分子的激烈攻击和无情批判，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无法阻止《人类行为》不断地——至今仍然如此——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其发行量历经四十年而不衰，出版商除了印行了精装本外，还增印了简装本。
更重要的是，米瑟斯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科学精英层同欧洲的知识界一样，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具有浓厚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他们从政府的税收中获得资助和津贴，因此，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国家主义者。要想改变这种表面上看来无法阻挡的国家主义倾向，唯一的办法是直接地、不经任何中介或过滤地向广大读者全面地阐明这一事实。《人类行为》以其清晰明快的语言、系统的构思、以及米瑟斯特有的、对人类行为学中的公理演绎法的运用，逐步深入的逻辑论证，圆满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人类行为》的读者范围以及因这部著作的影响而变成米瑟斯主义者的人们，从当年到如今，包括了所有社会阶层和处在各种不同生活环境中的人，学者、大学生、企业家、牧师、记者、律师、医生、工程师和家庭妇女。后来，这部著作被译成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中文和日文。米瑟斯和他的《人类行为》这一著作的影响范围从一国扩展到全世界，从而形成了一场以“奥地利学派”和“奥地利经济学派”为代表的国际性的知识分子运动。
《人类行为》一著的出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和《货币和信贷理论》这两部著作在五十年代的再版和发行量的扩大。1957年，米瑟斯又发表了另一部著作《理论与历史学——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解释》。这是继《人粪行为》之后他最钟爱的一部著作。在该著作中，米瑟斯再次深入全面地阐述了经济学、经济法则与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及其对世界的解释这两类学科之间的关系。他把经济学和经济法则视为一门演绎科学，一种先验的、真实的陈述以及一种不容置疑的预言。把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及其对世界的解释称之为是一些建立在对行为意义（Handlungssinn）的“理解”（这个理解是W·迪尔泰斯和M·韦伯定义的理解）基础上的，始终“只有”非先验性的真实陈述，并且不断提出“单纯的”推测性预言的学科。米瑟斯在此韦中阐述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受到了系统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批判。六十年代初，米瑟斯的《自由主义》和《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这两部著作的英译本在美国发表。1962年，年愈八旬的米瑟斯又发表了他的新著《经济学的根本基础》，从而在哲学领域内完成了他对实证主义以及波普尔理论的最后一次清算。
米瑟斯在撰写以上著作的同时，还非常活跃地从事教学工作，应邀作专题讲座、报告等等。1948年底，他再次发扬了他在维也纳举办私人研讨会的传统，开始在纽约大学每周举办一次“经济理论研讨会”。从此，他二十多年坚持不懈地举办这个研讨会，直到1969年才因年迈体弱而停止这项学术交流活动。“经济理论研讨会”的参加者既有正式大学生，也有非正式的听众。居住在纽约附近的一些米瑟斯的崇拜者，如青少年和退休老人，企业家和家庭主妇，新闻记者和法律学家，成果卓著的学者或即将成名的学者都纷纷与会，济济一堂。与维也纳时期相同的是，后来从纽约研讨会的圈子也涌现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家。其中有如今在纽约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伊斯雷尔·柯茨勒尔；如今在内华达大学当经济学教授的大名鼎鼎的默里·N·罗思巴特；有“奥地利学派”的领袖人物、米瑟斯的继承人拉斯·维加斯。当年以中学生的身份闯进米瑟斯的研讨会、后来在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教授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如今已是历史学家的拉尔夫·雷科教授是如此描述米瑟斯的魅力的：“米瑟斯具有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他阐述的问题像笛卡尔的学说一样清晰明了（他以深入浅出的语言，简单明了的例子来说明复杂的学术问题，只有真正的大师才能如此驾轻就熟）；他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目光都充满了对理智的崇敬；他以礼貌、友好和理解的态度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即使对初学者也依然如此；他的演讲充满了知识和睿智，幽默风趣，人们说，米瑟斯是一名在大都市中成长起来的学者，既像柏林人，又像巴黎人或纽约人，但更具有维也纳人的那种温文尔雅的特点。这一切都使我有理由说，我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就结识了伟大的米瑟斯，他为我的一生树立了一个精神典范，告诉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完美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典范在其他一些学者中间是永远无法找到的。与芝加哥、普林斯顿或哈佛等大学的那些才智一般的教授们相比，米瑟斯的水平无人能够超越（当然，用米瑟斯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教授似乎并不公平，因为他们与米瑟斯是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人）。”
