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这样一个人在评价盖苏和米诺瓦的神学家的观点时，并非以他的个人表现，而是以他那个时代的伟大成就为依据，因而若是没有论证和解释，他很可能不愿意接受他们对这些成就所下的判断。

    另一方面，对德国天主教学者的打击，似乎会确保那些为欢庆胜利而聚集一堂的罗马神学家轻而易举地取得对其他各国学者的优势。弗罗斯查默的例子似乎可以用来检验对于他的同胞——惟一显得忐忑不安的作者群体，同时也只有比另一些人更加坚持自己的自由——实施控制可能达到的程度。但是对这可能性的猜测也许只会证明他的如下想法：他是被挑出来当作实验对象，意在证明一条将被确定的重要原则，所以他有责任在他的教理错误被证实之前，反抗权势对自由权所施加的颇有问题的侵害。因此，他拒绝做出教会要求他的起码让步，一份针对他的教令按照通常的方式宣布。于是他被告知——虽不是由罗马——他被革出教门。这项政策给天主教科学的自由带来了严重问题，从而推动了对权威采取限制的新理论的诞生，他的名字便同这个理论联系在一起。在人类的世俗事务上有必要假定，在一个基督教国家里，有关道德准则和法律传统的知识是不可能死亡的。具体的权威会犯下错误，判决可能因不服而受到上诉，法律也许会被废除，但全体人民的政治良知不可能无可补救地丧失殆尽。教会拥有相同的权利，但其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它存在的直接目的在于维护一套明确的真理，有关真理的知识是它决不能丢弃的。因此，无论什么样的权威都表示，人们必须接受它所保管的那种知识。但并不存在任何能够使人们获得可立即得到证实的知识的机构。一次公会议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普世性，教皇身份具体到个人而言也不是永无谬误。前者必须等候认可，后者则一错再错，因此每条教令都需要得到初步的检验。

    受到审查的作家首先可能作出表面的屈服，或者是出于教律的考虑，或者是因为他的信念太脆弱，承受不了权威所施加的重压。但是倘若争论的问题比秩序的维护更重要，倘若他的信念又十分坚强，他就会质问谴责他的权威是否道出教会的声音。如果他发现它做到这一点，他就屈服于它，或是放弃天主教信仰。相反，如果他发现它并未做到这一点，而是仅仅反映着权威的意图，他就会不顾反对，遵从自己的良心，忠实地追求至高无上的真理，坚持自己所信仰的东西。任何权威都没有权力将谬误强加于人，如果它对抗真理，那就必须坚持真理，直至它为权威所认同。现在，弗罗斯查默博士的对手犯下了这样一个可怕的谬误：赋予《**目录》同教会一样永无谬误的地位。他被置于遭受迫害的处境，博得了广泛的同情。他在辩护词中继续陈述他的科学权利论，以便把教会从限制科学自由的非难中解救出来。在此之前，他著书立说一直是为了反对唯物主义和背叛，捍卫一种基督教哲学。它们的目标一直是纯宗教性的；虽然他没有深入阅读教会著作，在使用神学术语时也常常较随便，不够严谨，但是他的作品从不缺乏宽宏大量的精神。但在遭到教会遣责后，他开始致力于摧垮那施以打击的势力，维护自己未来的完全。凭借这种个人抗争的精神，他着手写出一系列捍卫自由反抗权威的作品。以下的摘要与其说体现了他的学说的大致轮廓，不如说表明了使他超越了天主教局限的那些逻辑步骤。他认为，宗教提供给哲学的不是标准而是材料，哲学最后的基础只能是我们本性的永恒真实性，这种本性不会腐化或软弱，通常是健康的，是不会欺骗我们的。人类在思辨方面产生的分歧或不确定，并不比在信仰问题上更严重。如果错误或疑问随时可能发生，科学自有办法来纠正或消除它，除了它用于自身的补救措施外，没有任何其它措施是有效的。倘若我们必须念念不忘教条，就不可能有自由的哲学了。哲学在其领域内涵盖了所有天启的以及自然宗教的教义。它借助于自己独立的眼光，对基督教一切信条的要旨进行鉴别，在每次鉴别中判断它是否是神的真理。它由此得到的结论和判断，既使与信条相抵触，也必须予以坚持。既然我们接受了与一度成为定论的神学观点相对立的天文学证据，我们也应毫不畏缩地接受化学证据，即使它可能不利于变体论。另一方面，教会依据它的信仰标准来审视这些结论，判定是否应在神学中讲授它们。但是，它没有办法确定某个观点在哲学上是否正确，也不能宣判哲学家犯了错误。这两个领域的区分恰如理性和信仰的差异。另外，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知识混同于我们的信仰，而是必须把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区别开来。这个体系可能与基督教的整套教义完全相左，然而哲学家，纵使他坚持它在哲学上是正确和确定的，仍可以继续相信所有天主教信条，并履行一位平信徒或教士所有的精神义务。因为在科学研究的确定结果和教会的真正信条之间，不可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二者都是正确的，并不存在真理上的冲突。但是，如果科学的教导清晰而又确定，教会的教义就应该加以修正。在任何时候神学都不是绝对完备的，总是需要加以修正，正因为如此，神学不能被当作检验真理的固定模式。因而并不存在反对教会统一的理由。因为新教的主要原则，即个人判断的自由，也属于天主教徒，由于不断变化的发展进程，真正的天主教教义并不会丧失所有那些为新教徒所反对的内容。

