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速率方面的距离太大，那么提出上述问题或许还有些道理；但是，只要社会分层持续存在而且收入金字塔的每一台阶都以某种合理的方式为人们所占据着，那么我们就很难否认贫困者或弱势者会在物质上受益于其他人先行致富这一事实。

    那些反对我们主张的观点乃源出于下述误解，即那些领先者占有了对某些东西的权利，而根据此一权利，他们独享了原本可为大众所享用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从如何重新分配由过去的进步所达致的成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不是从我们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所促成的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这种反对观点就是有道理的。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一些群体先于其他人而发展的现象，显而易见，实有利于后进者，同理，如果我们能够以极快的速度汲取或利用较为先进的知识（这些知识乃是一些在某一先前不为我们所知的大陆上的其他人士在更为良好的境况下获致的知识），那么我们一定会受益无穷。

    ５．当平等问题涉及到我们自己社会中各阶层的成员的时候，我们很难以一种情感不涉的方式就这个问题做出讨论；当我们从较为宽泛的角度（如从富国与贫国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平等问题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认识到这个问题讨论中的复杂性，我们就不会轻易地为下述观点所误导，即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某种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从其所属群体的收入中分享一确定的份额。虽说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从彼此的努力中获益，但我们却显然没有理由视世界之一切创造物为集体统一努力的结果。

    当下的西方人在财富方面要远远富足于非西方的人，这是一个事实；虽说这个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讲乃是资本更大积累的结果，但是细究起来，其主要原因却是西方人以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运用了知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西方国家不给出如此之强的领先示范，那么那些正在力图达致西方国家当下生活水准的较贫穷的或“不发达”的国家的前景就不容乐观。再者，如果在现代文明兴起的过程中，有一个世界性的权威机构不许某些地区领先其他地区大多并确使每一发展阶段上的物质利益能平均分配给世界各国，那么世界的发展前景显然会因为如此的安排而比实际发展进程糟得多。在今天，一些国家仅在几十年内就能达致西方国家耗用了千百年时间才得以达致的物质生活水平，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它们的进步之路因西方不曾被迫同其他国家平分其物质成就（亦即西方未被拖拉住后腿，能够先于其他国家而发展起来）而变得更为平坦和便捷了吗？

    西方国家之所以较富有，可以说是因为其拥有较发达的技术知识（Technological

    knowledge），然而，西方国家之所以拥有较发达的技术知识，则是因为其较富有。那些经由先发达国家耗费大量经费、时间、精力等而形成的无偿赐予性知识（free

    gift knowledge），则使那些后发达国家能够在耗用远比此少得多的代价的境况下达致与西方国家同等的水平。的确，尽管后发达国家可能不具有自生自发性进步（spontaneous

    progress）的条件，但只要有一些国家在领先，那么所有的后发达国家就能够随后继起。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正是那些并不自由的国家或群体也能够从自由产生的诸多成就中获益，构成了自由的重要性未能得到较确切理解的诸原因之一。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而言，文明之进展始终是外部影响的结果，而且，由于受助于现代沟通之便利，这些国家也不致落后太多，尽管绝大多数发明或创新都源出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我们决不应当忘记的是，苏联和日本的发展依赖于努力仿效美国的技术已有多时！只要有人提供了大量新的知识并进行了大量的试验，那么人们甚至有可能在认真考量以后，以那种能使其群体的绝大多数成员在大约相同的时间并在相同的程度上受益的方式，运用所有这些新的知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虽说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也能够获致此一意义上的发展，然其进步却基本上是寄生性的，亦即依附于那些业已付出代价的国家或社会所获致的成就的进步。

