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格雷是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曾任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现任伦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学院的欧洲思想教授。他在20世纪80年代所著的《自由主义》和90年代所著的《后自由主义》可以说是研究自由主义的经典读本。2000年出版的《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不仅可以视为前两本书的综合，也可以说是对自由主义深入剖析的结果，它对正统的自由主义的深刻批判回应了当代世界的多元化潮流，体现了当今人类在一些最根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体制问题上的建设性探询。

    在《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中，约翰·格雷完成了对自由主义两张面孔的素描。这两张面孔无关乎大陆自由主义和英伦自由主义的两分法，无关乎以赛亚·伯林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两分法。这两张面孔为自由主义提供了新的谱系坐标，这一坐标的设定提高了对自由主义传统的认识，加大了对自由主义的一面——也是主导的一面——批判的力度；同时对自由主义的另一面——相对边缘的一面，但却能够使面临困境的自由主义获得新生的一面——进行了挖掘。

    自由主义的思想一直包含着两个互不相容的哲学形态。在第一种形态中，自由主义是一种普遍的、理性的共识，它企图实现对全人类来说所谓最好的生活方式。在这里，自由主义是对普遍政权的规定，宽容是对理想生活形式的追求。在第二种形态中，自由主义是一种计划，企图实现不同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和平共处，它是可以在许多政权中被人们追求的共同方案。

    约翰·洛克和伊曼纽尔·康德、约翰·罗尔斯、哈耶克捍卫的是第一种自由主义，在这里，最好的生活方式、最好的价值观念已经被自由主义找到，自由主义所要做的是对不好的、错误的东西予以宽容，这样，宽容变成了对人类理解力局限的一种补救，变成了对人性固有的愚蠢、弱点和错误的相互原谅。在一致的价值观念以及一致的实现这种价值观念的体制上获得理性共识的希望，支撑着这种盛行的自由主义哲学。其实这种自由主义只是现代性的代表性标志之一，赋予有限的理性以无限的能力，确信价值观念的等级制。这种自由主义一旦相信所谓健全的理性和最高等级的价值观念被它所掌握，剩下的问题是如何让愚昧和较低等级的价值观念同化、顺应、共识到它们的框架之中。这种自由主义是古希腊哲学、基督教思想和启蒙时代哲学的回声而已——人类没有彼此冲突的善和政体，只有一种最终的善和实现这种善的政体。价值冲突是不完美的标志，而不是伦理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正常的表现。对于这种主导性的自由主义来说，最好的生活可能无法或者难以实现，但对所有的人来说，目标都是一样的。按照当今这种自由主义的正统观点，自由主义的政府不只是众多的合法政府中的一种组织形式，而是有可能始终是完全合法的政治组织。对于哈耶克、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来说，政治哲学的目的就是寻找普遍可行的理想宪法，由它规定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一套固定准则，并且这一准则只有在一种市场制度——过去大约一个世纪里在英语国家断断续续出现的那种极其独特的资本主义——中才得以实现。

    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与之相匹配的市场制度在他们的眼里成为历史的必然。尽管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经济学在价值趋向上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在将它们的理想作为普遍的准则加以推广这一方面，它们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就是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这种法律裁定式的而非共同审议式的新自由主义就是对自由主义的巨大反讽。这一乌托邦如此忽视在基本人权、自由、公正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即没有一个当代社会可以包含对于这些问题广泛而深刻的认识，使它能够作为一种“正义”理论的基础。古代社会以及自由主义从中产生的早期现代社会中的多元化、多样性对这种自由主义来说是可以宽容的，但需要以一致性来加以改造。现代性并不是始于对差异性的承认，而是始于对一致性的要求。主导性的自由主义企图消除人类的善以及实现善的方式的多样性，它所要求的一致性只是戴着宽容面具的、暗地里却一直在施压的原教旨主义的霸权而已。

    托马斯·霍布斯、大卫·休谟、以赛亚·伯林、迈克尔·奥克肖特捍卫的是第二种自由主义，在这里宽容的目标不是理性的共识，而是和平的共存。