    弗罗斯查默博士在这些章节中所犯的错误，并非他个人所独有。他只是从普遍接受的前提中演绎出了某些特定的结论。把宗教真理与教会权威的意图混为一谈，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弗罗斯查默博士在陷入这种低级错误后认为，因为权威易犯错误，真理必定也是不可靠的。许多天主教徒赋予流行数百年未遭挑战的神学观点一种几乎是信条才具有的神圣性：弗罗斯查默博士把有待于最终的结论性研究的论点所具有的易变性，扩延到明确的教条。数以千计的热心人相信，在教会的明确信条和符合所有科学检验的明确结论之间将会发生一场冲突，弗罗斯查默博士采纳了这种观点，认为教会做出的任何决定都不是定论，因此它们必须让步。最后，缺乏指导的人通常把与纯粹思辨分不开的不确定性赋予历史和自然科学：弗罗斯查默博士接受了这种等同处理，但是申明形而上学具有同那些科学一样的确定性和独立性。

    在与许多目标截然相反的同伴一起开始他的旅程后，弗罗斯查默博士最近撰写了一本论述教会联合的小册子，在他的发展论中把自己和教会完全区别开。那些被他视为过分鼓吹一致性和敌视进步的反对者，激励着他建立自己的新学说，他们的矛盾也迫使他走到这样的立场上：让统一完全让位于变化。现在他断言，除了在道德和仁爱方面之外，我们的主并不希望在他的追随者中达成统一或绝对的一致，他没有制定固定的教义体系；同时，基督教信仰在特定时代可能采取的形式，并不是在将来的任何时候都具有效力，而是应不断地加以修正。他说，教会不时做出的各种定义，不应一成不变加以遵守。宗教知识的进步不是通过学习，而是通过天才取得的，并且不受传统和固定规则的影响。他坚称，不仅形式而且内容都在变化，一个时代的信念在另一个时代也许不但会得到发展，也会被人摒弃，在一成不变的教条与未有定论的观点之间划出一条界线是不可能的。

    如果只着眼于弗罗斯查默博士的功绩，促使他成为异端的原因便不可能受到多少重视。因为乍看起来他表现出对神学非常浅薄的认识，这是不可原谅的。这些认识的教训在于，它们提供了某些如今被普遍持有并很少有人反对的错误之后果的明显例证。当他发现自己受到他所来说的罗马教皇不公正的审查时，对他认为从良心上相信自己与教会的真正信仰相一致也就足够了。他本来不应当再认为整个教会染上它的统治者不能幸免的易于犯错的倾向，或把基督教的基本真理降低到仅仅是学派观点的水平。在他眼里，权威似乎代表了整个教会。因此，为了全力保护自己免受其影响，他抛弃了教会学说的首要原则。他的错误非但没有推进自由事业，还招致了一种对自由的反动，对于它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而它第一个重要的征兆尚须做进一步描述。