    在这一方面，最值得我们牢记的有两点：一是能够使一个国家在此种具有世界性的发展中起领导作用的因素，乃是其在经济上拥有最为发达的阶层，二是试图经由主观设计而铲平贫富阶层之间差距的国家，定将断送其在这种世界性发展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大不列颠所显示之悲剧便是此一方面的一个范例。在此之前，大不列颠的各阶层曾因下述事实而获益，即具有悠久传统的富有阶层所要求的乃是具有高品质和高品味的产品，而这恰恰是他国所不及的，因此英国逐渐能够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其产品。然而，英国的领导地位，后来却随着那个在生活方式上为他国模仿的阶层的消失而丧失了。英国的劳动者用不了多久就可能会发现：一是他们之所以在过去能从其社会中获益匪浅，乃是因为在他们的社会中有许多成员都比他们富有；二是英国的劳动者之所以在过去比其他国家的劳动者领先，部分原因乃是英国的富有者同样比其他国家的富有者领先。

    ６．如果从国际层面来看，甚至国与国之间在财富方面的巨大不平等，都可能对所有国家的进步产生重大助益，那么我们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群体或阶层间的不平等，会有助于所有群体或阶层的进步这一点还能有什么疑问呢？就一国而言，其总体发展速度的增进，乃是凭靠那些突进最快的人士来实现的。即使一开始有许多人都很落后，但是用不了多久，先行者打通发展之路的累积效应就很快会促进他们的发展，并能使他们在发展的进程中维系其地位。在一个拥有许多富有者的社会中，其社会成员事实上享有着很大的优势地位，而这种优势则是那些因生活在贫困国家而无法从富有者所提供的经验和资本中获益的人所不具有的；因此，用这种境况来证明个人有权对其所属群体的收入主张更大份额的正当性，显然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在一般情形下，事实似乎的确如此，在迅速进步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它所具有的对于落后者的累积性助益，将大到足以使他们的进步速度趋近原来领先者的进步速度，因此领先者与后进者的进步长期速率将趋于拉平。美国的经验似乎至少证明了一点：较低阶层者地位的提高，一旦加快了速度，那么向少数富有者提供物品也就不再成为产生很大收益的主要来源，从而这方面的工作也就让位于那些导向满足大众需要的各种努力。因此，那些一开始促使不平等现象自动升级的各种力量，到后来便趋于削弱这种不平等。

    因此，对于采用凭空设计的再分配的方式来减少不平等和消除贫困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一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进路：一是从长远的立场来看，另一是从短期的立场来考察。在任何特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通过将我们从富有者那里获得的财富提供给最贫穷者的方式来改善他们的境遇。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按这种方式而将贫富者在进步过程中的地位拉平的作法，能够暂时使各阶层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但用不了多久时间，这种作法便会延缓整体的发展速度，甚至还会在长期的进程中阻碍落后者或贫困者的进步。晚近的欧洲经验在很大程度上确证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一方面，原本进步迅速的富裕社会因采取了平均化的政策而变成了静止的（如果还不是停滞的）社会，而另一方面，原本贫困但奉行竞争政策的国家却变成了极具动态且进步的社会。就这一点而言，大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等推行高度福利政策的国家与西德、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之间的表现，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福利国家现在也开始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对此需要证明，那么高度福利国家的上述试验就可谓是一例：将某种相同且平均的标准强加给所有的人，无疑是使一个社会处于静止且不发展之状态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或者只允许最富成就者享有略高于平均数的标准，无疑亦是延缓进步速度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就未开化国家的状况来看，每一位公允的观察者都可能会承认，只要其全民仍处于同等低下且停滞的生活水准，其地位的改善就不会有什么希望，因此其发展的首要条件乃在于他们当中的少数人应当较其他人先行发展起来；然而，颇为奇怪的是，竟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以同样的方式去看待较发达的国家中与此类似的问题。当然，如果一个社会只允许操握政治特权者发展，或者先行发展者能获致政治权力并运用此一权力去阻碍他人的发展，那么它就不可能比平均主义的社会为优。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所有旨在防阻少数人发展的阻碍因素，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也是阻碍所有人进步的因素；而且这些阻碍因素也并不会因为它们能满足大众一时的情绪而减少其对大众真正利益的侵损。