1947年，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和W·罗普克发起成立了由一批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国际性的学术组织——蒙·佩尔兰协会。米瑟斯也是该会的创始人之一。直至六十年代，他定期参加协会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年会。他满意地看到参加这一协会的学生和朋友中的一部分人走上了战后欧洲各国的最高领导岗位，其中，路德维希·艾哈德担任德国经济部长；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和W·罗普充任艾哈德的顾问，路易基·艾纳乌迪成为意大利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雅克·吕埃夫担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经济顾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芝加哥学派”在蒙·佩尔兰协会里的影响越来越大，协会不断地向国家主义路线靠拢，并且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知识分子乐于妥协的弱点，这一切，使米瑟斯的失望感与日俱增。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对国家实行货币垄断以及发行不能兑现的纸币等政策的狂热捍卫者，他主张由国家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实行低收入补助，无保留地赞成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他还竭力主张实行累进收入所得税税制，并以此作为调整收入的平均再分配的工具。米瑟斯对弗里德曼以及芝加哥学派进行了极为猛烈的批判，他甚至当着众人之面毫无惧色地将他们斥之为一群社会主义的信徒。
1946年，一些私人捐助者为了传播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集资并赞助成立了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米瑟斯也是这个基金会的成员之一。基金会会址设在哈德逊河畔的一个名叫欧艾顿的乡村中，离米瑟斯在曼哈顿的住宅只有近一小时的汽车里程。他定期到基金会为大学生、学者、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经济学爱好者授课、作报告、举办研讨会，他坚持不懈地举行上述活动，历时长达二十年之久。此外，由于他与美国制造商协会的密切联系及与威利安·福尔克基金会之间的关系，请他到美国各地的基金会、协会、各种团体以及各大学作报告的邀请信如雪片般飞来。随着这些频繁的邀请和米瑟斯的杰出演讲，他的声望与日俱增，其演讲和报告的旅程从全美国的范围扩展到欧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地。
由于多年来患有重听耳疾，1969年，米瑟斯终于告别了他的大学讲坛。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的体力明显不支。1973年l0月l0日，结束了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度假旅行刚刚返回美国不久的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在纽约与世长辞，享年92岁。
八
同他在奥地利的经历一样，在他的第二故乡——美国，米瑟斯最终也没有从根本上成功地改变政治发展的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社会向福利国家方向的转变进程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这一进程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发展较快，在共和党执政期间发展较慢。但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其发展方向总是相同的。与当年在奥地利（包括德国在内）的情况不同的是，米瑟斯成功地使“奥地利经济学派”在美国的大地上扎下根来。该学派的成员不单由科学家组成，而且还包括许多并非从事科研工作的普通群众。在各种流行的学术模式的兴盛与衰败的不断更替之中，奥地利经济学派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始终昂首挺立，成为思想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在他逝世的时候，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一致公认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这位奥地利人——是彻底的反对国家主义，主张意志自由和保守主义运动及文化运动的杰出的知识领袖。这场反对国家主义、主张意志自由和保守主义的思想运动及文化运动最初发韧于反对罗斯福的“新政”，主张维护美国的自由传统，即“古典的保守主义”（OldRight）。它使许多美国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米瑟斯是他们公认的领袖。