    1863年12月21日，教皇发给慕尼黑大主教一份发表于同年3月5日的通谕。这份文件解释说，教皇原先受人诱导，怀疑最近在慕尼黑召开的天主教大会持有类似弗罗斯查默博士的倾向，因而以一种极大的不信任来看待它。但是会议所采纳的致词以及大主教所作的报告消除了这些情绪。同时，他表达了他从会议所倡导的原则中获得的安慰，并赞许那些会议召集者们的计划。他征询德国主教们的意见，以便能够按照他们教会目前的情形，决定大会续会是否适宜。

    除了谴责弗氏学说以及对慕尼黑大会通过的条例表示认可外，通谕还包括更深刻、更广泛意义的段落，它们没有直接涉及德国教士的行为，但是与这份《评论》杂志的立场有重要关联。这些段落的要点如下：在当前社会状况下，教会的至上权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不应在哪怕是最小程度上放弃对宗教知识的绝对指导作用。对教皇和罗马教廷所颁布的教令的完全服从，不可能与科学的自由和进步相矛盾。那种挑剔经院神学的缺点和质疑其传播者的结论与方法的倾向，威胁着教会的权威。因为教会不仅允许这种神学数世纪不变地保持对自身理论的忠诚，而且极力举荐其作为信仰的最安全屏障和抵抗其敌人的有效武器。天主教作家不但要服从永无谬误的教会就信仰条款做出的决定，他们还必须服从罗马教士得出的神学结论，以及学派中得到普遍接受的观点。因而，拒绝那些决定和观点，虽非异端，也是错误的。

    因此，总之一句话，通谕要求天主教神学家的共同观点及阐释不应当向世俗科学的进步低头，神学知识的教程应受有关**目录的教令的控制。

    毫无疑问，对于这份文件中的文字，也许可以在一种与《国内外评论》以下简称《评论》的习惯表述相一致的意义上加以解释。一方面，审查的对象显然是过份的独立要求。这种要求将剥夺教皇或主教干预学术的任何权利，并且会把迄今为止仍属于神学派传统的全部重要地位，转让给近代科学不完善、因而也不确定的结论。另一方面，同所有天主教徒一样，《评论》一直主张，如果一个教会有一个机构，它就必须借助这个机构发表自己的意见；它的权威并不严格局限于它永无谬误的明确领域；它早就容许或批准、并且数世纪以来一直与时代的宗教和世俗知识相一致的那些观点，不能被科学作者的新假说轻而易举地取代，这些假说还没有证明自己与教义真理相一致。但这种看似有理的调和论，即使是诚实或可敬的，也只会遮蔽或模糊《评论》一直作为主要目标加以宣扬的那些思想。因此，按照其真实的含义解释教皇的话，而不是利用微妙的歧义来规避其结论，对任何坚持《评论》原则的人都不会赞成其意图的那些信条只从形式上表示接受——这样做不仅对教皇更尊敬，而且更有助于《评论》自身的原则，同时与它所一直倡导的精神也更为一致。

    这些信条之一是，在教会中长期得到坚持和许可的神学观点及其他观点，是在时间的磨砺中获得真知灼见，并因教皇的默许而确立了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权威地位，因此如果不是出于轻率，便不能轻言放弃；**目录所包括的全部教令具有一种权威，它完全不依赖于这些教令的制定者的学识。这种观点并不新奇，只是在当前又以不同寻常的严肃性和明确性被表述了一遍而已。但是，《评论》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于，首先，它明确承认存在着一条极深的沟壑，它在神学中把信仰领域和非信仰领域做了严格的区分，即从与教义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因此只能具有自然确定性的意见中，揭示出教义；其次，它明确承认在教会纪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实际的差别：永无谬误的权威行为不同于其批准权并不高于教会法的那些行为。根据教义永无谬误的标准无法确定的事情，暂时只能让科学来决定。此种决定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进步，只有在科学得出最终结论时才能获得绝对性。一方面，这种科学进步对于教会来说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传统观点捍卫者的反对。科学的任何进步都没有他们的任何功劳；并且，通过他们自己及其先辈的行动，他们坚持维护因科学的进步所威胁或推翻的观点。在某些情形下要求人们承担起放弃被接受的观点的责任原则，也要求人们承担起责任，在同等程度上和类似的条件下不考虑那个支持这些观点的易犯错误的权威。