    ７．就西方发达国家的状况言，人们有时会指责说，它们进步太快且太限于物质层面。速度太快与范围太局限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很可能是密切勾连的。一般而言，物质迅速进步的时代，很少是艺术的辉煌鼎盛时代，而且艺术及智识努力的珍贵极品和华贵品味，往往都是在物质进步的速度延缓的时候出现的。无论是１９世纪的西欧，还是２０世纪的美国，都不是其艺术成就的灿烂时期。但是，那些并不具物质价值的作品的盛产，似乎又是以经济条件的先行改善为其前提的。一般来讲，在物质财富增长极为迅速的时期以后，人们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转向对非物质活动的关注，或者说当经济活动不再能够提供迅速进步的魅力的时候，一些最具天赋的人士亦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转向追求其他价值的实现。

    当然，上文所述只是致使许多人对物质迅速进步的价值持怀疑态度的一个原因，甚至有可能不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我们还必须承认，我们尚不能断言大多数人对进步的所有结果甚或大部分结果都持欢迎的态度。在多数人看来，进步乃是一非自愿的事情，它虽说给他们带来了许多他们所欲求的东西，但却也迫使他们接受了许多他们根本不想要的变化。关于参与进步进程的问题，个人毫无选择的余地，唯有参与一途可循；进步虽说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同时也剥夺了许多他们所欲求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往往是他们最感亲切者和最为重要者。对另一些人来讲，这种进步纯属一悲剧，而那些倾向于依赖昔日进步之成就而生活但却不愿意参与进步之未来进程的人则认为，这种进步与其说是一种福音，不如说是一种灾难。

    在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时代，总是有一些群体过着一种或多或少静止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经数代人的相传而无所改变。他们的这些生活方式可能会因种种发展而受到突然的威胁，但是，他们却对这些发展的进程方向又毫无作为；因此，不仅这些群体的成员而且常常还有一些外界人士，都希望他们的生活方式能够得到维护。欧洲的许多农民，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农民，便是一范例。这些农民非常珍视他们的生活方式，尽管这种生活方式已不可能再获发展，尽管这种生活方式的存在也已因太过依赖那种始终处于变化和发展状态之中的都市文明而无力再依凭自身的能力维续下去。然而，保守的农民，一如其他人，其生活方式都是由此前的另一类人创生的，这些人曾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创新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创新而迫使那些属于更早时期的文化状态的人接受了他们的新生活方式；当年游牧民对那种以圈地的方式侵扰其牧场的做法就可能大加抱怨，这可以说无异于后来的农民对工业的侵扰所给出的指责。

    这些人必须屈从于种种变化，而这便是进步的部分代价；这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不仅是大众，而且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每一个人，都被文明之发展而引入了一条并非出自其自身选择的道路。如果大多数人被要求对进步所引发的各种变化发表他们的意见，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希望消除进步的许多必要条件和许多不可避免的后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做法最终会扼杀进步本身。此外，我还听说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多数经由审慎思考而做出的投票决定（与某个统治精英做出的决定不同），可以裁断是否应当做出这类牺牲或做出哪类牺牲，以实现自由市场社会所能达致的更好的未来境况。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人们实际欲求的大多数东西的实现，可以不依赖于这种进步的持续性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这些人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会通过阻止那些他们并不即时同意的后果的发生而终止这种进步的持续性发展，而这最终会致使人们的大多数希望无从实现。