米瑟斯逝世之后，这场曾经由他领导的运动经历了多次波折。同其他大部分西欧国家一样，从七十年代开始，在美国的经济生活中首次出现了滞胀现象——即经济萧条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象（而以往通常是通货膨胀之后紧随而至的是紧缩信贷，因此导致萧条）。按照凯恩斯的理论，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凯恩斯认为，通货膨胀恰恰是摆脱萧条的手段！因此，到那时为止，几乎在所有美国一流大学中具有至高无上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而且至今仍未从这一危机中恢复过来。1974年，在米瑟斯逝世一周年后，海耶克因在发展米瑟斯——海耶克经济周期理论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米瑟斯的逝世以及海耶克获诺贝尔奖这两个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更大兴趣。学术界重新开始尊重并研究在凯恩斯主义鼎盛时期他们曾经置之不理或曾经遗忘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许多基金会明确表示它们愿意承担有关资助项目。有关“奥地利学派”的大型研讨会不断举行，这方面的著作成堆成捆地发表。米瑟斯当年的一些学生，后来改换门庭投靠凯恩斯学派的知名人士，如弗利茨·马赫鲁普和戈特弗里德·冯·哈勃勒尔再次易帜，宣布他们是“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或传人”。
七十年代末，尤其是里根总统的任期开始以来，人们对奥地利学派的兴趣再次下降。其间，“芝加哥学派”取代了凯恩斯学派的地位，成为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学派。为了在里根政府内谋得一官半职，一些原来的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以及从该学派得到好处的人开始同米瑟斯的思想体系、同奥地利学派的人类行为学的科学方法论分道扬镳：海耶克——这位“适度的、有节制的福利国家论”的拥护者——认为，波普尔的学说以及反理性主义是可以接受的，米瑟斯“太极端”，“太武断”，“太理性主义了”，必须将他作为“反动分子”从运动中开除出去。
自从八十年代以来，为了回击这种卖身求荣的行为，米瑟斯多年的学生默里·N·罗思巴特领导了一场思想抵抗运动。早在米瑟斯仍健在的1962年，罗思巴特就发表了《人、经济和国家》一书，这部著作奠定了他作为米瑟斯精神遗产的继承人的地位。米瑟斯为这部内容丰富、全面的著作撰写了书评，并且给予最高的评价。此后，罗思巴特又发表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和数不胜数的学术论文，因此，在学术能力和学术实力方面奠定了他本人同他极为尊敬的米瑟斯之间不相仲伯的地位。在罗思巴特的帮助下，米瑟斯的崇拜者、新闻记者卢埃林·H·罗克韦尔于1982年在亚拉巴马的奥本大学建立了一所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研究所，该所的全部建所费用和活动经费均由私人捐助。研究所通过它的一系列活动，如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教学研讨会、资助奖学金生、出版书籍、发行学术杂志和通俗刊物等等，为人们创造了学习和倾听自由社会思想的场所和机会。研究所再次出版了米瑟斯在几十年前发表的著作《自由主义》。在这部任何时候都具有现实意义的不朽著作中，米瑟斯明确无误、言简意赅地指出，私有制以及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互利互惠的商品交换是人类的道德伦理和经济繁荣以及人类幸福的基础；政府的唯一职能保护私有财产、私人产权以及实行与此密不可分的市场经济，政府既不能干预和“纠正”市场上自然形成的人们的收入分配关系和财产分配关系，也不能干预和“纠正”国民教育以及教育事业，政府不应当拥有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随时并任意地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必须贯彻实行自由贸易的主张，在国际范围内实行金本位制。
上述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今，由米瑟斯发起的自由主义思想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入普及、更富有影响力。米瑟斯的全部著作目前都在重新印刷和出版过程中，他的新著《论文集》也将问世。许多米瑟斯主义者目前正在美国的众多大学执教，很多经济学家都把奥地利学派作为自已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向。大学生们对以米瑟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学习兴趣也在持续、快速地增长。奥地利学派——米瑟斯主义的影响与日俱增。如今，它在美国的公众舆论以及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已形成了一种明显的、不可忽视的知识力量。米瑟斯早就准确预言的社会主义的不可行性，由于社会主义在东欧的迅速、急剧的虚脱而得到证实，这一点，更增加了奥地利学派——米瑟斯主义在国际上的影响。
在二十世纪末行将到来的今天，尽管米瑟斯预测的美国和西欧福利国家的危机征兆越来越明显尖锐，但是，他的思想还远远没有获得全面的胜利。正如他为1962年在美国出版的《自由主义》一书撰写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我在二十五年前试图将以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原则闻名于世的社会哲学作一个归纳和总结的时候，我并没有奢望我的这些论著将能阻止由于欧洲各国公开奉行的政策所导致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和灾难。我仅仅是想借此为那些正在思索的少数人提供一个学习古典自由主义的目标及其作用的机会，以便使人们在经历了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和崩溃之后，为重新树立自由的精神铺通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