    当然，罗马教廷的意图不在于否认这种责任赖以维系的教义和观点之间的差别，而是想让天主教徒对它的实际承认尽可能减至最小程度。因而，《评论》的立场引发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它创办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强化这种差别。考虑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牢记两种情况：首先，如今表现得如此强烈的对抗，一直就为人所熟知和承认；其次，通谕的任何内容都不是直接针对《评论》。如同以往一样，《评论》在通谕之前就明确反对罗马的主张，并且像以前一样免于审查。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它实际上从未对权威表示同情；在现在的表面冲突中它也没有表示同情。

    但是，罗马教廷宣布其意志时表现出的明确态度，以及它率先采取行动这个事实，似乎是为了得到拥护，并向所有那些表达了与通谕相反的观点的人们传递具体的警告。一份不仅表达这种观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的期刊，对于这一重要行动给它造成的新处境，不可能拒绝审视。因为一期《评论》的行为与单独一本书的创作相比，更多涉及到与教会体制的微妙关系。当作者所捍卫的观点被罗马否定时，他可以作出让步，如果意志坚定，他可以平静地听任自己的著作去碰运气，以其优点去影响读者。但是这种消极态度对于一本书的作者而言无论怎样正确和适宜，却不适用于《评论》的情况。定期地重复那些被否定的主张等于傲慢和反抗，并可能招致更明确的措施。从而得到的结果将是迫使权威更加坚持一种观点——一种也许在别的情形下不被坚持或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的观点。一项为之承受了一场斗争并饱尝精神上的种种不幸的事业，是很难被人放弃的。在一本孤立的著作中，作者只需探讨他所感兴趣的主题，与教会权威不一致的地方可能并不突出，从而引不起关注。但一份连续发行的《评论》，若采取这种节制的态度，反而会使它坚持回避的论题更为突出。而若在世人面前表明它所持的立场，等于是请求读者在教会和它自己之间进行取舍。它无论得到什么样的认可和同意，都会给教廷的权威和尊严造成重大损失。它只能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利用它所引起的丑闻上。

    但事实上，它的成功不再能推进真理的事业。因为在与天主教广大教徒的关系中，罗马教廷是什么?它的力量何在?它是教会的器官、喉舌和头脑。它的力量在于与信徒的普通信念相一致。当它代表着一个时代或绝大部分天主教徒的一般知识和见解时，它的地位不可动摇。它根源于这种普遍支持的力量，使直接的对抗变得毫无希望。因此这样做是没有教益的，它只会造成分裂，引起反动而不是改革。试图影响它必须首先影响给予它力量的东西，必须影响它的成员以便影响它的首脑。如果天主教徒的一般观点没有改变，罗马教廷的方向也不会改变。一俟观点发生变化，罗马也会对变化表示赞同。教会体制是建立在教会的共同观点上，并通过它而运作。它不能脱离广大信众，只与高明的少数步调一致。它缓慢、谨慎地追随着广大信徒的观点，有时是以拒绝和驳斥开始，而以完全采纳告终。因此，与罗马的直接抗争会造成恶劣的前景，或至多不过是一场毫无结果、无利可图的胜利。硕果累累的胜利来自于天主教徒群体在知识、观念和信念上的逐渐演变，这种变化到了一定时候将克服抛弃成规的优柔寡断，同时以不为人察觉的步调迫使传统的代言人与它置身其中的新环境相适应。公共意见缓慢、平静和间接的行为推动了罗马教廷的改革，这一切既不会产生任何破坏道德的冲突，也不会导致丧失体面的屈服。这种行为基本上是在较为严肃的科学著作推动下进行的。科学著作所接受的审查并不涉及实质性问题，虽然它可能常常涉及足以决定一个特定事例之道德正当性的问题。