    最后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我们在今天可以提供给少数人的所有舒适条件，或早或晚都能为所有的人享用。诸如个人服务之类的舒适条件，就显然不可能推及大众。它们属于通过进步而可以剥夺的那些优越条件，即使为富有者所拥有也不例外。但是，少数人所拥有的大多数便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确能为其他人所享用。实际上，我们力图减少现下痛苦和贫穷的所有希望，也都是建立在此一期望之上的。如果我们放弃进步，那么我们也就势必要放弃我们现在所希望的一切社会改进措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们所欲求的在教育及卫生健康方面的一切进展，以及我们对于至少大部分人应当达致他们为之努力追求的目标的希望，亦都取决于进步的持续性发展。我们必须牢记：阻碍领先者进步，很快就会变成对所有其他后进者的进步的阻碍，而这种结果乃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８．上文主要关注的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或那些被我们认为是我们自己文明的成员国的问题。但是我们还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昔日进步的结果——例如，知识及种种成就以一种极为迅速且便捷的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已把我们置于了一种毫无选择的境地，只能继续高速的进步。除此之外，在我们的目前状况中，还有一个新的事实也在迫使我们继续向前进步，这个事实就是：西方文明的种种成就已然成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欲求和妒羡的对象。不论从多么高深的观点来判断我们的文明是否真的比其他的文明更优秀，我们都必须承认，西方文明在物质层面的成就，实际上就是所有渐渐了解西方物质进步的人士所需求的。这些人士也许并不希望全盘接受我们的文明，但确信无疑的是，他们却希望能够从中择取所有适合于他们的东西。我们可以为下述事实感到遗憾，但却不能无视它，这个事实就是：即使在那些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文明支配着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领导权也几乎全部都落入了那些努力采用西方文明的知识和技术的人士的手中。

    尽管从表面上看，当下有两种类型的文明似乎正在彼此竞争，以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依归，然而事实却是，这两类文明对大众所做的允诺，以及它们所提供给大众的便利条件基本上是相同的。虽说自由国家与全权性国家都声称其各自的方法在满足人们的欲求的方面将比对方的速度快，然而这个目标本身在他们看来却一定是相同的。这二者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只有全权性国家会明确认为自己知道应当如何获致那种结果，而自由世界只有通过其往昔的成就来表明这一点，因为就西方世界的性质而言，它们无力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任何详尽的“计划”。

    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西方文明的物质成就激发了他者的远大抱负，那么它们同时也给予了这些人以一种新的力量，亦即那种在他们认为没有获得其所应得者时摧毁这种文明的力量。由于有关各种可能性的知识要比物质利益传播得快，所以当今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在种种可能性未得到实现的时候深感不满，而这种不满却是他们往日所没有的，更有甚者，他们还会据此决定主张要求那些在他们看来是他们的权利。这些人一如任何国家之贫穷者所错误认为的那样，坚信他们的目标可以通过对既有的财富作再分配的方式而得到实现，而且他们还经由某些西方思想的启示而更坚定了此一信念。随着他们力量的增强，他们便会在财富增长不够迅速的时候强行实施再分配措施。然而，这些会降慢领先者发展速率的再分配措施，必定会导致这样一种境况，即次一轮的改善将不得不更依赖于再分配措施，因为经济增长所提供的东西愈来愈少。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人的期望，只能通过迅速的物质进步来满足。毋庸置疑的是，就他们目前的状况而言，因他们的期望未能实现而导致的巨大失望，会导致严重的国际冲突或磨擦，甚至还可能导向战争。因此，世界和平以及伴随世界和平而存在的文明本身，就必须依赖于持续的且高速率的进步。因此，在此一紧要关头，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仅是进步的创造者，而且同时也是进步的囚困物；而且即使我们希望，我们也绝不能放松悠闲下来，毫无紧迫感地坐享我们业已获得的成就。我们的使命就是必须继续领先，亦即在一条更多的人都会努力步我们之后尘的道路上继续领先。当然，到将来的某个时日，亦即当（在全世界范围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长时期的提高以后）进步之通道极其堵塞（因为后继者会赶上来，而领先者亦因此会缓慢下来）从而导使那些落后者在一段时间内仍能按过去的速度继续发展时，我们还会再一次拥有选择权，以决定我们是否愿意按此一速率领先。但是，在眼下，亦即当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还只是刚刚意识到人类有可能消灭饥饿、提高卫生条件和根治病害的时候，当他们经历了千百年比较稳定的生活之后刚刚受到现代技术之浪潮冲击的时候，当他们对这种浪潮做出第一轮回应并开始在总体上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拼命赶超的时候，我们的进步速率即使稍有减低，亦可能对我们构成致命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