    绝对不能夸口说，《评论》代表了大多数天主教徒的观点。罗马教廷在天主教著作的义务问题上所坚持的观点一直得到他们的支持，这种观点与《评论》历来坚持的观点是非常不同的；它在教会中如果不采取一种新的立场，也不可能放弃那种观点。对于另一方来说，只能企盼它保持缄默和忍耐，而且它也一度同意这样做。但这种情形已不复存在。如今，宽容被断然放弃，罗马学说的论敌受到挑战，被要求作出让步。

    如果要求对其做出让步的观点是新提出来的，或者现在被挑明的反对派是历来就受到怀疑的反对派，那么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良知问题上要对罗马教廷的权威进行限制，以及接受它所鼓吹的观点的必要性或可能性。但实际上从未提出这些问题供人们考虑。人们一直承认存在着现在所宣称的分歧，而这份《评论》的领导者也不能作出让步以同意通谕中提出的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方针不可能被采纳。摒弃那些经过充分讨论并得到真诚坚持的原则是错误的，而恶语攻击与它们对立的权威也是错误的。并没有因为两者的对立，这些原则便失去了正确性，权威也失去其合法性。不对这个教令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审查，就让理智和良心作出让步，或因为权威被滥用便抛弃权威，这两种做法同样都是罪过。一方是背叛了道德，另一方是背叛了信仰。将维护宗教真理的全部责任抛给教会戒律的执行者，并不能使良心得到解脱，干脆叛教也不能让良心释然。因为教会既不是个独裁机构，其教徒没有权力表达他们的信念，也没有实施合法控制的手段；也不是一个无政府组织，其司法与行政权力缺乏公民社会中的那种权威——那种即使在无法使人们相信其行为的正义性时也要求人们服从的权威。

    一份天主教期刊不懈地努力挫败罗马教廷的公开意志，并不断挑战其权威，天主教徒想到这种做法将会引发的灾难，不感到惊恐是不可能的。这份《评论》的领导者拒绝承担这种立场所带来的责任。如果这种责任被接受了，《评论》也就不代表天主教的任何派别了。但是对它而言，这种代表性就如同它所宣扬的观点和它所掌握的笔杆子一样，是至关重要的。只代表科学或只代表宗教的定期出版物并不少见。但《评论》的鲜明特点在于它企图表现两者的统一性。人们关注它的观点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它们本质上是天主教的观点，毫也不逊于它们在科学上的真实性，与权威的声音相比，它们更令人信服地反映着教会在知识问题上的真正精神。它的目标是阐明宗教和世俗知识的既定结论之间存在着和谐的关系，表现科学方法与教会运用的方法之间真正的和解及友善。教会的敌人拒绝承认那种和解和友善，而它的朋友还未学会如何理解。长久以来，它们为我们大多数主教所否认。如今它们为罗马教廷所拒绝，而这对于《评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不再支持它们，《评论》将失去其存在的全部根据。

    因此，在通谕的告诫下，我不会招惹教会权威，以致使它更加明确地拒绝那些对确保它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施加影响来说十分必要的原则。我不想挑起一场冲突，那只会让世人相信，宗教与当今时代的进步中所有正确和真实的成份都不能和谐相处。但是我愿意为了捍卫《评论》的原则而牺牲它的存在，以便我能够把对合法宗教权威的服从与同样是出于良心对合理而必需的思想自由的维护结合起来。像眼下这个场合并没有让一位天主教徒的良知的感到困惑，因为他进行自我约束不去破坏教会和平的真正责任，恰恰在于不要宣称任何偏离或有违于自己信念的东西。如果这些责任并不是总能得到理解，至少《国内外评论》不会违背它们；它不尽完善地做了阐述的事业，利用一种既不会削弱权威的地位，也不会依靠因权威的认可求得影响的方式，在将来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对待。

    假如在教会团体内外有这样一些人(我过去听说过，现在我则确信他们存在)，他们从这份《评论》的存在中寻得了慰籍，带着充满希望的关切，注视着它顺利而短暂的旅程，确信它是一个标志，说明通过学习而在他们的头脑中积累起来、并由良心转换成不可侵犯的信念的知识，不仅得到天主教徒的宽容，而且可以被合理地当作他们教义的真正本质；他们愿意接受它的原则，作为解决他们在天主教教义中看到的难题的一条可能途径，甚至打算把《评论》的命运视为检验我们教会组织真正精神的试金石；或者他们认为，它的继续存在给了他们希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避免全体一致所造成的势不可挡的压力，在一定范围内保护知识和自由的增进以抵抗其敌对势力，也为他们自己提供某些庇护。因为它作为一种辅助力量的影响不管多么微弱，它都将因其立场而首当其冲地遭到打击，因此可以使其他人免受他们所担忧的审查。当他们不愿暴露他们自己的思想时，他们从它的自信中受到激励，从它的真诚中得到一种满足；或者，若它的中和精神没有满足他们的热情，他们也从它的身上发现了一种有益的限制。他们如果不是天主教徒，它则引导他们不那么苛刻地对待教会；如果是天主教徒，则它使他们对教会的忠贞更为坚定——对于所有这些人，我想说，它所赞成的原则不会随着它的停办而消亡，而是会找到它们的坚定不移的拥护者，并在某个注定的时刻取得胜利。真理，在最终证明它本身是教会教义的合法产物之前，不得不在前进的道路上苦苦挣扎，摆脱敌对习惯和传统的层层围截，不仅要从公开的敌人那里，而且要从不足以保卫它们的友善教徒中，把它解救出来。从教会建立之初，这就是它的本性的一条法则。可以说，在每一项艰辛的事业中，先声夺人的总是那些对分歧没有影响的人，而真正的胜利者好比罗马军团的特里阿里人，总在后面耐心等待，毫不动摇，直至危机召唤他们前行。

    这样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欧洲大陆的教士们为宗教学识所作出的一切努力，为如今那些遭到质疑的真理提供了证据，而一位天主教徒所写的每一本有关真正科学的著作都壮大了它们的力量。伟大作者的榜样比许多学术讨论使他们的事业变得更为强大。当分裂天主教徒的对立原则得到清晰的阐释后，理论的使命便告完成，《评论》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做完。剩下的事情是，已被理解的原则应转变为实践，应当从争论的场所转变为著述的道德法典。在那种情形下，它们的有效性将会得到承认，它们将不再是令人恐惶的对象。那些因为听到他们的方法陈旧徒劳无功而感到愤慨的人，经验将使他们认识到，另一派的工作对宗教所作的贡献，比他们自己企图完成的贡献更为重要，实践将赢得被理论所否认的同意，人们将学会在果实中品评胚芽未揭示给他们的价值。因而，对于那些对罗马教廷的声音表现出恶意的欣喜或不公正的沮丧的人们，我要为他们的思想指明天主教知识发展的前景，它已十分强大，既不会被阻止也不会被消灭。倘若《国内外评论》的精神确实激励着那些与它志同道合的人，则它的消失既不会动摇他们的原则，也不会动摇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的希望。它只是一个永不消灭的思想之局部的和暂时的体现，是一盏仍在平静的教会思想家心中驻留和燃烧的明灯所反射出的一缕微光。

    [1]这篇论文首次发表于The

    w

    Series，Ⅳ(January，1864)，209-44：重印于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London，MacmillanCo.，1907)，pp.461—91．

    [2]

    uvelle

    edittion(Pads：Didier)．

    [3]

    Ibid，April

    12 and June 25，1830．

    [4]

    Ibid.，March

    30，1831．

    [5]

    Ibid，May

    8 and June 15，1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